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少资管机构一线工作人员来说，资管科技仍然是一个略显陌生的概念。

“过去我们都讲FinTech（金融科技），但现在讲FinTech太广了，”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周之行向《财经》记者介绍，“资管科技是金融科技应用进入细分领域后出现的概念。”

中泰证券发布的定义为：“资管科技即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数字科技技术全方位提升资管机构的金融产品设计能力、销售交易能力、资产管理能力和风险评估能力等。”

综合来看，资管科技就是资管领域应用的金融科技，具体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

金融科技深入资管行业的过程中，资管新规是最重要的节点之一。2018年4月，央行等四部门联合发布资管新规，要求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资管业务打破刚兑、禁止资金池、抑制通道业务、净值化管理等，简而言之，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

在这一背景下，各类资管机构开始以提升主动管理能力为目标转型，而资管科技成了各大机构转型的重要抓手。银行、券商、基金、信托、保险，纷纷开展数字化转型，从智能投顾、线上开户，到智能选股、智能风控，资管科技应用遍地开花。

但资管科技并非万能，如火如荼的数字化建设大潮中，“科技只是工具”这句话被业内人士反复提及。受访者向《财经》记者直言，资管科技是基础设施，资管机构走向何方取决于掌舵的人。即便是被无限看好的量化投资，当前依然需要人力扶持。

金融科技应用的深水区

贝莱德集团（BlackRock）研发的阿拉丁系统，正成为中国资管科技对标的一个成功者。其被称为全球最先进的投资管理系统。该系统由贝莱德集团在1999年自主研发而成，初上线时仅作为数据中心分析债券风险。随着公司业务拓展、技术升级，该系统演变成一个集风险管理、组合管理、交易管理、运营管理、合规管理和技术管理六大功能于一身的资管平台。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贝莱德成功抛售了风险最大的债券，在后续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作为其风险管理能力的核心构成，阿拉丁系统声名大噪。

除自用外，贝莱德也将阿拉丁系统作为资管解决方案平台，对外输出技术能力，银行、券商、保险公司、基金等资管机构都是其服务对象。截至2019年末，该系统在全球已服务超过500家公司、55000名投资专业人员，参与管理的投资组合超过80万个，一年为贝莱德贡献近10亿美元营收。

某金融科技公司资管科技负责人直言，该公司要做中国版的阿拉丁系统。这个念头的萌生与资管新规出台有关，他告诉《财经》记者：“如果真的按照资管新规所讲的方向去发展，那么中国资管科技肯定需要一个像阿拉丁一样的平台。”

2018年之前，金融科技主要应用在移动支付、线上发卡、互联网理财、消费金融等业务中。这些业务对金融专业性的依赖相对低一些，但资管业务本身的复杂性、合规性对金融专业能力要求更高，数字化难度也更高，被业内人士称为“金融深水区”。

2018年4月，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明确资管业务本质为“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并提出打破刚兑、禁止资金池、抑制通道业务、净值化管理等要求。

以往依靠监管套利、期限错配等粗放模式赚钱的空间被大大压缩，资管机构不得不转型升级，纷纷将目光投向金融科技。

以银行理财子公司为例，在北方某银行任职的张国旭（化名）告诉《财经》记者：“母行会对筹建理财子公司提供足额预算，用于科技方面的软硬件投入，资管科技化是业务基石，不可或缺。”

2019年，中农工建四大行首次集体在年报中披露金融科技投入情况，四家当年科技投入规模合计高达584.51亿元。

监管环境变化并非资管机构转型的唯一因素。多方资料显示，转型原因还包括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资产管理规模增长带来管理压力、资管产品管理费率下行带来的成本管控压力、年轻客户的线上偏好等。

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下，金融科技顺理成章进入资管这一“深水区”。

赋能主动管理

资管机构要如何借助资管科技转型？要弄清这个问题，前提是明白资管机构转型的方向。

“资管新规对资管产品的形态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周之行告诉《财经》记者，“过去（资管业务）重点在于资金端和资产端的对接，现在的重点越来越强调主动管理，从研究、策略开发到执行等等。”

某金融科技公司CEO曾断言：“资管新规之后，‘刚性兑付+资金池’的模式不再符合监管要求和市场发展趋势，投资者从过去的‘期限和收益率’偏好转向‘风险与收益’偏好，资管行业从‘渠道为王’进入‘产品为王’、‘配置为王’的新阶段。”

也就是说，资管机构需要在产品设计、策略研究、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等方面提高主动管理能力。这一过程中，资管科技被寄予厚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另类数据的运用。借助当前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一些非结构化或非常用数据（供应链数据、卫星数据等）将被识别出来，通过处理后能够辅助投研人员提前发现企业异动，从而提高投研效率。

以某金融科技公司的知识图谱产品为例，该产品通过机器识别非结构化文本，能够将企业上下游供应链关系、授信情况、关联公司、股权结构等数据展现出来。该项目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今年1月，该产品通过查找口罩产业链上的熔喷布定位出6家上市公司，“它们的股票（价格）在2月3日开盘之后涨了30％－50％”。

另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应用是证监会利用卫星数据调查A股上市公司獐子岛（002069.SZ）。獐子岛主业为海底扇贝养殖，该公司屡次以扇贝自行游走或游回等理由解释财务数据的巨大变化，招致市场普遍质疑。由于海底扇贝存货难以肉眼观测、采捕作业海域难以事后追溯，对獐子岛的调查难以进行。证监会创新性地以扇贝捕捞船只的北斗导航定位信息为基础，测算出獐子岛扇贝的实际捕捞面积，从而找出其业绩造假的证据。

另类数据是当前较为前沿的应用之一，主要在投研领域，而资管科技更令大众熟知的应用领域是智能投顾。

某大型商业银行分管个人金融条线的高级业务总监断言：“在整个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智能投顾业务将发挥‘头雁’作用，引领智能金融时代的到来。”

据他介绍，智能投顾能够基于客户信息数据的整合，向客户提供个性化资产推荐，实现千人千面的营销方案。在这一过程中，智能化的服务流程能降低客户服务成本、拓展客户服务边界，同时丰富理财客户的投资工具。

自银行纷纷开始数字化转型以来，多家银行推出了自己的智能投顾系统，例如工商银行的“AI投”，中国银行的“中银慧投”，招商银行的“摩羯智投”等，且都报告了不错的业绩表现。

资管科技当前能实现的部分功能甚至已经超过人力所能实现的范围，是否意味着未来科技能力才是决定资管机构表现的关键？答案或许未必。

核心依旧是“人”

影视剧中，人工智能“反杀”人类的桥段层出不穷，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常常讨论哪些工作最终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但至少目前为止，人工智能还无法取代人力成为主导力量，在资管领域同样如此。

基金公司是公认主动管理能力最强的资管机构，其中量化投资基金被视为资管科技应用的最前沿。相聚资本金融工程总监何淼举了个例子：“如果纯靠人力，大概3天能够研究一个公司，但通过量化技术，跑跑程序，就可以把A股3000多家公司缩小到一二百个公司的范围再做研究。”

何淼向《财经》记者介绍，所谓量化，就是将人的投资理念或者方法规则化，让机器按照这个规则来提高研究效率。“量化输出的结果是由人的理念决定的，技术只是工具。”在他看来，投资能力的形成包括理念、方法和工具三大因素，而作为工具的技术不会对投资表现起决定性作用。

就投资组合的表现而言，当前其所在公司旗下量化基金与主动管理基金之间的表现差异相差并不很大，两种投资方式“各有其优势”。

实际上，尽管资管科技的概念面世不久，但科技在资管行业的应用早已有之。在何淼看来，当下火热的资管科技与过去的量化技术、金融工程一脉相承，技术的更新换代并不影响人的主导作用，决定某家机构主动管理能力的核心因素始终是团队研究能力。

来自四大行资管部门的人士亦持类似观点。该人士所在银行推出了智能投顾系统，从宏观研究、大类资产配置到最终的产品推荐，每一个环节都由资管科技和人力共同参与。在她看来，资管科技能够高效处理人力无法覆盖的数据，但人力不可或缺。

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当前智能投顾模式中，智能投顾+不同频次的理财师人工服务是主流做法，且人工服务频次越高，门槛和收费越高。

张国旭将资管科技与人才的关系比喻为赛车与车手，科技是车辆的引擎，“决定车辆的理论时速”，而车手才是决定因素，可以将车辆性能发挥到极致，并提出维修和改进建议“。

在他看来，决定资管机构主动管理能力的因素包括品牌、资金、团队、投研能力、客户储备等传统基因，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人才，他甚至断言：“母行的固有品牌、整合能力和战略眼光，决定理财子的定位与发展。”

个性化突围是良方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家金融机构都能像四大行一样有独立发展金融科技的实力，某金融科技公司资管业务负责人认为：“中国80％到90％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做这种（资管科技）研发。”

面对如火如荼的科技转型，中小机构何去何从？

中泰证券研究认为，不同资管公司在金融科技策略上出现分化，大型公司有实力在金融科技上投入，通过规模效应或输出技术获益；小型公司采用跟随策略，等技术成熟后以合理的价格进行外部采购。张国旭也表示：“金融外包是大势所趋，专业人做专业事，银行与专业科技公司合作打造金融科技能力是当前的主要途径。”

但正如上文所言，即便中小机构成功构建了自己的资管科技系统，但其资源禀赋、人才队伍等或许也难以与大型机构直接竞争。对此，周之行表示：“规模优势在行业里一直存在，如果没有差异化能力，赢家通吃都不鲜见，这意味着中小机构有途径能弯道超车。”

他提出了弯道超车的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小机构拥有大机构没有的某种独家技术优势；另一种是让中小机构发挥自己在特定方面的差异化能力，与大机构合作共赢。

周之行认为，大资管领域中，同业甚至异业合作的模式今后会越来越多。“整个行业的格局，从过去的一条龙式慢慢的走向一个开放市场（open market）的形式，A银行的产品不一定是只有A银行能够销售，比如现在有些银行理财子公司已经开始同母行外部开展合作。”

这一观点与近几年不同类型资管公司的转型路径不谋而合。从资管大类来看，银行的优势在于资金充足、客户规模庞大；信托擅长做非标、另类资产；券商资管在交易方面积累了优势；基金则擅长投研。

资管新规之后，同类资管产品监管标准被统一，在部分领域（例如债券投资）中各资管机构甚至不得不同台竞技，竞争压力不小。近两年，专家和业内人士屡屡建议各类资管机构发挥比较优势，协作转型。

建信理财董事长刘兴华曾公开倡导各类型资管机构发挥专业资源禀赋优势，并表示“大而全”、“中而精”、“小而专”的资产管理机构，都可找到与理财公司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机会。据他透露，截至2019年11月底，建信理财与40多家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机构、信托公司、商业银行等资管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资管行业规模早已超过100万亿元，且未来还将持续增长。前述四大行资管部门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当前银行客户所持资产中，约四分之三是银行存款，未来资管业务规模扩张潜力巨大。

无论对资管机构还是输出资管科技能力的公司来说，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已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