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一季度，中国GDP季度同比增速仅为-6.8％。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在上述判断下，中央提出了“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新提法。这凸显了非常时期中国政府的底线思维。

2019年中国GDP增速为6.1％。在IMF最新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中国2020年的增速预测仅为1.2％。笔者目前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为3.0％。无论如何，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大幅放缓是必然的。当前，市场上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既然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会显著下行，且增长前景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那么中国政府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到稳就业与稳民生之上，而不必设定2020年的年度增长目标。

在之前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笔者都反复强调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因此没有必要为了实现GDP翻番目标而实施力度过大的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因为这样会造成巨大的成本与中长期的副作用。不过，笔者认为，中国政府仍有必要设置一个2020年年度增长目标。具体增长目标设在多少，可以讨论，将其建立在各方认可的测算水平上。目标可以富有弹性，未必强制完成。但无论如何，年度目标依然非常必要。

笔者将从体制、经济、弹性三个维度，来论证2020年设定年度增长目标的必要性。

首先，从体制维度来看，目前中国经济体制仍是一种行政计划性依然浓厚的增长型体制，需要一个年度增长目标来协调各方面资源。迄今为止，年度经济增速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指挥棒，无论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很多经济工作都是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为基础开展的。

例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很大程度上都围绕着实现特定经济增速而展开。一旦离开经济增速这个指挥棒，短期内“条条”（中央部委）与“块块”（地方政府）都可能变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力量往何处使。当然，有学者可能会说，“六保”可以作为今年衡量政府绩效的新指标。不过，“六保”一来涵盖的目标较多，二来其中有些目标很难量化（例如民生、市场主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与基层运转），不如年度经济增速这个指标清晰明了。因此，2020年中国政府仍应设定一个年度增长目标，以这个目标为抓手促进“六保”的实现。

其次，从经济维度来看，“六保”的实现与经济增速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要确保“六保”得以实现，就必须追求一定的经济增速。笔者将从三个方面予以具体说明。

第一，要实现2020年稳定就业的目标，就必须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在“六稳”与“六保”中，唯一的交集就是就业，这说明了中央政府今年对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考虑到今年毕业大学生人数达到870万，这次政治局会议提出，“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此外，今年如果服务业与出口行业一些中小企业倒闭，将会释放出较大规模的劳动力人群，对就业市场也会形成较大压力。奥肯定律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元春的研究表明，中国GDP增速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为200万，但如果中国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会减少就业400万。换言之，如果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从何谈起。

第二，适当的经济增长能够让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变得更可持续。假定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的程度与时间长度超出想象，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可能会长时间面临低迷的国际环境，那么国内逆周期宏观政策的实施时间也会比较长。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我们将会很快就耗尽传统政策空间。例如，如果没有适度经济增长带来的新增就业，就靠对居民发放现金补贴或消费券，中国财政能够支撑多久？再例如，如果没有适度经济增长来激活中小企业，光靠对企业的减税降费与转移支付，中国财政能支撑多久？请注意，笔者并不反对，对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企业与居民进行转移支付，而是强调经济增速对于逆周期经济政策可持续性的影响。

第三，要控制住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也必须保证适当的经济增速。近年来中国政府虽然在持续开展控风险、去杠杆、强监管的行动，但应该说，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依然存在，并未得到显著缓释。疫情的暴发与扩展，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再度上升。如果经济增速下降过快，那么系统性风险就可能被引爆。例如，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国最重要的潜在金融风险之一。我们衡量地方政府债务的标准是债务规模与GDP的比率。如果经济增速下降过快导致分母缩小，那么地方政府债务将会变得更加沉重，甚至不可持续。换言之，要避免中国目前已经很高的宏观杠杆率不至于引发系统性风险，有必要将中国经济增速稳定在一定水平上。

再次，从弹性维度来看，2020年如果中国政府设定年度增长目标的话，的确应该考虑到让这个目标富有弹性，而不是僵化的刚性指标。的确，目前疫情的全球演进、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等都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最终都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这一前提下，即使设置了较低的年度增长目标（例如2％或3％），依然有可能实现不了的风险。这就意味着，在2020年，如果是客观原因导致地方政府不能实现增长目标，中央政府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地方政府的工作。换言之，在非常时期，增长目标更像是一种愿景，而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考核标准。但是，有愿景还是比没有好。

综上所述，尽管笔者也同意，从长期来看，中国政府最终可能会放弃制定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的做法，然而考虑到体制惯性、就业与增长的高度相关性、疫情冲击的持续性、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等因素，2020年中国政府仍应制定一个富有弹性的年度增长目标，将这个目标作为一个愿景，来协调有关部门与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最终确保“六保”的顺利实现。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