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疾控系统肩负着流行病学调查、疫情防控等重任。早在2020年2月，就有国内专家提出要对中国的疾控系统、公共卫生系统进行改革，以应对新时代、新形势下传染病疫情防控等工作。
中国公共卫生将去向何方？这一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疾控人员收入下降、人才流失、专业能力萎缩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专家，曾光在中国疾控中心担任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长达19年，一直在疾控前线冲杀，经历了多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有很多机会跟各级决策者沟通，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因而，对中国疾控系统如何改革，他有着自己的思考。
9月26日，在腾讯新闻·中国益公司主办的“愿景演讲”中，曾光回顾了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疾控系统的历史变迁，并提出“公有、公益、公平、公开、公信”，作为下一步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财经》记者也就此话题采访过曾光，值此之际， 集结曾光对疾控系统改革的言论成篇。
疫情中的得失
在新冠病毒初现时，国家疾控中心在网上看到信息后，当天就给国家卫健委的领导打电话，沟通情况，第二天专家组团队就去武汉调查。
是谁揭示了新冠肺炎这个疾病的自然史、呼吸道传播？是谁提出要戴口罩、要洗手？是谁发现潜伏期具有传染性，是谁调查了最常见的潜伏期是14天，并且14天成为国际标准？这都是公共卫生的人提出的。
长期以来我们总说预防为主，有些地方做得不错，比如说计划免疫工作，但是整体的公共卫生体制凝聚力不够，很多骨干人才都在离开这个队伍。
比如北大公共卫生学院、复旦公共卫生学院、协和公共卫生学院，毕业生到疾控系统工作的人不到2％，而我们的系统最需要这些高智商、知识面比较广的人，需要他们有医学、公共卫生、社会医学、法学等方面的知识，有满腔热情和奉献的精神，有和决策者打交道的勇气和智慧，以及动员群众的能力。我觉得这样的人才现在确实是不可多得了。
过去有一句话叫“财神跟着瘟神走”，公共卫生过去一贯是这样，没有传染病流行了，公共卫生就会低落，重视的人就很少。
SARS疫情后，国家确实很重视公共卫生建设，那时候给各级卫生疾控系统盖楼、买了设备，对急救中心也进行了建设。但是这十年，实际上也是公共卫生滑坡的十年。
中国疾控中心面临的问题，不是话语权的问题，而是人员队伍在滑坡。“医改”十年，是疾控系统滑坡的十年，国家投入医改的经费没有落在疾控身上。
国家医改投入了那么多钱，但最终疾控系统和医院的收入拉开了差距，疾控系统人员的收入从临床医生收入的二分之一，最终滑落到四分之一，从而导致人员流失比较严重。
尽管待遇滑坡，但是在甲流防控中公共卫生人依然做出了巨大贡献。钟南山院士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和临床相比，公共卫生地位低，我觉得是这样。
我希望社会上要像关心临床医生一样关心公共卫生，尊重公共卫生的贡献，了解公共卫生都在做什么。
特别希望在新冠疫情受到控制以后，中国能开展公共卫生改革，巩固公共卫生的队伍，把中国公共卫生队伍真正建设成一支捍卫中国公共卫生安全的能够战斗的队伍。
“五公”，是公卫改革不可逾越的红线
在“愿景演讲”中，曾光直问：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这种胜利是不是说明中国疾控系统已经很强大了、不需要改革了，这么做下去就可以了？
不是的。
对公共卫生改革，习近平主席说的好，12个字：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为公共卫生改革指明了方向。
中国疾控系统改革，第一条就是：了解什么是公共卫生。
什么是公共卫生？为什么疾控系统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会发生那么多不好的变化？那些变化，就是不懂公共卫生的人在改革公共卫生。
那么，公共卫生到底是什么？公共卫生是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为宗旨的公共事业。这种公共事业和其他的事业是平行的，比如和教育、体育、交通、文化等事业，都是平行的。
公共卫生的“公”字，要大于教育，教育还可以私人办学，甚至最好的院校是私人办的，公共卫生有私人办的吗？私人办一个公共卫生中心、办一个卫生局，不可能。所以，“公”字是当头的，它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努力，预防和控制疾病与伤残，改善与健康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提供预防保健与必要的医疗服务，培养公众健康素养，创建人人都健康的社会。
公共卫生，英文public health。health是健康，public是公共的。所以公共卫生应该翻译成公共健康，但是在我们译成公共卫生。为什么？因为在早期，它没有能力做好每一个人的公共健康，只是做好对社会有影响的公共卫生大事，比如传染病流行、空气污染、食物中毒，比如老百姓的营养不良，所以叫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的特点，我总结五个“公”字：
第一，公有，只能国家买单，不能半公有半集体所有。就像军队一样，军队又要打仗又要挣钱，那不行。
第二，公平，对国民一视同仁。但是公共卫生的公平不是简单的平均，是在公平的基础上重视弱势群体。比如弱势群体，得病了，我们就重点关注他，这就是公平。
第三，公益，以公共卫生服务为职责，不以挣钱为目的。没有公有、彻底的公有，就谈不上公益，饭都吃不上了，还怎么谈公益？我觉得这个钱，必须得国家拿。
第四，公开。自SARS疫情，中国公共卫生就公开信息了，好的传统也带到新冠肺炎防控来了，不但向国民公开，也向全世界公开了。
最后，公信。现在是融媒体时代，想做到公信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喇叭，都可以广播，可以把正确的说成正确的，也可以说成错误的。疾控系统很多人都被人骂委屈了，被说不公开疫情，光发表论文，这些完全是误解。在第一线，发表论文是疾控应该做的。
为什么不向社会说有传染性？因为卫生公共系统没有这样的权力，它只有发表论文的权利。现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告诉外国，你们说中国不公开，你看我们最早的论文发表在什么时候，就告诉世界新冠病毒是有传染性的。可是老百姓对疾控的印象还没有颠倒过来，外交部发言人是颠倒过来了。
这五个“公”是公共卫生改革、疾控系统改革，不可逾越的红线。
“我非常羡慕医改”
曾光在“愿景演讲”中称：如果疾控改革是希望当地政府不花钱、不增加编制，改革是行不通的——无视疾控系统当前的困难、队伍的不稳定。
改革还是要先把问题讨论清楚。第一，改革应该怎么改？
是从上往下改，还是地方各行其是、各改各的？有些省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互相之间大相径庭。如果这么改下去，这支队伍还怎么存在？所以，必须是从上向下的改革，是一支队伍。由中央出台改革方案，稳妥。
要是地方各改各的、参差不齐，而且地方政府一旦决定以后，那就是政府行为了，再改回来不容易。
有些地方的改革，瞎子摸象似的，对公共卫生一知半解，抓住一点就改，把系统改了，不了解中国公共卫生的发展史，改革就是一个败笔。
第二，到底公共卫生系统改成什么样？有一种说法，改成一类公益单位、二类绩效管理。
什么叫一类公益单位？算国家的事业单位。为什么二类绩效管理？拿不出那么多钱，疾控还得去挣钱。有的省已经公开宣布这样了。曾光认为，这样的改革不行，违背“五公”原则，行不通的，又回到了历史的老路。
另外，从阶梯来看，有两种：一个是必须坚持一类公益单位、一类管理。如果暂时有困难，那么这些地方可以暂时作为过渡，最后还是要形成一类公益事业直接管理。
第三，疾控系统是属地管理，还是垂直管理，横向还是纵向？疾控系统现在是横向管理，问题很多。如加大了工薪差距，一类城市有钱，可以拿大量的钱投入公共卫生；可是西部地区，公共卫生问题多，地方政府却根本拿不出钱，光靠属地管理不行。
另外，属地管理造成一个问题，地方政府说了算，把一些非专业干部任命进去；地方官员违背传染病防治法，也没人追究。
如果纵向管理，可以纠正这样的问题。就像部队、铁路、气象部门一样，同一个系统，任务明确、人员统一调配、骨干发挥作用，东西部地区干部调配——东部干部多，大量到西部挂职当领导去，下面基层有很多有经验的人可以调到上层来，上层有些人缺乏基层经验可以到下面工作。这样一来，这个系统就活了。
如果是双向管理，也纵也横，也可以考虑以纵向管理为主，但是重要的干部任命、应对执法检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要纵向。
第四，经费问题。
曾光提及，前一段时间，与中编办对话时，他提出，预防为主是国家卫生工作的方针，经费和编制是能否落实预防为主的风向标，要真正做到预防为主，必须打开经费，重新考虑经费、编制。有了编制、经费，可以事业发展、凝聚人心、留住人才。
第五，医改与公共卫生改革之间的关系。
谁听说过公共卫生系统改革，听说过疾控系统改革？没听说过。听说过“医改”吗？在“医改”十周年大会上，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非常羡慕医改。
为什么羡慕？不管老百姓有没有意见，改得好、改得坏，它是公开轰轰烈烈进行，有国家大量投资，有十几所大专院校建立医改专业，从国外请来顾问大量考察。可是公共卫生从来没说过改革，却一再改。
医改的核心，是医疗、医保、医药，三个“医”；公共卫生的核心，是预防控制疾病流行。通过医改就能解决公共卫生改革的问题吗？解决不了。但是，过去医改“四梁八柱”，其中有一梁是公共卫生服务，好像把公共卫生考虑到医改里了，实际上公共卫生被边缘化了。
公共卫生改革和医改应该是两个翅膀，比翼齐飞。这样，公共卫生才能发展起来。
总结是，第一，中国防控新冠肺炎取得阶段性胜利，疾控系统功不可没——在困难的情况下。这个胜利迎来了疾控系统改革的春天，但是不要认为胜利了，公共卫生、疾控系统就没有问题。
第二，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是习主席提出来的，是公共卫生和疾控系统改革的总方针。公有、公益、公平、公开、公信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要先统一思想，什么是公共卫生，把重大问题讨论清楚了，再进行改革。
另外，改革是公共卫生安全先行。我们要建立一支准军事化疾控队伍，甚至是一支军事队伍——美国的疾控系统就是准军事化队伍，有军衔，随着工龄涨，待遇也在涨，国家给的待遇和部队给的待遇维持这支部队的稳定，这一点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