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诗人阿尔基罗克斯曾留有诗句，“狐狸知道许多事，而刺猬只知一大事。”这个寓言曾激起20世纪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无限想象，他在1953年出版的《刺猬与狐狸》中对此详加阐释，认为历史上大凡留有名气的思想家莫不可分为两大阵营：狐狸善于观察，可以同时追逐多个目标，它们的思维跳跃而灵活；刺猬则固守一隅，顽强且执着于某个目标，他们的思路稳健而保守。这就是思想史研究中著名的伯林两分法。
冷战史名家加迪斯在其近著《大战略》中同样对伯林两分法抱有浓厚兴趣。和所有标榜客观立场的历史学家相似，加迪斯对非此即彼的思考路径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狐狸与刺猬的性格根源在于，缺乏对彼此间的关怀与理解”。
那么这两种思维模式能否共存？答案自然是存在的，那就是把刺猬般的方向感和狐狸独有的敏锐性有机结合起来，能够同时培养这两种素养的土壤，叫做常识。
这种常识简单来说，就是告诉自己和他人，你要走什么路，同时也知晓路上会遇到什么障碍；但没有关系，你的狐狸式快思维与刺猬范的慢思考将使你能保持前行，直至抵达目标彼岸。加迪斯认为，这也是真正大战略思维的精髓。
以上提及的人物与图景，皆为阅读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的英文新著 《领导力与大国崛起》（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过程中所浮现的。这部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UP）出版的英文专著，亦是普林斯顿-中国研究丛书最新推出的研究力作。概而言之，本书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外交实践相结合，将考察视野扩及人、国家、体系三个层面，并指出崛起国家的政治领导力将决定该国在这三个层面上能否走向成功。
更为形象地说，这是一位深耕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的刺猬型学者的多年思索与理念建构。这种解读自然是简略和单向度的，是建立在忽略学者生命历程后做出的事实判断。
或许更可如此表达，每一只能够思考大问题的刺猬背后，都会闪现一只试图解决急迫问题的狐狸身影，它们都会被远方无尽的地平线所深深吸引。
刺猬依然还是刺猬
1952年出生于天津的阎学通身上有着鲜明的人民共和国烙印。他的青春岁月与新生国家的动荡起伏息息相关，弱冠之年被时代洪流所裹挟，投身于北大荒无边无尽的黑色土地之中，崇高的革命理想与冷峻的现实生活历练出这代中国学人独有的刺猬品质：他们的人生困惑与思想追求交融为一体，即使生命机遇发生重大转轨，过往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并在日后的学术历程中愈发凸显其厚重与执着。
上世纪90年代在加州伯克利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时，已近不惑之年的阎学通就在思考中国未来崛起的战略方向与理论可能，这在彼时的学术界堪称星辰大海般的议题。柏林墙崩塌与华盛顿共识兴起，使得多数人都乐于接受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并认为这将是一个长期与不可逆的过程。阎学通对此持相反意见，他在目睹美国秩序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开始为中国在新世纪崛起做纯学术探讨，并由此撰写一系列研究著作，而本书便是其所倡导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国崛起在中国主流话语体系中是隐匿和缺位的，甚至被刻意回避。即便阎学通早在1998年就公开提出这一概念，该词汇也要到十年以后，在北京奥运与次贷金融危机共同震撼世界的时刻，才让全世界多数人意识到这种战略前瞻的特殊意义。
阎学通坚持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界缺乏规范理论和科学实证的强力支撑；建立在西方话语之上的国关学术流派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崛起的战略选项与行为偏好，但存在显著的水土不服。
2005年阎学通加盟清华大学后，能够有更多充裕时间进行阅读和思索，并开始对中国历史上的先秦时代及其思想产生浓厚兴趣。从西周开始到春秋战国时代直至秦一统六国，这段历史对于绝大多数国人而言再熟悉不过，但对其中的战略、思想理路习而不察。对阎学通而言，这些丰富的思想资源却好比第二次思想解放。
先秦时代中国士人的天下观、战争观、治理观与以近代500年为标尺的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图谱在脑海中汇聚成川，传统中国的道义思想与现代国际治理规范得以穿过时空而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治理新资源，并由此产生宏阔的道义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思想轮廓。
经过上述思想解放之后，阎学通先生从其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精深造诣出发，将中国外交实践，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纳入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阈，跳脱出西方中心主义及中国本位主义的束缚，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融汇与沟通。
伴随着中国外交和对外政策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蓄势待发与巨大转变，道义现实主义愈发显现出其强大的阐释力量，并引发广泛共鸣。
领导力的四种类型
在《领导力与大国崛起》中，阎学通再次系统而有力地阐释何谓道义现实主义。
在当今世界通行的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中（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现实主义具有最为悠久的历史，它更为强调在一个以无政府主义为显著特征的国际政治舞台中，国家间交往的首要原则就是维护国家利益，人类历史上的诸次惨烈战争与缔结和平都是国家间利益博弈后的产物。
现实主义的理论优势在于它比其他两派理论能更好解释国家间的行为逻辑与利益取舍，但它无法解释国家间为何存在主导大国与崛起大国的秩序转变。阎学通的办法是引入政治领导力（political leadership）这个新变量维度。所谓政治领导力，也就是一国的政治领导团队驾驭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判断、执行与评估能力。阎学通再三强调，这种政治领导力并非建立于对单个政治人物的性格把握，而是客观评判其领导团队的决策过程、依据的政策理念，以及政策执行的效果评估。
按照这种分类，崛起大国的领导力类型可以分为无为型、保守型、奋发有为型与咄咄逼人型四种。在中国历史上，这四种类型皆有可资参照的对象，譬如无为型可以比照西汉初期文景两帝的“休养生息，睦邻通婚”；保守型则对应改革开放前30年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在国际舞台低调示人的当代中国；咄咄逼人型则可以参照统一六国的秦帝国；奋发有为型则以汉武帝时期，以及盛唐为代表。以上四类皆为崛起中的大国应对复杂世界的选项可能。
而作为政治领导力在国际舞台上的投射，阎学通又根据现实情况区分了四种类型，即所谓的王道（human authority）、霸权（hegemony）、昏庸（anmeocracy）、强权（tyranny）。王道是将国内政治道德原则与国际规范相结合的典范，也是理想型的国家行为模式。霸权则是奉行双重标准的国际行为准则，面对盟友与非盟友，主导国的优先选项亦会区分。强权则是典型现实政治的主导者，遵循绝对的零和博弈规则。昏庸则是对国际行为准则的随意取舍和混乱采用。
从历史上看，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各自奉行了霸权模式，形成了相对稳定而持续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力可支撑下依然奉行了霸权模式，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霸权体系不断被削弱，其原本的双重标准出现了内生性矛盾，其国内的民粹思潮和反全球化思想腐蚀并冲击美国政治领导力的国际信誉。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加剧美国霸权的内在衰退，导致美国政治沦落为昏庸治理的模式。在特朗普主义的旗帜下，当今美国无畏地选择退出现有国际体系的制度安排、重新调整与盟友的合作与义务承担，进一步打压来自崛起大国的挑战，使得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度不断被侵蚀。
对于崛起大国而言，王道模式自然是中国发挥政治领导力，寻求国际秩序转型、公正与合理的最优选项。但阎学通并不认为当下的中国已经具备实现王道秩序观的内外基础。
领导力不是无限承诺
阿伯特·赫希曼曾认为，从长远角度审视，任何国家、社会、组织都会面临衰退的可能，而能否维系其运行和成功与否，亦取决于组织内部成员采取何种措施进行应对，选择呼吁改革（voice）还是偏好退出（exist），都取决于成员对这一组织或体系的忠诚维系（loyalty），这就是著名的赫希曼推论。
从赫希曼视角来看，当今的国际秩序所体现的大国行为，无疑就是“刻薄呼吁、优待退出”。面对西方世界与守成大国对于国际秩序忠诚感的退潮和焦虑，来自东方世界的政治领导力，或许能补上这一课。
政治领导力不是对世界无限的承诺，而是对于自身能力和价值观的再三衡量，这点阎学通教授说的异常清晰和明确，这不是一个比谁更好的时代，而是一个比谁更不坏的时代。面对时代的沉疴遍地，怀有道德理想感的国家与个体该如何关怀世界，如何去接受一个无法开倒车的两强竞争时代，恐怕在当下这个时代的风陵渡口，执着的刺猬更需要一个机警的狐狸伴其左右。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领导力与大国崛起》
阎学通著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