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鉴于2018年到2019年经历了民粹主义剧变、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和技术变革，因此毫不奇怪，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局之年，便笼罩着一层不确定性的阴翳。

很少有国家能展现出足够的远见，但早在1991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医生，公布了“2020宏愿”：“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到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秉持我们的特征，遵循我们自己制定的准则。”

制定一套五年期的计划很寻常。而构想未来30年的愿景则需要相当胆识。马哈蒂尔医生提出，要在2020年时全部完成九大挑战：首先，建立由一个马来西亚民族构成的统一的马来西亚国家；第二，建立一个心理上解放、富于安全感和发达的马来西亚社会；第三，培育和发展成熟的民主社会；第四，建设讲求道德伦理的社会；第五，打造成熟、自由而宽容的社会；第六，构建追求科学与进步的社会；第七，建立全面关爱的社会；第八，这个社会要确保在经济上秉持正义，国家的财富得到公平和公正分配；第九，建设一个繁荣的社会，经济上充分竞争、活力十足，强大而富于弹性。

马来西亚已将之实现到了何种程度呢？按照世界银行对高收入经济体的定义，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或超过12376美元便能跻身其中。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马来西亚201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1140美元，相当接近于中高收入区间的顶端。事实上，如果汇率回到大约3.8林吉特兑1美元，那么马来西亚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至于国家竞争力，马来西亚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2019年）调查范围内141个国家中列名第27位。这可不是什么平庸的成就，因为它的金融市场排名第15位。

马来西亚同时面临着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同样的困难和挑战。在这个苦于应付新涌现出来的、令人生畏的问题（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气候变化和大规模技术转型）的国际环境中，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作为高收入地区的例子，成熟的香港经济已经表明，没有人能将经济自由和竞争力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政治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一切。大多数政府苦苦努力的事情，就是通过教育和技能再培训，让民众（既包括工人阶级，也包括年轻人群体）做好准备，以适应新兴技术。

因此，在这个数字鸿沟时代，政治上最具争议的领域通常在教育，这不足为奇。

实际上，与其说是数字鸿沟，不如说是知识鸿沟——我们对彼此的无知，也无法认清杀死或让我们边缘化的其实是全球气候变化、冲突和破坏性技术，这些因素让我们坠入分裂。但是，使我们无法彼此合作的真正阻力是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以及最终的身份认同，而永远将对方指为坏人的虚假新闻，则加剧了这一形势。

换句话说，要减少两极分化，只能经由双方携手应对外部威胁，在内部则要认识到存在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在我个人看来，气候变化事关生死存亡，而小国面对大国政治完全无所借力。但是每个国家都可以采用新技术，来应对气候变化并保持竞争力。像新加坡、瑞典和瑞士这样的小国，正因为愿意投资于技术进步，国际影响力远远超过其国家的体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真正威胁在于，那些少数具有实力和意愿投资于知识的人，才会成为大赢家。这能解释为什么美国和中国拥有领先的技术平台，因为两国不仅在规模、速度和范围方面具有优势，而且还专注于实现在AI领域取得突破。

但是，发现威胁和机遇只能算一半“远见”。没有执行力的远见也只能是幻想。要执行得不出偏差，则关涉政治和官僚体制。在英国脱欧背景下，鲍里斯·约翰逊大选获胜，这表明他有正确的愿景，即英国人厌倦了扼杀其行动自由的欧洲官僚体制。但他要想改变英国的运转模式，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遵循欧盟法律和思维方式的英国公务员制度。一如林郑月娥需要让落后于时代的香港公务员体制改弦更张。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塞萨尔·伊达尔戈（Cesar Hidalgo）援引顶尖足球教练约瑟夫·瓜迪奥拉的话，引出了当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教练团队的主要挑战不是制定比赛计划，而是将比赛计划灌输进球员的头脑。”计划或愿景必须由参与者消化吸收，因为是他们在不断变化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游戏中执行计划。

简而言之，除非政治领导层理解，只有让多元化的团队将愿景内化吸收，团队才能成为赢家，或者至少不会成为失败者，这样2020年的愿景才可能达成。

2020年快乐。

（翻译：臧博；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