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讨论中国的人口问题，总是无法回避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那就是老龄化。
经济学界通常把老龄化看作是社会危机，对中国的“未富先老”忧心忡忡。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老龄化将成为未来的必然趋势，如果仍然把老龄化当作危机和问题来看待，很可能将面临无解的压力。
今年我在与梁建章先生和毛大庆先生讨论人口问题时，曾经专门写过一篇对老龄化认识的文章，提出不要悲观看待老龄化，更应该把它看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最近，中信出版社准备出版英国学者琳达·格拉顿、安德鲁·斯科特合著的《长寿人生》，在很多观点上，我们都不谋而合。
当下，需要在充分了解中国社会的基础之上，从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发展的角度去正确看待未来老龄化。
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
当我们提出老龄化问题时，其实还有一个更为积极和乐观的认识，就是长寿时代到来。长寿时代的出现与医学的进步、健康的生活理念、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减少了疾病的发生，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同时使得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都有了较大提高。
与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韩相比，中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虽然还有一定差距，但也在同步提高（见图1、图2）。
从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节点来看，中国在2000年已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预计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时间为2025年。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法国花了115年，美国是65年，德国是45年，而日韩等两个东亚发达国家花费的时间和中国类似，日本是24年，韩国只用了18年（见表1）。除了老龄化的速度，中国与日韩的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也基本类似。
如果看健康预期寿命，中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只是与日本还有一定的差距，与欧洲其他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仅仅差了不到3岁，同时基本与美国持平（见表2）。
20世纪上半叶，因为长期战乱，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约35岁，一直到60年代末期，才提高到不到60岁。再到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并超过了70岁，目前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80岁（见图3）。而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均寿命已经超过了80岁（见表3），可以说，我们已经步入了长寿时代。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发达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长寿时代，收入水平也更高（见表4）。而中国现在人均国民收入还不到1万美元，也步入了长寿时代，理应可喜可贺。
可是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现在面临的是“未富先老”，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是“危”而不是“机”。显然这种判断有些危言耸听。原因在于，中国虽然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但是公共卫生和大健康事业的发展已惠及全民，显然对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见图4）。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即使是发达国家，老龄化和长寿时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是正相关的。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老龄化率变化（见图5），以及中国人均GDP与人均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见图6），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收入水平越低，人口的寿命越低。显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是长寿时代最根本的动因。
老龄化使发达国家的财政不堪重负
很多国内学者研究日本老龄化问题时，把年轻人不爱生养子女，老年人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劳动，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化作为重点问题提出。
我在与日本、欧洲的学者和官员交流时了解到，其实这些发达国家政府最为头疼的是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过高，财政投入过多，影响到了对其他年龄人口的投入，也影响了其他的社会支出。
例如，日本养老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了33%，如此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削减养老金支出，但由于它是选举制国家，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老年人的投票。法国也试图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但遭到了法国社会的强烈反对。
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养老支出占GDP比重普遍偏高（见表5）。而中国的比重也处于上升阶段，特别是在几个超大城市。如果不及早解决这个问题，提出新的老龄化社会发展战略，可能中国未来也会面对同样的压力。
虽然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已基本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但是在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方面差异很大。法国、日本、德国的比重最高，也是老龄化最突出的国家，而英国和美国居中。而东亚地区的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养老金占GDP比重都较低，甚至只有北京和上海的二分之一（见图7）。由此看来，其实还是有值得借鉴的案例。
老龄化面临就业岗位不足的矛盾
很多人谈到老龄化，总是认定它会导致未来的人口危机，使得劳动力严重短缺。
很多人到日本，看到70多岁的老人还在工作，总是感觉不习惯，并认为这是劳动力危机的体现。对中国来说，目前还无法像日本那样有充足的就业岗位供年龄较大的人口实现充分就业，劳动力过剩仍是中国面临的长期困境。
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平均每年外出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多达2000万。但在2010年到2019年的十年间，仅新增农业转移人口2100万，平均每年也就200多万人（见图8），显然增长速度在严重放缓。这说明，中国的新增就业岗位有限，同时农村还有2亿的过剩劳动力尚未转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年龄较大人口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从年龄结构上看，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年限大多在50岁以下。从全国来看，50岁以上的农民占比从2008年的11.4%上升到2019年的24.6%（见图9）。这一数据说明，中国农民工就业年龄开始上升，但是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仍然较低。原因在于就业岗位总量不足，经济增长放缓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在下降。
“老龄人口”的认定应随长寿时代到来而调整
我们正处于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时代。所谓的老龄化问题，其实对应着长寿时代的到来。
早在1996年底召开的一次关于“老年人口死亡率及其影响”的专题国际讨论会上，联合国人口专家就明确建议，将年龄在60岁－79岁的老年人口称为“年轻老人”(Younger elderly)。
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及时调整思维惯性。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对“老”的认识还停留在古代的认知水平上（见图10），这导致了一些学者的认识，以及相关的政策，都严重滞后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寿命延长的现实。以至于近些年来，关于老龄化社会危机的判断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恰恰忽视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大变化，就是寿命的延长。
假如医学进一步发展，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完善，甚至生命科学取得革命性进步，那么人类寿命还会继续延长。难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应对未来的危机和风险吗？难道我们所有的努力和科学突破也会因为危机而放弃吗？显然历史是不能倒退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思维模式需要进行根本的调整。
长寿时代到来前的经济和社会背景
在长寿时代到来之前，中国经历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同的阶段。
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就业和谋生时代。生活在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人都深深地体会到，就业与体力劳动密切相关。
那个时候，无论是从事农业还是工业，几乎任何一种劳动都是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在这种强体力劳动的背景下，年龄与体力劳动的贡献是挂钩的。年龄越小，体力越强，而能做出的贡献越大。因此，当达到一定年龄，不能付出强体力劳动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人已经步入了老年时代。
传统工业和农业为主导产业的时代。与体力劳动相关的产业就是传统的工业和农业。在工业和农业没有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时代，最需要的是体力劳动者。回溯到改革开放前，或者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有较高的比重（见图11）。
家庭劳动和社会服务需要亲力亲为的时代。因为传统劳动的时代，也是低收入的时代。人们没有能力实现劳动的置换。所以无论从事社会服务，还是从事家庭劳动，几乎所有人都得亲力亲为。人们没有闲暇去从事健康的活动，毕竟要照顾家庭，承担家务劳动。社会活动也都是集体参与的体力劳动。
在这样的时代，劳动能力也严重受到年龄制约。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正因如此，一部分人才会按照过去的思维方式看待老人的赡养问题。
传宗接代思维下，供养子女过多的时代。很多人对于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耿耿于怀。在此之前，一个家庭多子女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我当初在工厂，有一个工人供养着4个孩子和妻子，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不到40元钱。类似的情况在农村更普遍。很多家庭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下，普遍营养不良，体力劳动耗费了大量的体力和精力，等把子女养大了，很多人丧失了劳动能力。当时，靠子女赡养来颐养天年，是人们的普遍想法。
而当下的时代，无法完全按照过去的方式，靠家庭和子女来完成赡养义务，当然就会被认定为社会危机。当初多生子女就是为了养老，而耗费精力过多则使人过早步入老龄状态，而供养负担可以被多个子女平摊。现在家庭的少子趋势则造成了供养老人的压力，也就成为很多人担心的重要理由。
长寿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如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但很多人的观念仍停留在过去，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健康及长寿的认识和理解。
如今，服务业逐渐替代工业和农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提高，以知识和技术为主导的服务业取代以体力劳动为主导的工业和农业是大趋势。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达到了70%－80%（见图12）。
就中国而言，虽然总体上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刚刚超过了工业增加值占比，但是一些城市化水平较高、人均预期寿命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城市，服务业的比重其实已经大大超过了工业。比如，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了80%，上海不到72.7%，均远超出工业增加值占比，广州、深圳、天津等城市也是如此，它正在接近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见图13）。
体力劳动逐渐被机械化和智能化所替代。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机器和人工智能等对于体力劳动的替代，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大趋势。
比如，过去开山挖洞是靠人力，不仅耗费时间和人力资源，而且还具有极大的安全风险。而盾构机的出现，则替代了成百上千人的劳动，大大提高了掘进速度。正是因为实现了机械化，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才可以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
今天，全世界有200多万个机器人在工作，大部分在制造业，而韩国最为集中，每1000人就拥有50个机器人。麦肯锡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多达8亿人的工作岗位可能被机器人取代，相当于当今全球劳动力的五分之一。
随着人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依靠劳动力数量取胜的传统制造业，低端部分已经开始向东南亚转移，而在国内则开始了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这种不完全依赖体力劳动的产业发展趋势，实际上也预示着，未来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人们的工作寿命也在延长。
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实现了劳动置换。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服务业的发展深入社会和家庭，传统的家庭劳动很大部分已经被社会劳动所替代。
比如，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了共享经济。原来只能依靠自己才能完成的大部分家庭劳动，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经济来实现。子女的优生优育，既避免了多生孩子后带来的家庭供养负担，也可以把有限的家庭经济资源集中，使得孩子的素质得以提高。这不仅表现在体力劳动上，而且更多表现在家庭劳动支出转化为各种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的支出。同时也使得家庭的生活不再为劳动所拖累，人们参与的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各类社会活动，对提高预期寿命产生正面效应。
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六七十岁的人，其生活和身体状态甚至还保持着中青年的水平。
长寿时代将带来重大发展机遇
老龄产业发展的多元化将促进就业机会的增长。
根据英国学者安德鲁和琳达所著的《长寿人生》一书中提到，自1998年以来，美国的就业人数增加了2200万，其中有近2000万人的年龄超过55岁，占到90%以上。
而在中国，仅从农民工年龄结构中就可以看到，50岁以上的占比从2008年的11.4%增加到2019年的24.6%（见图9）。
老龄人口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智力，可以充分延长就业预期，并发挥重要的就业引领作用。中国很多城市政府制定人才认定标准时，对年龄的要求比较苛刻，其实严重忽视了那些有劳动技能和专业能力的60岁以上人口。他们的优势不仅是自身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年轻人，并起到带动作用。在专业技能比较稀缺的领域，有些已经退休的专业人才，不仅仍在发挥余热，而且还是行业和专业领军人物。比如，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以及各类科研单位，很多富有经验的专家和学者“退而不休”，他们的工作年限可能会延长到80岁以上。
从另一个方面看，未来的健康产业和养老产业，以及与老年人消费有关的产业，都会带动就业增长。然而，现实中适应长寿时代的一些重要就业岗位人才严重稀缺。
有数统计，2019年中国7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7.52 %，8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达到2.18%。预计未来养老专业护理人员需求量在1000万左右，到目前为止，经过培训的还不到100万。另有数据统计，家政养老看护服务和社区日间照料的劳动力缺口分别超过55%和70%。虽然这其中存在老年人护理行业的收入不高，直接影响到人才储备的因素，但是也说明了，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仅从就业角度来说，还有比较大的发展潜力。
与此同时，老年人的消费市场在中国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长寿人生》一书中提及，近15年来，英国的旅行支出的大部分增长来自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计算，50岁以上人群的消费规模目前为7.6万亿美元。中国目前处于旅游消费高速增长期，而旅游也被认为是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之一。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旅游景区的经营者来说，如何解决假日、节日和周末之外的旅游空窗期，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经营困境。老年人口退休后，有充分的闲暇和自由，打破旅游空窗期的关键在于如何挖掘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除此之外，针对老年人的业余爱好、社交活动等等消费，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可以开发。
与老龄人口相关的大健康产业，更是方兴未艾，其中涉及到休闲、度假和医疗康养等行业的组合，也包括为老龄人口开发的房地产业。老龄人口希望亲近大自然，这是健康产业最重要的空间选择。而城市居民居住行为的郊区化特点，正是满足了这一要求，也直接关系到未来居住空间在城乡之间的重组。在讨论未来房地产发展趋势和空间格局时，不能回避老龄人口渴望远离水泥森林，亲近大自然，但同时需要配套各种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仅就这一个选项来看，房地产业的发展，还有巨大的可开发空间。
中国的老龄人口当下承担过多的家庭社会劳动。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约2.4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年轻人群抚养子女和大量家务劳动，大多由老人承担。从这个角度而言，老龄人口实际上不仅仅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社会就业功能，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过去对于养儿防老的认识，相当于更多的老人在抚养着家庭的第三代，而且啃老则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
这种情况与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发展趋势有着直接的关系。前者是以传宗接代为基础的家庭伦理观导致的一种家庭义务的延伸，后者则是抚养子女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居高不下，不得不依赖家庭模式实现劳动置换。这其中蕴含着可通过社会服务替代劳动的巨大就业潜力，也意味着老龄和长寿人口的社会价值越来越高。
促进长寿时代和谐发展的建议
一是根据中国出生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的变化，参照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标准，重新界定老龄人口的年龄阶段划分标准。我认为，可以健康预期寿命作为基本线，把老龄人口的标准从现在的60岁或65岁，提高到68岁。在此之后，可以划分老人的不同阶段。
二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既释放了60岁－65岁人口的就业潜力，也减少了过早支付养老金的压力。根据中国国情，可以考虑实行从半退休到全退休的过渡。例如，对于年满65岁的人口，可以在65岁-70岁之间实行半退休制度。半退休阶段和退休之后可允许自主兼业，并实行收入免税制度。当然，这一做法的大前提是中国真正出现劳动力需求不足，而不是现在的劳动力过剩局面。
三是实行中低收入水平的养老金政策。对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中国不能盲目实行高度福利化，而是可以借鉴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模式。在养老金支付占比重高的城市，严格限制继续提升支出比重。对于其他城市和地区，鼓励将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保持在3%左右。要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行中低水平广覆盖的政策。
四是建立符合中华传统文明的、由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的养老体系。如何把养老制度建设纳入家庭支持计划，或者是把老人隔代抚养的劳动换算成家庭养老金的一部分，形成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的养老体系。
五是鼓励各级城市政府，实施老年人的健康支持计划。鼓励为老年人口举办各类文化培训，加强有关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就地就近和方便的活动场所。同时强化对老年人的社区医疗服务，并增加对老年护理人员的就业培训，提供更为充分的老年护理人员的就业保障。各类城市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特定年龄人口的文化和体育活动，丰富老龄人口的业余文化生活。
六是制定60岁－70岁老年人才的再就业支持政策。鼓励已经到退休年龄的各类专业人员再就业，发挥他们在专业领域的经验和技术优势。鼓励这个年龄阶段的专业人员，参与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事业的支持计划，缩小和弥补地区间公共服务人才资源的不均衡现象。并允许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专业人员，按照市场方式参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各类支持项目，并按照市场的方式获取相应报酬。
七是加大对各项老龄产业的支持政策。涉及老龄人口产业发展的用地空间要给与专项支持。旅游行业要开展支持老龄人口旅游的各类优惠项目，有效利用旅游空窗期，并通过老年人家庭旅游计划，带动更多人口参与休闲度假旅游。要允许在一部分城市郊区，依托小城镇，建设大健康产业发展空间，提供老年人与自然紧密接触的居住场所。
八是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作用，建立老龄人口的网络支持计划。需要考虑如何使老人可以更为便捷地接受网络服务，如何使老人通过最简单的技能就享受智能化服务，如何使得智能和互联网的社会应用不会成为老年人步入社会的障碍等。可以通过网络开展各类针对老年人兴趣爱好的教育和培训。有条件的社区可以建立老年人家庭健康监测系统，并提供相应的社区救助服务。
九是社会要提供更多能满足老龄人口的服务和消费空间，同时还应该在相关的法律中增加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禁止消费和服务场所限制老人参与各种活动。例如只要有健康证明，各类体育健身场所不能限制80岁以上老人进入，各类旅游服务机构不能限制老年人旅游。有条件的城市，可以提供专门供老年人活动的场所，组织老龄人口开展各项活动。
从满足老龄人口的各项社会服务，区分市场和政府的职能，按照社会发展趋势来理解，长寿时代的到来是机会和机遇，当然其中也会存在挑战，关键是我们自己的观念是否适应了社会变化，是否适应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观念发生转变之后，要解决问题可以有无数个方案，一些挑战可能也会转化为机遇。
（李铁为独立经济学家，徐勤贤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研究员；本文根据李铁在武汉长寿时代峰会的主旨发言整理；编辑：朱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