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对医药健康行业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至2022年，产业招商落地项目达100个，投资总额争取达200亿元。”这是厦门市政府今年给当地生物医药产业提出的三年“小目标”。

济南市政府则在2020年伊始，给健康产业派发了开门红利，动辄上亿元的奖励、几千万元的政府补贴。与厦门市一样，济南市的新政也是为期三年。

“地方政府为制药业转型拼命了。”有业内人士评论。

济南的新规细则是，企业如果新获得国家一类新药的生产批准文号，每个产品会获得市政府的2000万元一次性奖励；新药获批当年，政府给企业的累计奖励总额，最高1亿元。

虽然，有人认为，政府补助的是小钱，为的是起到引导的作用。但济南市的健康产业，以往在全国的表现并不出众，但因这个“大礼包”，济南医疗健康企业一跃成为业内艳羡的对象。

医药医疗既与民生息息相关，又需要研究、开发的持续投入，因此中国早期的药企多和国资有关，对来自政府的补贴和资金扶持，并不陌生。《财经》记者统计发现，2019年A股上市的335家医药医疗企业，全部获得不同程度的政府补助。

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已经持续了7个月，这个行业的关注度也前所未有地高涨，“国家队”资金持续进驻。然而，政府资金，能否把中国的医疗医药行业引向更有前景的方向？

大药企全部享有政府补助

医药行业从不缺少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扶持。

《财经》记者统计A股上市医疗、医药企业的年度财务数据发现，2019年，全部335家企业都获得了政府补助；同样的，2018年，这个板块的全部企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政府补助。

政府会因为企业研究开发的某种产品而给予补助，或给一些政策性补贴。政府补助因为可以增厚一部分利润，而受到公司的青睐。

经反复尝试混改，最终脱离国资的哈药股份（600664.SH），在挥别国企身份的2019年，财报上依然记录着至少28项涉及政府补助项目，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总共5183.29万元。2018年则有至少32项涉及政府补助，记录的政府补助金额是5896.12万元。

2019年财报上，政府补助金额最高的是白云山（600332.SH），达到4.79亿元。白云山旗下的王老吉大健康公司，仅在2019年二季度收到政府补助就高达3.13亿元。

白云山由8家中药企业和3家医药贸易公司重组后，在1997年成立，同年登陆港股，四年后又在A股上市。至今，控股股东是广药集团，广州市国资委是实控人。

政府补助，作为一种财政政策，在本质上应该为企业的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促进资源的配置，在推动企业产品创新的同时，最终效果是增加社会福利。

《财经》记者梳理哈药股份2019年、2018年财报获得的政府补助项目，发现包括拆迁补偿、产业结构专项资金，也有现代中药基地项目、清开灵高新产业化项目等涉及具体品种的项目。

对于政府，补贴大企业相对稳妥，不易出错。因而，国有大药企无论其后是否最终脱离了国资控制，都不乏政府补助的支持。

上海医药（601607.SH）在1994年上市，至今是国企，2019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排药企第二，3.53亿元；已不再是国资控股的云南白药（000538.SH），1993年登陆A股,2019年依然获得政府补助金，在所有A股药企里，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排第四，达到2.17亿元。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峰告诉《财经》记者，大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是很正常的现象，不仅在医药行业，其他行业也是类似。通常来说，规模大的企业，公共义务承担得更多，或者企业直接承担了政府的某一项公益性目标，政府就以补助的方式支付给企业。

2018年，A股医疗医药类企业财报记录政府补助数额最高的是步长制药（603858.SH），4.49亿元。步长制药市值已过300亿元。当年排名前五的，还有上海医药（601607.SH）、华海药业（600521.SH）、健康元（600380.SH）、丽珠集团（000513.SZ），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从4.31亿元到2.58亿元不等。

圈内有一种说法是，能否获得政府补助，可反映出企业的真实运营能力。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首席专家马弘说，企业能够通过政府层层审核获得政府补贴，也能一定程度上说明这家企业所具备的综合管理能力。

不过，获得高额政府补助的药企，很多已是资历深厚、核心产品营收稳定的大企业，年度净利润已经能够达到上亿元的规模，这些大企业是否应当取得高额政府补助？

有研究建议，政府需要谨慎选择给予补贴的对象，而且应更加密切地监管补贴的效用，以确保投资效率，并避免浪费资源。

政府补贴可能被滥用。2019年，宣传辟谷喝风能养生治病的西安喝风辟谷国学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被列入政府补贴名单，引发质疑后，西安市曲江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宣布，取消该公司第二季度政府补贴的申领资格。

6月30日，步长制药再度追加了最近公司及旗下共18家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数额，而这家药企原本在2019年获得的政府补助已经数额不菲，排到A股药企前十。新获得的政府补助五花八门，比如有针对“经典名方百合地黄汤的研究”、给儿童用的中药制剂研究，也有企业扶持资金、稳岗补贴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乏扎实的临床数据和频繁出现不良反应事件，中药注射剂常遭质疑，这类产品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在2017年，步长制药获得的政府补助列出28个项目，其中仍有这类药物的身影，诸如舒血宁注射液的生产工艺研究及产业化。

国有资本投医药求稳

新冠疫情中，医疗产业投融资仍不缺少“国家队”的身影。这也是政府资金流入医药产业的另一种途径。

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涉猎医疗、医药领域的国家队资金，目前有十多项，既有国资委注册成立的投资公司，又有各部委、央企出资成立的投资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组建的产业专项基金等。

4月8日，由央企领投的一家医疗大数据公司，在上海张江人工智能岛揭牌。作为当地医疗大数据的“国家队”选手，这家大数据公司由国家卫健委部署、中国移动组建的，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与医疗信息化企业共同参与。

医疗大数据由于涉及患者隐私和数据安全等诸多命题，且需要经常与公立医院打交道拿数据，因此，这门生意往往有“国家队”资金参投，或央企、政府部门从中推动，才能最终成行。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资成分基金管理者告诉《财经》记者，多数国家队资金在投资时，肯定是不能亏损；相应的，对收益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哪怕慢点赚钱也可以，总之不能踩亏损的红线。

这是因为投资一旦亏损，就涉及到国资流失的敏感话题。

多数国资基金在投资时，倾向于选择细分领域的龙头，而且普遍在企业投融资的中后期，如B轮、C轮才加入。

新冠疫情将许多医疗医药企业推上浪尖，也着实让一些投资机构大赚一把。疫苗研发企业康希诺生物（6185.HK），因最早投入研发并进入二期临床的新冠疫苗，股价一路飙升，截至7月17日收盘市值超过450亿港元。借着这股势头，参与康希诺C轮融资的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国投创新”）成为最开心的赢家之一。

国投创新正是标准的“国家队”，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成立，中央财政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基金规模200亿元。

在武汉新冠疫情最紧张的1月底，康希诺生物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被受理，7月15日在科创板IPO注册获批。根据康希诺生物向科创板递交的申报稿可知，截至发行前，国投创新所在的基金为第七大股东，占该公司总股本的3.9772%。

《财经》记者梳理发现，在医疗医药领域，国投创新还参与过一家小核酸制药企业、一家心脑血管介入平台的C轮，一家从事新型双特异性抗体的临床开发的公司的B轮融资。

由国资参与的基金，可以粗略分为两种，一是国资全资持有的基金，单纯做财务投资。上述基金管理者告诉《财经》记者，这类纯国资在做投资时，对增值的要求比较高，投资相对会更加谨慎，以防国有资产流失风险，而且很少参与企业的早期投资。

第二种是国资与社会资本合作成立的基金，国资控股或者参股的都有，一般青睐于特定行业，属于战略性产业基金。这类基金承担风险的能力会稍高一点，会出现较早期的投资，但整体风格也偏稳健。

《财经》记者了解到，第二种基金很多是混合所有制的结构，甚至民营资本过半，因此这类基金管理者并不愿意谈自己的“国”字头身份，认为运营的只是一只寻常的以市场化为基础的产业基金，不过是有国资参与而已，更愿意强调自身的专业性。

然而，外界并不这样看。一位基金合伙人告诉《财经》记者，他们去投资一些企业，这些企业的人往往会跟他们说，“这是第一次我的企业有国资参与投资”。

获投企业发出的宣传稿，也总是乐于强调这一点，国资进驻对外界来讲仍然被看作一个信号，意味着对公司团队、经营和前景的一定程度认可，甚至有点获得背书的意味——虽然这些国资基金并不承认这一点。

“不要给国资基金挂上一个标签。”上述基金管理者说，其实带国资成分的基金，本质上只是一个有一点限制的、投中后期的基金，同样要考虑，投进去怎么赚钱，怎么获取回报，这与其他投资机构并无二致。

政府资金如何促创新

以政府资金助推医疗健康产业的创新，在很多国家都有迹可循。

著名的健康产业的政府支持项目，有美国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SBIR），由美国中小企业局作为协调管理机构，由生命科学与健康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参与。

参与SBIR的各部门，每年需拿出一定的预算来帮助小企业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向市场化,做技术开发。2010年－2016年，SBIR资助了3115个项目，其中，生命科学与健康部资助近600个，占比19.1%。

美国也有专门为成熟企业提供大额补贴的地方政府，例如梅奥诊所（Mayo Clinic）就获得过明尼苏达州政府5.85亿美元的补贴。

德国的“中小企业创新计划”，有些类似SBIR，支持的重点之一就是食品与健康。截至2016年底，该项目已资助500余个创新项目，总投资超3亿欧元。

无论是政府补贴还是国家队投资，本质上都是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以“有形之手”，为特定的医疗产业及企业铺路。然而，究竟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各国的研究者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有学者认为，政府补贴通过弥补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降低企业研发投入的风险与成本，补偿技术研发创新带来的短期收益损失，能够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反对者则认为，政府补贴作为一种行政干预手段，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企业可能会进行“蹭热点”式创新，将补贴资金挪作他用，而不是用在新药、新诊疗方式的研发上。

研究A股2301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后，2019年11月武汉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激励作用更强。

因为，政府研发补贴，会释放关于企业技术质量、监管认证以及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等创新资源，从而有效促进企业创新。

2019年一篇《新兴市场评论》（Emerging Markets Review）的研究，选取了2007年至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发现政府补贴对公司投资效率有不利影响；调查进一步表明，这种影响是由获得补贴的公司过度投资驱动的。

该研究建议，政府需要谨慎选择给予补贴的对象，而且应更加密切地监管补贴的效用，以确保投资效率，并避免浪费资源。

有学者建议，政府补贴应把控“适度区间”，在适度区间内，政府补贴具有激励效应。

目前看，积极的是，在医疗行业中，国家队资金在继续投资一些更加新兴、有创造力的领域，诸如生物药、创新药、医疗大数据等，即便在疫情中也没有停下脚步。这仍是健康行业的一颗“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