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全球部分产业链有所缩短，全球产业链区域化趋势显现。新冠疫情将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和区域化进程，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但长期看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
中国应坚持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改善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一是顺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转移趋势，深化与日韩、东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强化中国在亚洲区域价值链的核心地位。二是加强与欧美产业合作，力避“断链”和“脱钩”。三是积极发挥多双边平台重要作用，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合作。
一、影响全球产业链的主要因素
影响全球产业链的因素大致主要有三类：一是经济因素，主要从经济成本和效率等方面来影响；二是政治因素，如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要求“制造业回归”等；三是冲击类因素，包括自然灾害、瘟疫、地缘冲突等，主要从产业链供应的安全性等方面来影响，如本次新冠疫情冲击带来的“断链”风险。
经济因素是影响全球产业链的最主要因素。经济因素包含的内容有很多，如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市场规模和软硬件配套设施等，主要从经济成本和效率方面来影响产业链的分布和变迁。最初，基于要素禀赋的成本控制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生产布局和产业转移的重要考量。随着全球化分工的不断深化，全球产业分工对其他因素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劳动力技术水平、市场规模、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软硬件基础设施等都成为跨国公司战略布局的重要决策因素。很多亚非拉等发展中经济体虽然劳动力成本很低，但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法律法规不完善、劳动力素质较低、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并未能有效参与全球分工和全球产业链布局。随着全球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重复流通次数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地理距离过长会增加生产和贸易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最终影响最终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成本，使地理距离重新成为产业链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
政治因素成为影响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重要变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为了鼓励制造业回归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通过《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等税收和融资优惠措施以及设立相关机构，以减轻企业负担，鼓励制造业回归。近年来，美国还通过一系列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制造经贸摩擦，在区域自贸协定（如《美加墨协议》）中推行新的原产地规则和“毒丸条款”等多种方式，企图将中国排斥在全球价值链之外。美国总统高级顾问纳瓦罗曾公然表示，贸易战就是为了“让产业链迁出中国”。出于地缘政治动机而采取的影响市场准入的措施也可能会改变产业链的全球布局，例如近来美英等国采取的禁用华为设备等举措。实际看，以上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链布局时需要考虑的不确定性因素，可能会加速部分产业的转移步伐。
冲击类因素会对全球产业链安全带来很大影响。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普遍面临严重冲击，多国采取了关闭边境、取消航班、限制贸易和人员流动等过度限制措施，严重干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分销网络，一度造成严重的“断链”风险，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收缩供应链、多元化产业链等方式，以效率和成本为代价换取稳定充足的库存。
从历史经验看，资本逐利和技术进步是全球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也是影响全球产业分工的原动力，故从长期视角看，经济因素是影响全球产业链格局的根本性因素，政治因素和冲击类因素主要是在短期对全球产业布局造成扰动，如果基于政治考量或分散风险等考量而采取的政策措施未能转换为一国的长期竞争优势，那么最终政治因素和冲击类因素对全球产业链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将逐步削弱。
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产业链有所缩短，区域化苗头显现
二战以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转移不断加速，叠加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产业链，形成了当前全球产业链格局。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产业链长度开始缩短，贸易强度也开始下降。1990年－2007年，全球贸易额年增速比实际GDP增速平均高出2.1倍；但2011年－2016年，全球生产分工明显放缓，国际贸易额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全球货物贸易与GDP之比连续七年下降，为二战后最长的一次贸易衰退。尤其是中间品贸易明显放缓，从产业价值链看，几乎所有生产类价值链（知识密集型服务除外）的贸易强度都在降低（见表），纯国内生产活动的份额有所上升，全球价值链活动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11年－2016年，全球复杂价值链、简单价值链（简单全球价值链是指只进行一次跨境生产；复杂全球价值链是指两次及以上的跨境生产）与GDP之比分别下降1.65个、1个百分点，纯国内生产占比上升1.49个百分点。
全球产业链的缩短，主要是因为区域内产业链的比重上升。2000年－2012年间，区域内的国际商品贸易（非远距离贸易）与全球总贸易之比从51%下降到45%。但近年来区域内贸易规模加速扩大，2013年－2017年区域内贸易与全球商品贸易总量之比增加2.7个百分点，区域间贸易规模逐渐缩小。商品生产价值链，尤其是价值链强度较高行业的区域集中度越来越高，全球化属性有所减弱。目前全球生产、贸易和消费结构呈现以美加墨为核心的北美链、以德法为核心的欧洲链和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亚洲链三大区域网络。其中，亚太价值链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生产链条最多、参与国家最多、贸易额最大和分工结构最为复杂的区域价值链体系。2019年亚洲制造业GDP超过7.1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50%以上，其中中国为4.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58.3%；日本为1万亿美元，占比为14.7%；韩国为5000亿美元，占比为6.3%。此外，全球产业链的主要布局者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与其区域内国家签订了大量高水平的区域自贸协定，以规范生产活动和价值链贸易，进一步强化了产业链的区域属性。
三、新冠疫情将加速全球产业链的多元化和区域化
新冠疫情后，不少国家的内顾倾向可能增强，对安全和稳定性的要求上升。国际分工的专业化和细分化，导致部分产业链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或地区，造成全球产业链脆弱性较高。一旦遇到部分重大冲击（如此次新冠疫情等），将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严重的“断链”风险。此次新冠疫情后，不少国家可能出于分散风险、强化关键战略产业的供应安全等考虑，纷纷加快产业回流的战略部署。例如，美国通过税收杠杆迫使跨国公司将海外利润生产环节回迁本国；日本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通过“供应链改革”支持日本企业把产能搬回国内，或实现生产基地多元化，重点是鼓励口罩、酒精消毒液、医用防护服、人工呼吸器等与国民健康相关的产业回归国内；欧洲的英法德等国则提出加强医疗设备等战略重要性物资的生产，减少对外依赖等。疫情防控中，对防疫物资安全和产业链安全的考量，各国的经济政策愈加内顾，寻求供应链的多元化也成为企业战略的共识。但是，在全球经济交互渗透的情况下，产业链的重组并不会带来各国经济的彻底割裂，人们只会在经济社会安全与成本效益间做新的平衡。
兼顾风险和成本，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特征将进一步凸显。面对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等“链条”的脆弱性问题，在风险规避驱动和政府主动引导下，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供应链布局将兼顾效率与风险的平衡，而非仅考虑收益成本问题，这将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多元化发展，也是全球产业链转型的重要方向。新冠疫情进一步凸显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暴露了大多数企业过于依赖一两个主要供应来源的风险。很多企业会重新评估其供应链，建立更有弹性、多元化的供应链，规避贸易壁垒，降低突发事件冲击，防范供应风险。供应链重组并不必然意味着本土化，而是通过地区多元化来降低风险。以微芯片供应链为例，日本在全球微芯片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福岛核事故后，很多跨国公司为分散风险，开始将部分采购和生产转移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而非转回本国。因此，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可能在全球不同地区区域化或集群化生产，如在亚洲、美洲、欧洲、非洲等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既能实现全球的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
短期内，部分跨国公司可能会由于经济预期和自身财务等问题，对投资持观望态度，部分延缓产业链转移步伐。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趋于保守，更多的将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扩大资本开支。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调研发现，原本一些跨国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其本国加大自动化投入，疫情导致这些意向延期，认为新冠疫情将放慢而非加快产业链搬离中国。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从全球经济衰退演变成危机，全球投资将陷入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转移步伐可能进一步减缓。
中长期看，随着全球疫情结束以及复工复产，企业出于成本和分散风险的考虑，将继续推进产业链的多元化和区域化。新兴经济体劳动成本上升、机器自动化等将成为产业链区域化的内生因素。尤其是随着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和自动化等信息技术向智能化、分布式方向发展，这都将使得产业链变短变平，加强其区域化发展趋势。发达经济体支持产业回流的政策等则是外生因素。不过，基于分散风险考虑的产业链多元化，一方面可能会使全球产业链更加安全、更具弹性，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各国难以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如果过于强调产业链的区域化、本土化，可能导致生产效率过低、最终产品价格更高、质量更低等问题，有违经济发展初衷和全球化基本原理。
四、全球产业链重构下中国的挑战及机遇
（一）中国面临的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中国也面临若干挑战。一方面，新冠疫情可能使部分产业链的外迁步伐有所加快。新冠疫情前，在中美经贸摩擦日益升级、中国劳动力等成本上升背景下，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家具、玩具、纺织品等）、加工贸易行业及以美国市场为目标的中低端产业已经开始了外迁进程。2019年，中国对美出口机电产品主要被墨西哥、日本、德国等替代，而家电、玩具等主要被越南、加拿大、中国台湾地区所替代，纺织品主要被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替代。新冠疫情后，随着各国政府鼓励涉及国家安全和基础民生的产业（如医疗设备、药品、军工、高科技产业等）回流，以及跨国公司出于兼顾成本与分散风险等考虑而调整产能布局，降低在华生产的产业链比重，中低端产业链可能继续外迁。
另一方面，中国面临被排除在某些区域产业链之外的风险。美欧日等近年来签订的若干高标准自贸协定，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欧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EPA）等的签署和落地会进一步强化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板块的区域化属性，但中国并未参与这些高标准自贸协定，可能面临或多或少地被排除在这些区域之外的风险。中国虽然是亚洲产业链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但主要位居中低端生产环节，未来如何能通过参与高水平自贸协定，推动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对于有效利用和更好地参与亚洲产业链价值链，逐步提升自身的亚太分工地位至关重要。
（二）中国可能的机遇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和区域化并不意味着“去中国化”，相反未来中国作为亚洲产业链价值链的核心地位有望进一步巩固，而且中国也是全球产业链多元化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有力推进，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作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中国成功地复工复产不仅对国内经济恢复有着重要作用，也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以及相对其他市场的制造优势，体现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
第二，市场优势。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规模，未来外资在华企业可能会尽量把面向中国市场的全产业链放在中国。即便跨国公司出于多元化考虑，存在转出部分产能的可能，但由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潜力，未来中国依然会是跨国公司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产业链大规模外移的可能性很小。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20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多数美国企业认为，中国国内消费和日益庞大且富裕的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带来的增长是它们发展的最大机遇，持续性经济和市场改革是第二大机遇，因此尽管面临疫情、中美经贸摩擦等部分负面因素，大多数美国企业并没有离开中国的打算，不少企业还计划扩大对华投资。中国欧盟商会与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20》显示，中国市场对大多数在华欧盟企业有着强烈吸引力，超六成受访者表示中国仍是其前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而且，部分尚未在中国投资建厂的企业，出于分散风险、扩大市场规模等考虑，也可能来华开拓商机，助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国欧盟商会调查报告显示，有74%的欧洲受访企业表明愿意将其最新的技术带到中国，以支持它们在中国的销售以及市场的扩张。
第三，劳动力数量质量、生产效率、配套基础设施等优势。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但却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庞大的熟练劳动力群体，且电力、运输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要远高于东南亚等潜在产业链搬迁地。同时，中国制造业基础扎实雄厚，产业链集群优势明显，制造业生产效率显著高于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2018年越南制造业人均产出略高于1万美元，而中国为2.7万美元。此外，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开放程度日益提高，营商环境不断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产业链供应链专业化程度和产业集群效应将不断增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将日益增强。
五、对策建议
（一）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改善营商环境。
中国应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和创新能力建设为动力，全面提升产业价值链。一方面，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和市场机制，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企业家信心和创新升级积极性，稳定市场预期，给合作伙伴以更多的安全感和交易便利，为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链重组中竞争力和吸引力提供有效保障。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利用好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进一步扩大进口，以更大程度的开放去化解“去中国化”“脱钩”等潜在风险。
（二）积极顺应全球产业链转移趋势，强化中国亚太产业链的核心地位。
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突破口，大幅提升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中国在亚太产业链中的地位。
一是深化中、日、韩高端产业链合作，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日、韩三国地理区位接近，价值链基础牢固，产业互补性较强，容易形成闭环链。未来应深化三国在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工合作，尤其是加强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合作，不断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积极务实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为维护三国供应链安全畅通提供制度性机制性保障。
二是加强与东南亚等国中低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主动建立和加强与产业承接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从简单的产能转移变为包括股权投资、贸易、生产外包等多元化模式的对外投资格局，实现外移产业与本土产业更加紧密的分工合作。积极推动RCEP在今年如期签署，促使与东盟等国的经贸合作更上一层楼。
三是积极表达加入CPTPP的意愿并尽快启动相关谈判，通过参与高质量区域一体化组织获取更大的开放红利。
四是加强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产业合作，力避“断链”和“脱钩”。以中欧强化合作抗击新冠疫情为契机，加强与欧盟的全方位合作，尽快签署中欧投资协定。
（三）在多双边平台发挥更重要作用，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合作。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一方面反映了各国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球治理缺陷和集体行动协同性严重不足。
中国应在G20、WTO等多边平台发挥更重要作用，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落实，尽快解除不必要或超标准的各类临时性管制措施，保证国际货物和服务流通顺畅。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坚决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共同应对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加快构建区域和双边自贸区网络，促进全球经济融合。
积极与商签自贸协定的国家沟通协商，说服其他国家反对美国利用“毒丸条款”等方式强迫要求选边站队的做法，最大程度地降低美国企图利用“毒丸条款”、原产地规则等将我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之外的影响。
（作者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