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日本，也喜欢中国，希望两个国家都能够成功。”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对《财经》说，“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我觉得自己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感。”
在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下，八年前傅高义开始研读了大量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献资料，最终完成了《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他以中日两国朋友的身份，向人们介绍中日两国1500年深刻而复杂的关系。秉笔直书，不偏不倚。
日前，89岁的傅高义接受《财经》专访，畅谈中日交往的历史和现实。这位熟谙中日两国语言、文化和社会，久享盛誉的中国与日本研究的社会学家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作为对两国都抱同情态度的旁观者，研究两国历史，希望两个国家都能够成功。”
在傅高义看来，长达1500年的历史上，中日关系的主流是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两国关系比人们意识到的要密切得多”。
虽然现在中日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傅高义毫不讳言中日关系仍然存在障碍。他指出，“中日关系的诸多情绪归根结底来自对历史的看法，除非处理好由历史问题造成的情绪反复，否则两国关系很难建立在一个更坚实、稳定的基础上。”
“通过向本国国民提供更完整、更准确的历史叙事，以及对当下的两国关系进行更持平的讲述，两国可以避免让历史造成的问题继续恶化。”傅高义向中日双方都提出了建设性建议，“两国可以帮助国民更好地了解中日间长期的、互相交织的历史，以此方式承认彼此学习的程度之深，并呈现彼此合作的正面经验。”
傅高义对中日关系的未来表示乐观。在他看来，通过努力，中日双方能够实现“政暖经热”，发展出更密切、更务实的关系。
中日关系的主流是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财经》：作为一个学者，您是因为什么会想到要写一本关于中日关系历史的著作？
傅高义：2010年至2011年间我写完《邓小平时代》，当时正是中日关系变得糟糕和危险的时期。作为哈佛学者，我的主要责任是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和日本。我喜欢日本，也喜欢中国，希望两个国家都能够成功。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我觉得自己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感。
我知道，中日两国间存在一些基于历史的严重问题，两国人民对历史有着复杂难解的感情纠葛。如果不先讨论历史，就无法对中日关系有一个公允的评判。我写一本中日关系历史的书，将有助于两个国家之间的互相了解。假如是日本人写这样的书，很多中国人不会看；如果中国人写，很多日本人也不会赞成。我作为旁观者，以比较客观的第三方的视角来写，相对客观公允地来分析中日之间的历史，可能更容易被两个国家的读者所接受，从而促进两国的关系。
《财经》：1979年您出版《日本第一》，在日本引起轰动；2011年您出版《邓小平时代》，在中国成为畅销书。因此您写中日关系历史有很大的优势。
傅高义：我不是历史学家，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梳理两国关系的历史。为了解决中日关系，两国都应该多了解对方的历史，了解两国交往的历史。我想，在两个国家里会有很多人想客观地了解两国交往的历史。如果能够帮助他们，我就达到目的了。
我深信，理解历史，直面历史，对那些愿意改善两国关系的领导人是有用的。他们可以善用共同的文化遗产，一起来解决问题。
《财经》：回望过去的1500年，您怎么概括中日两国的交往历史？
傅高义：长达1500年的历史上，中日关系的主流是互相学习、互相交流。毋庸讳言，在唐朝、元朝、明朝，两国打过仗，还有近代以来的甲午战争、侵华战争。但是无论中日之间的战争曾经多么残酷，以1500多年的历史长度衡量，那都是短暂的一瞬，绝对不足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
和战争比起来，两国互相学习的历史更长。从公元600年到838年，是日本人学习中国的高潮期。从文学到音乐，从儒学到佛教，从城市规划到建筑艺术，日本全方位地学习中国文明的基本要素，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日本向中国学习是由政府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带来了本国文明的转型。
《财经》：在历史上中国一度忽视日本的存在。
傅高义：是的，中国乐于输出文明，长期在文化和军事上充满优越感和自信。但是清朝末年情况改变了。中日关系发生了历史性颠覆。
甲午战争，中国意外地败于日本，从此开始正视日本。从那时起中国有两次学习日本的高潮：第一次是自发的，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前，中国年轻人纷纷东渡，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经验；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后到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财经》：改开开放前夕，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签订《中日友好条约》。
傅高义：邓小平对改善中日关系的态度一直非常坚定。在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历史中，邓小平是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他的访日之旅开启了有史以来中日关系最紧密的时期。访日期间他说，尽管有20世纪那段不幸的历史，但是两国有过两千年的友好交往，他愿意向前看，使两国走向世代友好的未来。邓小平的话，让日本人大受感动。
邓小平还说，要寻找当年徐福想找的“长生不老药”，就是实现现代化的秘密。他明确地对记者说：“我们是个落后国家，需要向日本学习。”回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开始改革开放，日本也开始向中国提供资金援助，中国开始了新一波“日本热”。
《财经》：中国政府组织很多考察团到日本参观，通过日本了解和学习现代化。仅1981年，大约有250个中国科技代表团访问日本。
傅高义：日本也派专家到中国指导建设。在1986年，中国一万名外国专家中约有40％是日本人。1979年－1999年，日本所有双边合作的援助预算中约有56％都给了中国。对华援助有三类：用于健康、教育和其他基础建设的补助款，用于发展基础建设的贷款，技术援助。应该承认，日本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现在中日关系有了很大改善
《财经》：那么，您怎么评价中日之间的三次互相学习？
傅高义：在我看来，中日之间影响最大的、影响最深远的，是这三次互相学习。两个国家轮流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强国，塑造了对方的命运。两国关系比人们意识到的要密切得多。以史为鉴，为了两国利益，今后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合作。
《财经》：但是很难，因为甲午战争、侵华战争发生在近代，这些惨痛历史让中国人记忆犹新。
傅高义：历史上有很多国家相互打过仗，包括日本和美国之间，但是战后两国合作良好。还有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越南做了很多坏事，后来越南捐弃前嫌，和美国做朋友。“二战”结束后，美国的许多大学都增开有关外国的课程，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外国，学会和它们合作，有利于人们生活在和平中。
中国有句话说得很好，“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应该以这样的态度面对历史，虽然很难做到。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与日本发展友好关系，邓小平努力建立两国共同的文化基础，中国观众有机会看到展示日本方方面面的电影电视，这对于全面了解日本、加强和日本的合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从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开始微妙起来。
《财经》：尤其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这对于中日关系影响很大。
傅高义：由于国家综合实力与经济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的相继举行，使得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异常高涨。而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强的焦虑感和失落感，因为明治维新以来的“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宝座被中国夺取。随着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两国关系起伏不定，甚至一度高度紧张。
如果中日关系处理不好，将会导致严重后果。幸运的是，双方都努力防止冲突失控，没有酿成不可挽回的事端。经过数年的克制和调整，双方逐渐适应，并逐渐平静了下来。令人欣慰的是，与八年前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比起来，现在中日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可以期待，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将进一步改善双方关系。
《财经》：关系改善的一大表现，就是中日两国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据统计，2018年日本政府发给中国旅客的签证超过800万份，来华的日本人超过268万。
傅高义：这是一个好现象，现在中日两国人民彼此间的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中国游客一般对日本印象很好，认为这是一个有秩序、干净、礼貌的国度，和中国文化渊源很深。2017年的调查显示，多达40％的受访中国人对日本有好感。同样，也有许多日本人到中国旅游，给中国很高的评价。两国广泛的文化共性成为互相了解的基础。普通国民之间的频繁来往，有利于加深互相了解，消除互相的、公开的敌意。
另外我也注意到，因为中国经济下行，中国的企业家们开始关注日本当年如何走出泡沫经济崩溃的困境的经验，如何实现企业的转型创新的做法，似乎开始出现了新一波的向日本学习的景象。
《财经》：在您看来，今天日本还有哪些方面是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傅高义：中日关系已经进入新时代，从近代以来主要由日本主导，变成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主导。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很大，但还面对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继续向发达国家学习。比如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覆盖全民的社会服务安全网络、转型为消费导向的服务经济、建立世界级的高科技部门，等等，日本都做的不错。人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社会和谐度，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一。
从具体的方面说，社会是不是安定，犯罪是不是很少，老百姓是不是比较放松、有安定感？国民是不是比较团结，环境是不是比较干净？去日本的中国游客都可以看得出，在许多方面日本都是一个值得学习借鉴的榜样。
另外，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也给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提供了一面镜子：国家富强后，一旦支持军事扩张的力量强大到无法约束时,最终可能会导向灾难。
面对历史，中日两国能做什么
《财经》：您是否注意到，和政治交往比起来，中日民间交往、经济往来要密切得多。
傅高义：在政治关系之外，两国有着广泛的经贸关系。现在的问题是，两国能否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关系？
如果说，作为世界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国家关系，那么第二重要的应该是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两国必须搞好关系，我希望两国找到更多符合双方利益的合作方式。
作为一个经历过“二战”的老人，我始终记得从那场战争中得到的教训，那就是人们要生活在和平中，就要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作为战败国，日本从战争中获得的教训更深刻、也更惨痛。我相信，为了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和平，中国领导人会努力和作为邻国的日本搞好关系。只有这样，中日两国的关系才能长期稳定发展。
《财经》：毋庸讳言，中日关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您看来，这些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傅高义：中日关系的诸多情绪归根结底来自对历史的看法，除非处理好由历史问题造成的情绪反复，否则两国关系很难建立在一个更坚实、稳定的基础上。
既然中日两国是谁也搬不离的“永远邻居”，那么双方就应该学习和研究如何做“好邻居”的方式方法。历史本身不是问题，而是被政治利用成为问题。在20世纪，政治家在寻求更广泛的民众支持时诉诸爱国主义和历史恩怨的做法，可谓根深蒂固。希望新世纪的政治家面向未来，抛弃落后的做法。
《财经》：由于对历史的认识和解读不同，中日两国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分歧。
傅高义：当下关于中日关系的讨论，都集中在两国关系中不幸的一面，对于积极的一面却关注较少，比如两国间大规模文化借鉴的时期。如果国家政策允许，这些共同之处可以成为两国未来继续合作的基础。
通过向本国国民提供更完整、更准确的历史叙事，以及对当下的两国关系进行更持平的讲述，专家们可以帮助国民更好地了解中日间长期的、互相交织的历史，以此方式承认彼此学习的程度之深，并呈现彼此合作的正面经验。
《财经》：为了让中日关系长期稳定，不断发展，日本应该做什么？
傅高义：日本历史问题的实质在于，尽管日本人强烈希望寻求和平道路，但是对祖先的尊重以及拒绝向中国人低头的姿态，使他们无法满足中国的要求。
我认为，日本首相和其他高层官员应该作出决定，在任期内不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高中历史必修课的课纲上，应该提供关于中日战争更全面的论述,特别是在教科书中应该使用“侵略”一词。日本可以制作更多电视节目，完整呈现日本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痛苦。每一个作为个体的日本人，都应更多地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的态度。
《财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和解的基础是承认历史。
傅高义：中国人应向学生教授更多关于1895年－1937年以及1978年后,中国从日本学到了什么的历史。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全面的陈述，包括日本在1945年后追求和平的努力、1978年以来日本对中国的贡献,以及日本官员已经作出的道歉。
中日之间因为历史问题所产生的不满情绪如此之深,迅速滋生信任感并成为亲密朋友是不现实的。这可能是未来几十年的目标。接下来十年的合理目标,一方面要用新的、建设性的视角看待历史，另一方面应该是以直接、坦率、务实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使两国可以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我们不必奢望中日两国能够迅速享有“政热”。但如果两国能继续扩大合作，达到“政暖”是可能的。
《财经》：具体而言，中日在哪些领域科研合作？
傅高义：比如“一带一路”项目,发展联合项目以解决环境问题,以及共同参与多国组织。在一些区域和国际问题上,与日本的合作能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财经》：目前中美关系也存在一些麻烦，日本可以做什么？美国是否乐见中日关系的发展？
傅高义：日本可以对沟通中美关系起一点作用，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有助于减少中美之间的误解。日本比中国要了解我们西方人，也比我们西方人要了解中国，日本企业在很多地方都有办公室，从北京到地方关系都不错，比美国强得多。很可惜两个大国不一定会听日本的建议。虽然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在政治上日本是一个小国，影响不多，对于解决中美摩擦的作用有限。
对美国来说，中日之间发展出更密切、更务实的关系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一些美国人可能会有警惕性的反应,但他们的警惕可能放错了地方。中日关系稳定发展，西太平洋秩序稳定，以及两国对维持世界秩序作出贡献，这些都符合美国、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