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大量面世之际，人们却越发意识到，疫苗并非遏制疫病大流行的灵丹妙药。首先，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可注射疫苗免疫。此外，一旦新冠病毒侵入某个社区，住在该地的居民即便已接种疫苗，仍可能罹患新冠肺炎。

第二，当前海外在分配可供接种疫苗时，也存在不公现象。公共卫生专家加文·亚米在《自然》杂志上撰文指出：“我写作本文时，全球共有1.91亿剂新冠疫苗出厂，其中四分之三强供应给了10个国家，它们的GDP占到全球总量的60%。仍有约130个国家，一剂疫苗都未得到，而这些国家的人口达到25亿。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6％，却买走了超半数疫苗。”

第三，如今世事变迁迅速，传统的知识已不足以应对这些变化，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是否会出现“下一个常态”。而“新常态”就是超快速的变化，比如新冠病毒疫苗开发在加速，但病毒变异的速度同样不可小觑。

考虑到这么多问题复杂难解，我们姑且由一些简单的常识和教训出发，来思考下一步何去何从。

首先，变动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专家都有可能作出错误判断。如果仅从医学专业知识出发来决策，就意味着要继续令经济停滞，这将带来高昂代价。实事求是地说，如今人与人相互猜忌，假新闻也甚嚣尘上，人们已经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第二，在混沌不堪的过渡过程中，无法凝聚起共识，就不能把一切都寄托在“最佳”方案上，而应该更多注目于现实可行的路径。更不可为求最佳而致妨害公益。

第三，从常识出发，就会认为在危机中，合作是摆脱困境的唯一现实方法。但却有很多人会拿基本信仰和价值观为借口，据以妖魔化他人，彼此争斗，且以为这才是脱困之计。这绝不可取。假若兵戈相见，即便只是小规模，若不加克制而升级为核战争，那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呢。我们生活在这个拥挤的星球上，即便不乐意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必须与自己不喜欢的人和谐共存。至于迁徙、移民等做法，则如同在事关存亡的危机来临前，还在忙碌于无关宏旨的琐事。

我所受的教育，要求我思考时以逻辑与理性为准则，但不久前的美国大选则让我认识到一个现实，无论拿出多少铁证和多么入情入理的论据，也无法说服川普支持者们认可多数美国人把选票投给了拜登。我们需要接受的是，人们面对任何事情都会意见纷纭。

因此，以民主方式来决策，必然要经历吵嚷不休的过程。由于公众舆论早已两极分化，理智的做法是现在开始重建社会共识——我们期许中的后疫情时代经济和社会秩序是何种样貌。

凭借常识便可判定，由一小部分人自上而下来决定利益分配格局（如我们所见，这种分配方式非常不公平）是行不通的。需要创建一种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以确保每个人、社区、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都能向着更为绿色、更具包容性的未来发展，并分享和平与繁荣。

实际上，由于曾经的单极世界如今已转变为多极，所以我们正处于一个混乱的阶段。这是因为那个霸权国家，不仅内政陷入激烈争执，其外交政策也饱受世界其他国家质疑。世界是否希望美国继续担任世界警察？而且鉴于赤字持续增长，美国是否有实力继续担当这一角色？

这些常识性问题却有一个矛盾的答案。政治学家德博拉·斯通教授在她的《政策悖论》一书中指出，不论在任何国家，政治的本质就是在分歧和冲突中达成妥协，这些分歧可能源于种族、宗教、价值观和利益，且并不总是能用理性来理解，可能更多还是情感上的问题。一个国家要想保持团结，而不是陷入争执或内战，就必须友好解决上述分歧和冲突。

但是，为政治家献计献策的却是一些经济学家和律师，这些人所受的训练决定了他们只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因此提出的政策方案，一如过去30年来付诸实施的政策，似乎并未收到预期效果。例如，美国自建国以来，始终倡导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可美国黑人始终没有摆脱严重的种族歧视。在最富裕、医疗条件最完备的美国，本土印第安人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比白人和亚洲人的平均数值要高出两倍半，这如何解释？

简而言之，理性的解决方案可能无法解释，更不用说解决非理性或情感驱动的社会冲突或问题。

常识性的答案是，人类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特质。社会科学理论应用于社会，不会如自然科学理论那样在实践中起到相应作用，但也不能说，社会事务就完全不合于理性思维。最明智的解决方案具有这样的特征——人们易于理解，看起来公平且可行，从而会接受。用简明朴素的语言书写复杂的法律和规则（这是面对危机时，标准的政治或官僚式回应），此种做法能愚弄某些人于某时，却不可能长久有效。

在疫病大流行和全球经济灾难平息后，最紧迫的重建任务是什么？依照常规政治，要展开是非难辨的争论，双方都试图压倒对手，最后哪一方的观点能在社交媒体上得到最多关注，便能赢下一局。但我们需要恰当的对话，而不是互相推诿的自说自话；需要谈论的是我们如何共同构想美好未来，以及如何携手合作将其化作现实。

常识还告诉我们，一家人如果不能畅所欲言，彼此必生隔阂。我们不再是一个个分散的部落和村庄的集合，而是共同生活在这个拥挤、火热星球（这也是所有人共同造成的）上的78亿人。是时候修复伤痛了，第一步从地方叙事着手，这最终将构成全球多元化叙事的基础。

如果功败垂成，只能怨我们自己，而不是谴责他人。

（翻译：臧博；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