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大年初六，四川省自贡市的万达广场人头攒动。领着孩子的父母、相约观影的朋友、挑选衣服的情侣，纷纷涌进了这座刚开业两个半月的购物中心。正值晚餐时点，三楼的海底捞、卤校长火锅店、阿福花椒鸡等餐馆座无虚席，许多人不得不拿号在外排队等候。

3公里外的华商国际城商圈同样热火朝天：去年9月底开业的爱琴海购物公园，是自贡首家集购物、休闲、餐饮等功能为一体的购物中心，带来了首次入驻当地的永辉超市、必胜客、Timberland等品牌门店。春节期间，手持验证健康码进入商场的消费者在外排起长龙。新开业的星巴克、瑞幸咖啡更是一座难求。

市民赵茜茜（化名）告诉《财经》记者，自贡万达广场的购物面积不算大。尽管优衣库、海底捞、万达影城等门店首次进入了当地，但品牌总数仍不及成都丰富。而华商国际城商圈除了吃喝玩乐的项目，可供“买买买”的鞋服品牌也仍然不足。

即便如此，春节期间上述两处商区的人流量累计达到80万人次，几乎是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当下，自贡还在筹建绿地商业中心、步步高润达国际城、天骄城等三大商业中心。可以预见，未来几年，随着城镇化扩容，以及大型购物中心、一二线城市品牌的继续下沉，加之现有十几个成熟商区的驱动，这座五线城市的消费潜力将得到继续释放。

自贡市的促消费景象或是许多中国城市的缩影。以四川为例，去年8月发布的《四川省培育发展新消费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创建成都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成绵阳、南充、宜宾等区域消费中心城市。通过消费扩容提质，实现到2022年，四川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2.2万亿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超3万元、1.8万元。

而放眼全国，“扩内需”已经被普遍视作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所在，并将决定中国“十四五”时期乃至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前这一更长时期的经济动能转换成败。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十四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破除制约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立足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扩内需”不仅已经成为2021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也是今年初各地地方“两会”释放出的强烈信号。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吸引国内外知名品牌首店首发，完成22个传统商圈改造提升；上海提出，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智慧购物示范场景、商业消费体验中心；广东则提出壮大信息消费，鼓励发展智慧商店、智慧餐厅等内容。“扩内需”正在加速成为中央及地方政府稳经济的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中国自2015年开始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正处于调整之中。去年11月25日，刘鹤副总理在《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产品和服务的品种、质量难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市场需求。同时，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始终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去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列入了2021年八大重点任务之一，并重申“需求侧管理”这一关键词。会议指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分析，“扩大内需”既包括促进就业、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撬动作用等传统的总需求调控，也包括有关需求侧改革的内容，例如：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等。为了涵盖上述两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统合以“需求侧管理”一词进行描述。

关于“扩内需”的讨论亦非首次出现。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就曾提出扩大内需目标，但彼时更倾向于一种短期性的政策调整。2008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年底举办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通过扩内需，应对外部风险、保增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中国提出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扩内需”再次受到热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告诉《财经》记者，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开始转向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而今明确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实是中国从改革开放40年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向双循环开放型经济战略转型的一个过程。中国朝向国内市场扩内需，实际已经转型12年。

“凡大国，都是以内循环为主体；凡开放大国都是双循环相互促进，概不例外。”张燕生指出，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为了推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从内向型战略向外向型战略转变、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采取了以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新加坡以及韩国等小经济体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作为小国，中国发展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可与其他国家相安无事，一旦成为大国，却易招致纷争。

可见，无论是否出现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或是中美贸易战，中国选择“扩内需”的战略转型都是必然。

寻找经济增长新引擎，中国扩投资的空间有多大？

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中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达8210亿元，同比增速达28.7%。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分析，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购买力均有恢复，是个积极迹象。中国经济正由2020年供给端拉动的结构性复苏转向2021年供需协同发力的全面回暖。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分析，受低基数效应影响，今年一季度的中国经济有望实现18%的增长率。

对于2021年中国经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保持GDP增速在6%以上。国内外机构及经济学家多预估中国GDP增速在7%至9%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实际GDP增长率将达5.5%，而中国有望实现8.1%的增长，超过美国、德国、韩国、俄罗斯、日本等国。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或达7.9%，超过全球4％的GDP增速，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照此趋势，中国经济规模在2030年超过美国已是大概率事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加快赶美速度，预计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会提前至2028年。而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预计，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或将提前至2026年之前。

大势之下，暗流涌动。中国经济前景可期，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从长期看，中国社会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节点，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产业链供应链外迁、少子老龄化加重人口危机、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减碳承诺的截止日期日益逼近，使得中国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从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彻底结束未可知，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博弈将走向何方尚待观察，去年的全球救市大放水是否将造成大通胀更是引发强烈担忧。

短期而言，李克强总理指出，国内疫情防控仍有薄弱环节，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万亿元，同比增长2.3%。“三驾马车”中，投资拉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出口拉动GDP增长0.7个百分点；消费则下拉0.5个百分点。

尽管2021年出口逆势上扬，但经济学家们提醒，外需存在很大变数，不宜将出口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张燕生指出，过去十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长率是全球GDP增长率的0.5倍或更低。超级全球化收缩、全球供应链收缩、全球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萎缩已是一个既成事实。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由2006年的64.2%下降至2019年的31.8%，出现了腰斩式变化。

“国家越富裕、人均收入越高，外贸占GDP的比重反而会降下来，这是大国经济演进的客观规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分析，未来十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将继续下滑，国内产出更多可能会服务于内需。而在眼下的2021年，经济学家们预测，“三驾马车”中，消费向上修复的确定性最强，增速有望超过经济增速，成为拉动GDP的主要动力；投资全年或将呈现前高后低态势，增速在7%至10%之间；出口保持高位平稳。

当下，中国经济学界的基本共识是，转换经济发展动能势在必行，关键是要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战略，畅通国内大循环，立足“扩内需”的战略基点，着重扩投资、扩消费。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向《财经》记者指出，中国消费的潜力相当可观，但是如果没有投资先行于首道环节，在经济运行中对后续的消费形成可持续的支撑力，一味扩大消费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逻辑上讲，首先要使有效投资支持的有效供给不断引导和满足消费侧需求，使得内循环可持续。

实际上，长期以来，投资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稳定、也最易调控的因素。2008年、2016年、2020年的三次逆周期调节中，扩投资都成为中央政府主要的政策选择。尤其是在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强烈冲击的2020年，通过增加财政赤字等方式，中国的投资最终实现2.9%的正增长，高于经济整体增速。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预计，2021年中国投资增速也会在8%左右，绝对水平高于去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出，要扩大有效投资，如何预判未来的投资增长情况？细化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分为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三大部分，未来一年、“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远的一段时期，中国扩投资的空间会在哪里？

房地产方面，2020年，中国房地产业开发投资14.144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0%，带动了固定资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去年监管层释放的“三道红线”确定信号，导致市场认为房控政策趋严，但货币宽松和经济重启后的刚性需求释放促使房地产销售走俏，反而刺激了投资。对于2021年房地产的投资，管涛指出，房地产信用收紧的消息频出，会否引发商品房销售增速出现下行拐点仍需观察。中国房地产政策可能借鉴了日本地产泡沫破裂的经验，房地产投资和房价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高，2021年的房地产投资预计中规中矩。

着眼长期看房地产投资空间，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接近61%，而中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水平一般达到80%以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马晓河对《财经》记者指出，假定未来中国75%以上人口留在城市，这意味着还存在15%的城镇化率提升空间。伴随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特别是城市群建设中大城市住房问题需要得到解决，房地产投资仍然存在增长空间。

至于基础设施投资，能否持续发力拉动经济？去年全国“两会”批准了1万亿元特别国债并将财政赤字率提升至3.6%以上，但基础设施投资仅增长0.9%。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65万亿元，优先支持在建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100亿元，继续支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工程，推进“两新一重”建设，实施一批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现代物流体系。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万个。不过，许多经济学家指出，路水电气网等建设空间正逐渐缩小，传统基建的投资空间已趋向饱和。管涛预计，2021年的基建增速可能仅小幅增长。

更大的空间关键在于新基建。据国家发改委定义，新基建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大领域。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移动总经理杨剑宇建议，国家加快完善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重大建设项目布局，充分发挥新基建在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方面的强大动力。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建议，加强国家层面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新基建”发展白皮书》预计，到2025年，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新基建领域直接投资将达10万亿元左右，带动投资累积或超17万亿元。

复苏最为滞后的制造业投资又将如何？2020年，制造业投资出现2.2%的负增长，掣肘经济增长。但伴随新冠疫苗接种铺开、疫情得到控制，全球需求逐步复苏，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也将回升，制造业投资也会回暖。尤其在中国，去年四季度主要金融机构投向工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连续六个季度增速上升。管涛分析，从贷款到投资存在时滞，加上低基数作用，今年制造业投资应该有较大反弹，可能会高于整体投资增速。另有经济学家预计，叠加2020年暂缓的投资需求释放以及低基数效应，中国制造业投资在2021年或将增长10%左右。

从长期看，中国制造业投资分类中的高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也存在很大增量空间。去年全球进入“大封锁”状态，中央多次强调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形成更多增长极。2020年，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高达10.6%。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深入谋划推进“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鼓励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政策，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等举措。管涛分析，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中之重，科技创新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速改善的重要发力点，而新基建也主要面向高技术产业，因此高技术产业有望迎来长期增长。

综合马晓河等经济学家的观点，未来中国的投资具体存在三大空间：第一，传统投资领域在边远地区、农村地区剩下的“最后一公里”仍待加强，农村的路水电气、地下排污、环境改造等尚须完善；医疗、文化、教育等民生领域也需加强投资。第二，通过投资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努力构建城市网络群拉动经济增长。第三，向以新基建为代表的、可为未来经济培育潜在增长力的领域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扩投资必定引发中国内需结构的调整变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展示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投资率从1978年的38.4%上涨至2019年的43.1%，消费率则从1978年的61.9%下降至2019年的55.4%——这意味着上述两项数据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和三分之二。而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内的诸多经济学家已针对中国投资率长期偏高、消费率长期偏低作出过警示：

投资率长期偏高，会加剧能源和运输供求紧张矛盾，加大通货膨胀压力；消费率长期偏低，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大量生产能力过剩，投资效益下降。长此以往，必然导致银行呆坏账增多、金融风险增大，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投资实际上也不宜过量扩张。

另一方面，扩投资其实也存在扩张阻力。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自民间、政府、外资三方。2020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8.9264万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约55%。另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9999.8亿元人民币，外商投资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这从侧面反映出政府投资占比也相当高，而以公共品、大基建为主要投向的政府性投资若要继续追加，也将面临地方隐性债务、国企杠杆过高等“天花板”因素的制约。叠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去产能的大背景，扩投资的空间在整体的经济增量中应不会过大。

而扩消费，才是中国在2021年乃至“十四五”时期扩内需的主要发力点。

“消费分级”如何扩内需，中等收入群体从何而来？

然而，如何扩消费？当前，“消费升级VS消费降级”之争日趋热烈。有学者将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并存的现象称为“消费分级”。

一方面，许多人的消费能力出现萎缩现象。2月中旬，读者在《财经》杂志一篇关于扩消费的微信文章下留言感叹，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没钱消费：“蔬菜已经涨成五花肉，五花肉涨到牛肉”、“房子都榨干好几代人了，月月工资还没捂热就还了车贷房贷，还能有多少钱去消费？更何况还有教育、医疗、养老压力。工资不升、假期没有，积蓄没有，怎么消费”。

另一方面，中国的部分高端消费领域还在持续增长。2020年，中国成为了全球奢侈品市场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内地奢侈品消费逆势上扬近50%。茅台酒价格飙涨，一瓶难求。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也观察到，高端白酒的销量增速在10%以上，豪华车的销量大概维持20%增长。

实际上，从整体来看，社会的消费水平是出现了显著下滑。2020年中国居民收入全年少增约1.7万亿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滑4%，社会最终消费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去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上涨为30.2%：住户储蓄同比多增1.6万亿元，多数人倾向于存钱，并减少了对鞋服、化妆品、金银珠宝、家具、汽车等商品的消费，几乎是重新回到了2016年时的消费水平。

之所以出现消费分级现象，原因在于收入的分级。从2012年开始，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已经从10.6%下滑至2019年的5.8%。去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导致企业工厂停工甚至倒闭，许多人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收入，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表明，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冲击大于高收入阶层。加之，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普遍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加大了超级大通胀发生的可能，贫富分化加剧的风险还在上升。

实际上，收入差距扩大也是全球性问题。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指出，从全球看，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普遍出现不均匀特点，主要是前1%、5%乃至10%的最少数的高收入群体同普通大众的差距拉大。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2008年至2010年达到0.46左右，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近十年虽然没有继续扩大，基本遏制住持续恶化的趋势，但仍处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高位。

财富趋向于少数人，更多人缺钱消费。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如何扩内需？如何扩消费？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核心在于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而挖掘出更多潜在消费力量。“十四五”规划建议中设定的2035年远景目标也提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而这背后，保企业、保就业、稳收入乃是最为根本的前提所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育儿、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提升，也均缺一不可。

首先，如何保住市场主体、稳收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出，2021年要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贾康指出，中国拥有近1亿的个体户和小微企业，目前国有企业可提供的新增就业空间狭窄，而小微商主体则提供了90%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他们在面对信息化与人工智能技术挑战时，面临很大的生存风险，因而需要通过各种政策组合去促进其发展。

一方面，需要破除垄断，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产权保护，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减税降费是关键。2020年中国累计为企业新增减负超2.5万亿元；全国5000多万户小规模纳税人中近九成免征增值税，余下600多万户征收率从3%降为1%，减免增值税超过900亿元。同时，阶段性减免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养老、工伤、失业保险费占三项社保费全部减免额的近90%。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提出，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10%。

未来针对企业的减税降费能否继续加码？贾康告诉记者，若要继续为企业减税，主要还须从增值税打主意。针对企业所得税，中国近年已采取一系列减负措施。25%的标准税率与特朗普在美国减税后的22%相比，仅高3个百分点。而实际上，大量中小企业的企业所得税都是减半征收，即12.5%；高新技术企业和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则早已是15%，明显低于美国水平。他认为，现在较高的企业所得税其实主要在金融垄断行业。考虑到财政运行的可持续性，企业所得税继续减少的空间确实不大。

而对于增值税，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今年建议，减少增值税率档数，将目前增值税13%、9%、6%的三档税率，以及一档3%的征收率，归并为两档，统一采用9%和5%高低两档税率。取消针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特殊税收制度，不再区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此外，建议完善利息费用及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的抵扣链条，扩大增值税的抵扣范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减税降费也牵涉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管涛提醒，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仍需较高政府支出来维持，与持续减税降费存在悖论。贾康也强调，增值税率的简并存在许多不同方案，或将需要有关部门进行全面的税源分析，并进行财政可承受能力的论证，从而制定既积极又稳妥的可操作方案。

“一定要全图景地看待中国企业负担，特别是政府非税收入里的几百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现在还没有很好地规范化。企业与个人需要交纳的五险一金，这些如何降低负担，不是一个减税概念能覆盖的。”贾康说，至于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劳动收入之外，人们的财产性收入也需要增加，但增加过程中也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如何确保收入悬殊的情况不至于更突出，需要在不同视角上进行多种政策的协调和权衡。

实际上，对于中等收入群体，也有不同的衡量标准。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曾在2019年初表示，以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为例，其家庭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即属于中等收入群体。2017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另根据世界银行标准，每人每天收入（按购买力平价）在10美元到100美元之间的为中等收入人群，低于10美元为中低收入人群，马晓河指出，以现行汇率计算，中国大概有5亿中等收入人群、6亿中低收入人群。而中低收入人群实现增收并成长为中等收入人群，正是中国扩大消费的关键所在。

下一步，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着手，如何更加系统性地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一次分配在最初的生产经营领域，资金、技术、管理、生产资料、劳动力等要素都要参与分配。其中，管涛认为，劳动报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过去，外界诟病中国科研人员收入与国际水平不匹配，人才流失严重。目前，中国已经推动劳动要素市场流通的政策改革，如畅通职称评审渠道。未来还可能通过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分红制度，推广员工持股制度，探索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等方式，继续完善一次分配。

贾康指出，一次分配要更多考虑激励经济活力，以效率优先。“如果不鼓励创造财富、做大蛋糕，可持续性就会成问题。一次分配中如果讲规则、过程的公平，与效率也没有矛盾，真正需要权衡的矛盾其实是结果：一次分配的结果如果过于均平，那么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如果过于悬殊，弱势群体就会增加，进而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这需要做好进一步权衡。”

二次分配以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支出等为主要手段，则更多注意均平，结果不能太悬殊。贾康强调，二次分配中，要通过财政对低收入阶层、残疾人群、弱势群体以及欠发达区域进行转移支付，保障其基本生活。此外还特别需要通过直接税进行抽肥补瘦，并形成合理的制度性安排。而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再次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以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同时减少申报时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降低运行成本。

“目前，中国的直接税主要是个人所得税。2018年的个税改革降低了低端的税负，合并了四项劳动收入，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仍为45%，但缺陷是综合征收机制对非劳动收入没有涉及一分钱、仍然按比例税率征收，这形成了对劳动收入的税收歧视，而且对于需要稳住专家型人才团队的高科技企业而言，也造成了更大压力。”贾康认为，需要通过改革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至于房地产税“立法先行”的改革，这一块“硬骨头”还须接着啃下去。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立法与开征，也要继续研究。

而在二次分配中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方面，中国还有哪些提升空间？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民建中央已经建议，将互联网经济催生的大量新型就业岗位，如电商、快递、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纳入社保体系。两会期间，还有代表委员提出，率先在原深度贫困地区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扩大县域高中学子就读重点高校的机会、将抑郁症及心理咨询纳入医保门诊慢性病病种、尽快建立老年科解决老年人“一体多病”难题、加快发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向住不起养老院的农村老年人发放补贴等等举措。

针对各界反映突出的房贷挤压消费、居民杠杆率过高等问题，许多专家也建议政府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专家提出，要完善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性商品房、共有产权房等供给体系，加快租赁市场创新发展，鼓励园区和企业建设农民工住房，通过城市旧城、老旧小区及城中村改造提供可支付房源，对进城多年农民工购买首套普通商品住房给予一定补贴等。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政府的医疗、教育、养老支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一大呼声。有专家建议，要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加大力度补齐教育设施和学位供给短板、支持社会办学和“公办民营”办学模式，落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高考政策等等。围绕民生“七有”，通过三个五年规划的滚动实施，逐步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陈玉宇也强调，促平等政策中，通过财政支出继续推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均等化是最好的选择。

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马晓河认为，从“十四五”时期开始，还可以分别针对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实行两个十年收入倍增计划，为中国建立橄榄型社会形成强力支持。具体举措包括：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加对农民的技能培训补助支持、对农民经营高附加值农业建立无息贷款、提高农民基本养老金和大病医疗的补助标准等。以及，针对中低收入人群实施就业专项工程，保证家庭中至少一人就业；对上大学的子女给予低息、免息贷款以及补助等等。

陈玉宇指出，过去30年，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有效作用，全球仍有三分之一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没有扩大。中国政府和民众已经意识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目前挑战在于，是以牺牲市场经济、不理性的、伤害持续发展能力来作出改变，还是以一个良好设计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政策进行改变？这需要通过更多研究挖掘良策，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活力，又能抑制收入分配不平衡带来的巨大挑战。

如何创新需求增长点，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

实现国内大循环，必须确保供给与需求的循环对接。消费的一端是收入、另一端是支出。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大迁移，将带来刺激居民消费支出的大需求，新型城镇化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

刘俏指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未来15年，中国超过20%的就业人口将发生史无前例的跨行业、跨地区转移，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服务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另一位专家指出，2019年农民工年收入是农村居民年收入约3倍。每1个农民工带1个配偶和子女在城镇定居，大约能拉动消费支出4.4万元、固定资产投资约5万元，潜力可观。可以将农民工作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首要对象，通过“存量带增量”的方式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伴随城市人口扩容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全面提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供给侧的商品和服务能否充分、精准地适应消费提质升级需求？不同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存在哪些释放出口？如何实现供需两侧有机衔接，从而畅通国内大循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稳步提高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让居民能消费、愿消费，以促进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然而，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8.8%，距离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50%以上的居民消费率仍有一定距离。居民消费率偏低仍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

新供给才能创造新需求。去年11月，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有关负责人曾表示，要围绕人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需要，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新需求，夯实内需特别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基础。而实际上，设计研发、科技创新带来的新供给将满足人们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居民收入引致的“财富效应”和科技发展引致的“进步效应”，是消费升级的根本机制。两者共同构建了消费升级的路径。

综合各方面专家意见，未来中国新需求的增长极可能出现在四大领域，分别是：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下沉市场，以及要素市场。

一方面，传统消费处于转型中，新型消费日新月异。去年疫情期间，防疫隔离和居家办公限制了人们外出消费，网络数字技术反而催生了直播带货、社区团购、在线教育、远程会议等新业态新模式。而发放数字消费补贴、举办网络购物节等方式，也刺激了餐饮、旅游、交通、文娱等行业的复苏及数字化转型。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出，要运用好“互联网+”，推进线上线下更广更深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便捷舒心的服务和产品。而中央及各部委已经出台政策在推动的“互联网+”医保支付、线上体育智能赛事、互联网教育服务、线上博物馆带动文创产品销售、旅游年票和一卡通发行等创新供给，也有望继续刺激未来需求增长。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对《财经》记者表示，后疫情时代可继续壮大新消费业态，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点燃经济增长“新引擎”。同时，要树立线上线下共生协同发展意识，加快形成彼此优势互补的格局，特别是要推动门店的信息化改造反哺线上，实现双向赋能，进而推动行业的迭代与升级。

另一方面，现代化服务业，也是消费升级新形势的一大看点。今年1月底发布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已经提出，支持外资在内的社会资本依法进入银行、证券、资产管理、债券市场等金融服务业，同时减少医疗、教育、体育、托幼、环保、市政等重点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刘俏指出，2035年随着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以及消费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居民消费率将提升至约60%，而服务消费占消费总额的比重将从目前的45%提升至60%。

此外，以三四五线城市以及县乡为代表的下沉市场，也有望开拓出更多促需求的空间。商务部数据显示，五年来，乡村居民“买买买”水平不断提升，城乡流通发展差距逐步缩小。数据显示，2016年－2019年，中国乡村社零总额年均增速为9.5%，高于城镇7.9%的年均增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为9.6%，高于城镇7%的年均增速。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近年来，中国乡村消费增速持续快于城镇，成为挖掘消费潜力的重要着力点。

释放县乡消费潜力，才能做大消费“蛋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健全城乡流通体系，加快电商、快递进农村，扩大县乡消费。地方“两会”上，内蒙古提出健全城乡流通体系，发展农村牧区电子商务，支持农畜产品冷链物流和活畜交易市场建设，扩大县域和农村牧区消费；吉林提出，挖掘县域潜力和空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自主权，选择具备条件的县城按小城市发展，提升公共设施和综合服务能力；河北提出，培育200家示范企业和100个重点物流配送中心，释放县乡消费潜力。

“未来的下沉市场依然大有文章可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下沉市场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基本走势。”付一夫指出，三线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市场是泱泱大国的基本盘。近些年来，下沉市场彰显出的消费热情并不弱，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增长势头甚至盖过一二线城市居民，但优质供给依然缺失，居民的消费需求仍未被很好满足。在未来，三四五线城市与农村将更具有上升空间，也更容易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迎来高速增长期，中小城市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开放的市场还正由过去40年的商品、服务市场扩大至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写入《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的内容还包括：全面清理对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区别对待的法规，全面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加快推进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推动社保转移接续，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培育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发展知识、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等内容。在未来，社会资本步入要素市场、参与公平竞争，也有望进一步刺激供给端的活跃，从而创造出更多新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黎安指出，这份《行动方案》将“改善提升市场环境和质量”与市场体系的基本制度、要素市场化等内容并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实现国内大循环需要提高国内消费的空间和能量，而扩大内需须打通国内市场的壁垒和屏障，这其中牵涉到怎么提高服务质量、怎么加强品牌作用、怎么保护消费者权益、怎么建立市场基础设施，也涉及城乡流通网络、新基建、引导平台企业发展等内容，也都是扩大内需的核心条件。

“尽管最初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时，国内外也有些议论，认为中国是不是在走回头路，回到计划经济，强调闭关锁国。但这些年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文件以及《行动方案》，其实已经明确：国内经济大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是建立在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周黎安说。而伴随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入，未来新供给势必源源不断地出现。以需求牵引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中国经济的消费动能也将得到更进一步释放。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正扬帆正当时”。2021年新春伊始，中国“十四五”时期已然开局。新一轮扩内需的大幕徐徐拉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展露出崭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