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全球经济因疫情而放缓的大背景下取得了亮丽的成绩单，GDP总量进一步扩张，今年更是将增长目标定到了6%以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经济增长动能强劲，并正在获取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出现的新动力源。脱贫攻坚战役的成功收官，更是实现了国人千百年来的梦想，让更多人获得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

与此同时，人们也清醒意识到，当前中国还面临着各种当期和远期债务压力，以及未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不断提升的对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要求，所带来的不断扩大的公共支出的压力。

以前人们更多习惯于通过债务的GDP占比来衡量债务风险。目前来看，这种方法过于静态和笼统，在一定程度上轻忽了与债务期限配置、GDP的现实资产变现能力、国家未来支出结构与趋势等因素相关的各种复杂变量，有可能导致对问题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判，并妨碍正确的应对方案的推出。

因此，如何从资产与负债的动态平衡和资产可流动变现的视角出发，重整国家资产负债表，更好更有效地以巨大的GDP和丰沛的国民财富去应对债务处置和公共支出压力，便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相关部门面临的一个关键议题。

首先需要在狭义的年度财政收入和负债的基础上，做好对广义债务规模和未来支出规模的摸底估算工作。比如，未来要全面巩固扶贫脱贫成果，肯定需要不断提高贫困线的标准，也涉及城乡医保养老的统筹覆盖，这些都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支出，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到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还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快的问题。

从狭义财政入手，当然还有不少腾挪空间，当然这也更加考验政府的理财能力。开源方面，增加消费税、资源税和国企利润上缴等方面还有文章可做，节流方面要强调精兵简政裁撤冗员，尤其要倒逼各级政府通过预算改革统筹收入、优化支出、强化绩效等方式来提质增效。

对于未来而言，更重要的是提高国家和集体资产的流动性和可变现能力，这需要加大资本市场改革、产权改革和要素市场改革等各项改革的力度，以进一步提升便利产权交易和要素流动。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资产的“进场”所带来的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和国家资产收益的扩大，是值得进一步总结推广的经验。“土地货币化推动改革”的说法有倒果为因之嫌，但资产创造和变现确实体现了改革的红利，并能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助力。未来一段时间，集体土地入市及其金融化可以稳步推进。

随着老龄化的加快，居民高储蓄率优势可能不复过往，但居民财富管理大有可为。这需要让更多国民财富更多参与到国家盈利性资产的长期收益创造进程中去，这一方面可以扭转资本脱实入虚势头，防止资金空转，另一方面还可以推进居民财富的变现与流通，平滑收益曲线，适度弭平代际财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当然这些都需要丰富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来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不用担心所谓过度的金融化，当前我们更多面临的是金融压抑和金融化不足。与美国过度精巧复杂的金融产品设计和金融交易机制不同，我们的问题是层次和品种丰富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匮乏，导致简单粗暴的传销式产品大行其道，结果加剧资金空转和金融风险。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债务的处置需要加大中央和各级政府买单的力度。当前主要靠债务展期和银行资源来处置债务，这本身也是有很大成本的。这一方面占用了很多银行的流动性资源，令其无法将新增流动性及时注入实体经济中去，另一方面导致以不良债务为基础的金融产品继续在市场上周转，在占据大量金融资源的同时，犹如坏血进入循环系统，只能会加剧金融领域的泡沫化风险。

此外，在跨地区债务处置方面也可以打开思路，先进带后进，全国一盘棋，共同富裕，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题中应有之义。以先进地区的国资平台收购、处置、盘活负债严重的地方政府国资或准国资平台资产，都可以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总之，我们需要有大视野和大思维，从广义财政视角出发，重整国家资产负债表，盘活国民财富，更有效对冲广义债务和支出压力，让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步伐更为坚实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