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全年GDP达到101.6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大关，全年经济同比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同比下滑6.8％。
2020年世事多艰，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国际贸易受限，全球供应链断裂，逆全球化加剧，世界经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蝴蝶效应之下，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时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龄化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凸显、要素流动不畅……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困局待破。
危机也蕴藏转机，甚至蕴生变革火光。《福布斯》杂志研究发现，很多经济体在经济严重动荡或者世界冲突持续的时候，反而会出现创新的蓬勃发展。回顾过去250年，大萧条也成为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
在疫情之下，中国“十四五”规划图景徐徐展开。坚持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经济的战略基点；历史指针也指向自立自强的科技基础研发和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过去依赖土地资本化推动城市化，转变为基于新要素聚集的区域联动和抱团竞争的区域新格局；而碳中和、碳达峰等绿色发展思路，则将重结构、重质量的经济发展模式勾勒出来。
盘点过往，中国的“五年规划”成为每个时期发展的“灯塔”，每隔一个五年的周期，决策层都要对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走向进行预设，制定政策。从“一五”计划开始至今，中国已经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规划。2020年10月，国家公布了2021年－2025年的“十四五”规划建议，2万多字的建议书中，出现的一些新名词引发关注。安全发展，“两轻”、“两重”，国内大循环等等，这些规划中出现的一些新词意味着，未来五年内，诸多产业的新拐点即将到来，创新发展模式顺势而生，制度改革的窗口渐次打开。
不同于以往的中长期规划，此次“十四五”规划建议并没有对未来五年设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未来五年，外部环境存在诸多变数，中国发展面临的变量和风险很多。因此，“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立足点应当更多地放在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而非过度追求增长速度。
发展是目标，改革是动力，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十四五”时期，如何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科技体制改革如何推进？推进区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需要推进哪些改革？系列宏大的发展问题待解。《财经》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和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等曾参与过国家“十四五”规划方案讨论的多位专家。他们也分别在中信出版集团重磅推出的《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中，从不同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并对不同领域的改革提出建议。
如何构建国内大市场
形成国内大市场、“双循环”、扩内需、促消费，是“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重要着力点。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外贸企业先后遭受了国内停产停工和国外进出口受阻两轮冲击，外贸企业供给和需求两端承压，举步维艰。很多外贸企业将目光和精力转向开拓国内市场，一时间“出口转内销”成为外贸领域的热词。而“十四五”规划建议也明确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已被反复提及。不过，在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关键期，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显得尤为紧迫。
强大的国内市场，绕不过扩大内需并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2020年，扩大内需也是经济热词，从年初到年末，各地出台了各项扩大内需政策。2020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这是中央在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首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需求侧管理”。早在2020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其发表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文中就曾指出，需求侧管理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表示，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迫切需要扩大内需，这客观上要求不能再将注意力都放在供给侧，需求侧的变革同样应引起重视。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卞永祖认为，自2015年以来，面对产能过剩、高端优质供给不足、供需错配等现实问题，中国开展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看，中国需求侧也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最典型的是近些年房地产、基建等领域的投资需求持续强势，但居民消费需求却相对偏弱，特别是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后，中国需求侧的结构性问题被进一步放大，不仅需求端的整体回暖进程明显慢于生产端，而且居民消费需求的复苏进度也明显滞后于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
因此，当前推进需求侧管理，扩大消费是重要落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表示，需求侧管理要更加重视扩大消费需求。过去一个时期，中国需求侧管理主要着眼于调节投资需求，但针对扩大消费需求的调控手段相对有限。随着中国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依靠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明显收窄。
他认为，加强需求侧管理，重在打通堵点。第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着力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第三，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其成为扩大消费的主力军。第四，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第五，坚持“房住不炒”政策。第六，鼓励发展新型消费，促进新型消费扩容提质。第七，鼓励扩大有效投资。
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定在60％左右，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65.9％和57.8％，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分别高24.4个和26.6个百分点，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度明显下降，从投资驱动为主转向消费驱动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那么，如何落实需求侧管理？阻碍消费的赌点是什么？如何让居民敢于消费？
扩大消费并不只是消费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口袋里有没有钱关乎能不能消费，口袋里钱多不多关乎消费能不能升级。刘培林告诉《财经》记者，居民消费上不去主要是由于收入上不去，这是核心问题所在，同时，供需循环不畅、内需不足很大程度也是由于收入差距大。诸多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比较低。所以，“十四五”时期，扩大居民消费的核心还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后，消费总量自然会扩大，消费在总需求当中的占比会提高，消费结构也会升级。”
刘培林认为，扩大消费的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是“让人在城市落下来”。他举例：“很多在城市工作但是没有在城市落下来的人，总是想着在城市工作攒钱回老家盖房子。如果这部分人能够真正在城市落下来，他们的长远导向就是在城市里，那他就会把这些钱转化为看电影等服务性消费，其整个消费结构和重点都会转变。”所以，“十四五”期间，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跨城市迁移的人口真正融入常住的城市，这涉及户籍制度改革、公共住房保障、加强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改革。
此外，做大国内市场只扩大需求并不够，供给端也要给力。刘培林等多位专家告诉《财经》记者，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是相辅相成的，需求侧管理可以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供给侧改革又可以为需求侧管理提供动力，二者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做大国内市场。
同时，有专家表示，扩大内需，既要重“量”还要重“质”。从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到市场秩序监管，再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打击假冒伪劣等等，需要在方方面面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并且打通市场运行中的各种堵点，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多位专家表示，与统一市场相反的状态是市场分割，目前这种分割体现在经济生活中的很多方面。
记者调查中了解到，一位小商贩从山东寿光以两毛钱一斤的价格进了一车白菜到北京新天地菜市场去卖。运输过程中需要支付油费、过路费，到了菜市场，还需缴纳“进场费”、“出场费”等费用，多个环节助推成本升高，最后白菜的“身价”很可能翻了几番。结果小商贩没有挣到多少利润，广大消费者也没有买到便宜的蔬菜。
据悉，流通环节最能反映一国市场分割对经济损伤之深。记者了解到，2019年中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14％左右，而发达国家在6％－7％。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曾公开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制造环节耗时仅5％－10％，超过90％的时间耗费在流通环节，中国农产品物流环节损耗平均为30％，美日发达国家不超过3％。
然而，市场的分割不仅仅限于流通领域，还表现在地区间市场各自为政、相对封闭，跨地区的经济往来等受到阻碍，地方保护主义导致资源流动不顺畅，经济效率较低等。目前这些是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关键点。
据悉，2020年10月，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发现，部分地方和部门仍存在违规设置行政审批环节，擅自构筑市场准入壁垒等问题，并将有关典型问题进行通报。例如，河北省承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违规设置建筑市场保温材料准入门槛，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违规制定限制公平竞争的农村客运线路准入政策，湖南省永州市违规设置建筑领域招投标门槛。
“国内大循环是建立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大循环，而非每个地方搞自我小循环。如果没有统一的市场，市场处于分割状态，是碎片化的、功能残缺的，那么这种市场就很难成为内循环的支撑力量。”多位专家表示，“双循环”体系下强大的国内市场，不仅规模大、质量高，更是高度一体、高水平开放、充分竞争、有序规范的市场。是充分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市场，因此，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亟待通过改革打破。
值得一提的是，开拓国内市场并不意味着放弃国外市场，中国坚持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要把开放的大门关起来。徐林告诉《财经》记者，新发展格局强调更多依靠内循环的同时，强调了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相互支撑，重在维护国民经济在开放环境下的循环，这需要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
2020年，面对逆全球化浪潮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1月正式签署；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都体现了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中欧投资协定达成后，中国将对目前一些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制度进行改革，提高符合国际惯例的标准。同时，中国还在推动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进程。
徐林说，考虑到中国资源禀赋不足，中国企业会越来越多地用全球视野配置资源和要素，全方位开展全球化经营和布局，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贸易投资往来，并构建中国的全球利益分布。这自然涉及到跨国间基于共同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对贸易投资主体法律保护的共同遵循。这需要中国政府为企业和投资者全球化配置资源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和保障。
“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由于我们的行为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影响，国际社会一定会要求中国在市场开放、公平竞争、制度接轨、规则遵守等方面做更好的模范，甚至会对中国更加挑剔，这可能是全球性大国难以回避的责任和难题。”徐林说。
都市圈建设提速
“以前我从北京到雄安需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现在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通后，只需要50分钟，更加方便，我可以早上来雄安，晚上回北京。”雄安新区科技创新企业联合会秘书长董明德告诉《财经》记者。
2020年12月27日，连接北京和雄安的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北京西站至雄安新区间最快旅行时间50分钟，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间最快19分钟可达，北京、雄安开启了“1小时朋友圈”。
2019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中，明确给都市圈下了一个定义，即“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一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董明德说，雄安科企联主要负责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企业到雄安发展的沟通联络工作，会员单位经常抱怨的就是在雄安招不到合适的人才，这与雄安地区的交通不便有很大关系。“随着京雄城际铁路的开通，近段时间主动给科企联秘书处打电话咨询找工作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便利了北京、雄安及沿线地区的通勤人员，也有利于人才流向雄安。
在中国开启内循环并持续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大背景下，京雄城际铁路的建成通车将进一步实现京津冀现代化都市圈内人、财、物等的加速流通，打破区域间的各种壁垒。
近年来，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备受关注。《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城市群、都市圈将是“十四五”时期区域发展和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新特征。“十四五”期间，城市群、都市圈将有望在优化人口和经济的空间结构、激活有效投资和潜在消费需求等领域发挥作用。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对《财经》记者表示，城市化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都市圈和城市群更快发展的阶段，我们预计，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今后五年至十年，中国经济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长动能将在都市圈和城市群。
都市圈的这种动能如何体现？研究显示，都市圈经济不同于行政区经济，它是一种巨大的市场化力量，以都市圈为统计单元的GDP、人口、投资、创新要素等各主要指标显示，都市圈已成为各类发展要素在空间上聚集的主要载体。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30个都市圈以4.5％的国土面积承载了32％的人口。过去20年间，城镇化新增人口65％流向了30个核心都市圈。62％的上市企业都聚集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北上广深杭五个城市产生了全国88％的独角兽企业。未来，都市圈将创造全国70％左右的GDP、80％左右的就业。
此外，“一小时都市圈”的加速建设，不仅密切了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人们一天内可以便捷地往返都市圈的两个城市办事、旅游或者工作。也意味着，区域间将在各方面打破分割，都市圈中的居民将共享便利的基础设施、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和自然环境等。享受更幸福的生活圈。
据了解，目前全国多地正在加快都市圈建设。前不久深圳和上海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将都市圈建设作为“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工作之一。安徽省也提出，将实施合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行动计划。河南省发布了《洛阳都市圈发展规划（2020-2035）》，标志着洛阳都市圈建设正式启动。东北地区也寄希望借助都市圈建设实现新发展，目前吉林省正在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丛亮表示，2019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8.5万亿元、23.7万亿元和11.4万亿元，占到全国的比重达到44％。
专家预计，“十四五”时期，除了上述中国最活跃的区域增长极进一步发挥头部引领作用外，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也将不断深入和升级，释放政策红利，有望成为“十四五”时期区域发展亮点。
记者注意到，城镇化的运行逻辑也正在发生重大的改变。
刘守英告诉《财经》记者，“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将出现几大趋势变化。第一，中国整个城市化的速度会降下来，不可能再继续靠快速的城市化来拉动经济增长。第二，城市化的发展方式已经发生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化的方式主要靠土地的资本化来推动，在上一轮城市的扩张里，我们已经把整个城市的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过去靠土地资本化支撑整个城市化的发展方式将发生变化，目前的城市化已经开始转向以土地内部的结构调整和土地更有效利用来提升城市的品质水准。”第三，我们目前解决的重点已经不是城市化的速度问题，而是城市权利问题，例如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等问题。
刘守英表示，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问题也是“十四五”需要关注的重点。“上一轮的城镇化以城市发展为主，城乡在用地分配上以城市为主，很多利益也是以城市为主，乡村发展权利受限。这就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机会，农民利益得不到较好保障。‘十四五’期间，不可能继续按这个模式发展，下一轮则是要城乡共同发展。”
近年来，乡村旅游大火，打造出多个网红乡村旅游景点。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乡村产业的功能逐步从粮食等单一的农产品生产功能，拓展到兼具生产、生态和休闲等多元功能。乡村产业的诸多新特征，对土地功能的多元性、土地利用的复合性、供地方式的灵活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当前中国乡村产业用地政策尚不能满足乡村产业发展的需求，制约了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不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刘守英对《财经》记者说：“‘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强调乡村振兴，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给农村利用土地的权利，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未来，土地的分配和使用必须要考虑到乡村的发展机会。因此，‘十四五’时期，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将是一项重要且艰巨的任务。”
刘守英还指出，土地制度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性安排，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全局改革的关键领域。“十四五”时期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同时，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十四五”期间改革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刘培林等专家表示，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根本途径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十四五”时期开启中国改革新征程，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关键性基础性的重大改革任务，也是市场化改革成败的关键。其实质是真正突破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和创新。
其中，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是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聚焦的五个核心领域。这将需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资本要素改革、技术要素改革等等多项改革。
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心城市、城市群的“增长极”效应偏低等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于要素自由流动藩篱重重，导致集聚不足。比如，行政主导资源配置，要素跨区流动规则不衔接，“争区域龙头”等，城市群中各城市像孤岛一样，协同不够、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动不够。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 “十四五”时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打破壁垒，实现人、资金、商品与服务、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大趋势。
刘培林也告诉《财经》记者，“十四五”时期，促进区域发展的重点之一仍然是促进区域之间要素的流动。
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是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与城市常住人口相比较而言，我们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城市人口是没有当地城镇户籍的，这个现象长期以来我们称之为半城市化或者伪城市化。”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在“十四五”时期涉及很多改革。
“卡脖子”技术问题亟待解决
“由于美国的第二轮制裁，华为的手机没有芯片了，从2020年9月15日之后，麒麟处理器将成绝唱。现在国内的半导体工艺还没有赶上。”在2020年8月举办的中国信息化峰会上，华为公司常务董事余承东无奈地说。
“缺芯”问题既是华为的心酸也是整个中国的心酸。不仅是芯片，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半导体加工设备、半导体材料、超高精度机床、工业机器人、顶尖精密仪器、新材料等诸多关键技术领域都受制于人。中国仍然处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还是短板，供应链上游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比较突出，部分产业链供应链的可替代性较强，自主可控力较弱。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企业不断加码技术“断供”和围堵，对企业造成重大影响。联合国260多项子产业的1200多项次级产业中，中国有600多项是受制于人。中国遭遇到的“卡脖子”难题为我们敲响警钟，必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独立自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此外，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也在推动中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业内专家认为，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就必须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科技创新为产业发展赋能。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中国既面临赶超跨越的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因此必须打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先发优势，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支撑。
“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新的表述意味着科技自立自强被定格为“十四五”重点战略方向，将科技自立自强提高到战略支撑地位，这是新提法、新定位。
目前，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依旧存在很多问题。徐林告诉《财经》记者，目前中国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其中第一大挑战就是基础研发能力弱，研发投入不足。“中国原创型技术研究能力不足是大家公认的，这与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和水平较低密切相关。”
业界流行的一句话，中国的科技创新“从1到100”很在行，但“从0到1”的原始创新就比较难。记者了解到，中国目前科技发展的最短板就在于基础研究，长期以来，中国因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导致核心技术缺失，是限制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尤其是企业，如果没有基础研究做支撑，不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发展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导致随时被外国企业“卡脖子”。
不可否认，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数据显示，中国用于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在2019年刚刚超过6％，而创新型国家普遍在15％以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30％左右。此外，中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也极少，占比不到1％。企业研发投入90％以上投在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上，很少投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由于中国科研投入比例不合理，即使科研投入总额很大，但投入到原始性创新的资源仍然不足。徐林表示，所以“十四五”时期，改善中国科研投入结构，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重视，是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末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
徐林说，缺乏具有足够激励的科技创新体制是阻碍中国科技创新的“绊脚石”。“中国目前的科研体制存在诸多问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配置结构也不尽合理，政府和企业的作用分工不够合理，总体上还处在不断完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进一步提高科技研发资源的配置效率，更好地激发研发人员的创造性。”
前不久，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公开表示，下一步，科技体制改革的任务将围绕“人”来展开。“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和创新力在科研活动中是最关键的，今后的科技体制改革将由过去支持机构和任务向更多支持优秀人才转变。要加快推动学风作风转变，坚决破除‘四唯’不良导向，以‘零容忍’态度对学术不端行为‘露头就打’，强化惩戒和公开曝光。”王志刚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面对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难题，“新型举国体制”成为科技创新领域讨论的热点话题。徐林告诉《财经》记者，尽快明确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并加以实施，是“十四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十四五”规划建议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这一章节中明确提到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2020年末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提出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
那么，新型举国体制到底新在哪？
徐林告诉《财经》记者：“我们有老的科研举国体制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有成功的也有低效的。老举国体制在封闭的计划体制下，更多强调的是政府组织调动资源和科研人员的无私奉献精神。新的举国体制是在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构建，必须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既发挥政府明确重点领域并有效组织调动资源的作用，又要强化激励机制和市场配置创新要素的作用，让各类科技创新要素特别是科技人员能够更多地参与科技成果收益的分配，真正建立产业利用、学术研究、技术研发和融资支持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科技研发和商业利用体制。”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也表示，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当然，我们讲新型举国体制，并不是说所有科技任务都采取这种模式，更多聚焦在体现国家意志、事关国家战略利益的关键领域”。
那么，“十四五”时期，哪些核心技术领域是攻关的重点呢？
“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十四五”时期，将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此外，“十四五”时期中国也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
绿色经济站上风口
前不久，美国总统拜登宣誓就职几个小时就连签17项行政命令，其中就包括重新加入前总统特朗普主导退出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2015年12月，经过多年努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最终达成《巴黎协定》，协定设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提出了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为实现这一目标，公约秘书处要求，缔约方各国在2020年底之前，都要向联合国更新提高力度的2030年减排目标报告，提交面向本世纪中叶的国家低排放战略。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的这一碳排放承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纽约时报》、路透社等媒体评价中方作出了“惊人”承诺，气候变化问题专家评价“这是过去十年里最大的气候新闻”。
事实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实质上更是一场国家间发展转型的竞赛。不论是碳排放、碳达峰还是碳中和愿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型意味着新的机会。
资本市场的嗅觉最为灵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2021年八大重点任务之一，此后与新能源有关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风力等概念股就集体大涨。近来，“碳中和”概念俨然已经成为市场最强风口。业内解读指出，碳中和不仅仅只是能源的事，它与产业链等方方面面都有关系，碳中和目标将深刻影响下一步产业链的重构、重组和新的国际标准。
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十四五”的重点工作之一。“十四五”规划建议有15个部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其中一项。《建议》进一步勾勒出“十四五”绿色发展的路线图：“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专家预计，“十四五”时期绿色发展将获更大力度支持，绿色经济将加速发展，特别是随着未来十年碳排放达峰行动的持续推进，低碳产业将站上新风口，全球企业将竞逐新赛道。
据悉，绿色经济主要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行业。据预估，到2025年中国绿色经济总产值有望超过12万亿元，约占GDP的8％。据悉，中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预期2021年绿色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达45％左右。
2030年前碳达峰，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并不是一件易事。
这里的“碳达峰”目标指的是中国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再慢慢减下去。碳中和目标指的是，到2060年，针对排放的二氧化碳，要节能减排等各种方式全部抵消掉。
业内专家指出，目前不少发达国家已实现碳排放和经济脱钩，但中国仍处于碳排放增加阶段，尚未达到峰值。这意味着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大大缩短。
徐林告诉《财经》记者，中国提出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给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后，只有30年的时间就要实现碳中和。这一进程比现有发达国家的碳中和进程有明显的缩短，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研究表明，中国要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2040年左右就要实现电力系统的近零排放，2050年左右要实现能源系统的近零排放。
然而，目前中国单位GDP能源强度、碳排放强度水平较高。数据显示，中国的单位GDP能源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是欧盟的4倍多，中国单位GDP碳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欧盟的6倍多。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碳强度在2030年相比2015年的下降幅度要超过65％，2025年末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占比至少要到20％、2030年末至少25％。
“低碳发展不是站在经济增长的对立面，低碳发展可以让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同时促进新经济形态的发展。”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指出，实现“碳中和”愿景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要深度脱钩，这将带来中国经济的巨大结构性变革，将以此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经济形态，像可再生能源发电、智能电网、先进储能、绿氢冶金和化工、零碳建筑、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电气化高速铁路等新型低排放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未来重要的投资方向，创新和绿色发展也与中国所倡导的产业转型向中高端发展、高质量发展是高度一致的。
以能源领域为例，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提高清洁、零碳或低碳能源的占比是重中之重。数据显示，2050年左右中国非化石能源比重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可能达到80％左右，这将带来重大的产业调整、资产重估和经济空间转移，既是艰巨的挑战，也将创造大量新的发展机会。新能源产业将是一个巨大的蓝海，水电、风电、太阳能、核能、潮汐能等将迎来巨大发展契机。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李俊峰表示，碳中和不仅关乎能源，与产业链也密切相关。每一个产业链都要碳中和，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碳中和，碳中和目标将深刻影响下一步产业链的重构、重组和新的国际标准。
数据显示，预计到2030年，低碳领域的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可达到6300万人，全国低碳产业总产值有望达到23万亿元，对GDP的贡献将超过16％。
面对碳中和、碳达峰的巨大蓝海，资本已经嗅到商机并纷纷加入。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碳中和目标也将深刻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专家表示，绿色低碳的理念将越来越深入人心，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将发生改变。
时间紧迫，中国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重中之重便是布局“十四五”，只有在“十四五”就提高政策力度，才能保障中国在2030年前达峰，并把峰值稳定在合理水平，使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一曲线更为平滑，实现软着陆。
徐林告诉《财经》记者，“十四五”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接下来必须推进几大改变。第一，需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降低高碳排放产业和高含碳产业的比重。
要加快能源领域的革命和能源结构调整步伐，大幅度降低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提高光伏风力发电、生物质能源和核电的比例，并在相关材料技术、氢燃料技术、储能技术、微电网技术等领域加快技术研发和突破。
第三，在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无论是新城新村建设还是老城老村改造，都要用碳中和理念来规划设计城乡建设和运营，包括整个城乡社区高效清洁能源体系的构建。
最后，还要尽快实施碳排放额度分配和交易制度，从电力、钢铁、建材等高排放行业起步，逐步向全行业推开，在此基础上完善碳交易制度和碳金融制度，形成正向的碳排放激励机制。
“十四五”规划关乎中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并将影响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诸多宏大主题之下其实涉及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无论是国内大市场的构建、都市圈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乡村振兴，还是科技创新、碳中和目标，每一项都将深刻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此外，每一项任务都涉及包括收入分配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以及能源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牵涉多方利益的博弈与纠葛，这意味着改革之路必然充满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