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频频被最高层提及。“双循环”作为当前最为重要的治国方略的提出绝非偶然，是中央基于当前更加严峻且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做出的重大判断，是由不期而遇的各种约束条件所决定的。
其背后的清晰逻辑链条是：基于大变局，面向中长期，立足持久战，形成“双循环”，既要解决内需循环不畅的问题，也要通过更大力度的开放和自主创新解决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
今年10月将召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将讨论并通过“十四五”规划建议，“双循环”很可能会成为“十四五”时期中国重要的新发展战略。
“双循环”提出的背景
上半年中国经济的V型反弹初步得以确认，但后续复苏的可持续性尚不乐观。得益于强有力的疫情防控，中国成为全球最早走出疫情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活动也在逐步好转，初步走出了探底反弹的“V”型复苏走势。疫情期间，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的是资本形成总额，而最终消费支出则有较大的负贡献。同时，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从超过60%快速回落至目前的30%左右，贸易差额占GDP比重维持在3%附近，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不大，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减弱。鉴于全球经济仍然深陷巨大衰退泥潭，后续外部环境仍较为严峻，并有诸多不确定性，未来的经济复苏形势并不明朗。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的预测，今年发达国家GDP将下降8%左右，全球经济下降5%左右，全球需求完全恢复可能要到2022年甚至更晚。受疫情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奉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疫情也加剧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迁移和重构，加大了人们对“去全球化”的担忧。因此，中国未来将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国际大循环受阻的背景下谋求经济社会发展。
中美战略博弈与摩擦日益加剧。中美两国围绕技术创新、经贸投资、全球市场、金融、信息、地缘政治等全方位的长期竞争和博弈已经全面开始，并将愈演愈烈，且将既聚焦于长期战略利益（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也包括短期商业利益（贸易、科技、金融）。美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在激怒中国的同时遏制中国。最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可谓步步紧逼、不断加码：从贸易战，中兴、华为事件，越来越长的实体清单，到今年的将新冠肺炎污名化为“中国病毒”、制裁香港地区、升级对中国台湾的“支持”、强买抖音国际版、宣布“清洁网络”五大行动，直至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突然限时关闭休斯敦领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滥用国家力量，打压遏制中国崛起的代表性力量——高科技企业，从而恶化中国发展的环境、加大中国发展的成本。
中长期面临转型发展等诸多难题。经济结构仍有缺陷，经济整体大而不强，高端产业少而弱，核心科技不掌握、创新能力不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房价过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依然突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仍有较大短板，生态环保问题较为突出；传统的“人口红利”和“城市化红利”逐渐消退，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且具有中长期特点，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对债务的依赖愈发严重，企业、政府及居民三大部门去杠杆任重道远，国有企业则是重中之重；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日趋严重，未富先老、高龄少子同时出现。
总之，“双循环”是在“去全球化”和中美“脱钩”风险加大的形势下兼具被动防御与主动进攻的综合体系，是“被动应对”+“主动谋划”的综合举措，可以看作是对中央近年来多次强调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正式回应和全面应对之策，也是应对中美在科技、经贸领域局部“脱钩”压力的核心之举。
“双循环”的内涵
立足内需构建国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处在主体地位，是国际循环的基础和保证，是在外循环不畅的环境下的自我巩固提升和修炼内功，是一个旨在解决经济安全的体系。从经济循环所包含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环节来看，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打通收入分配和流通交换中间的连接机制，把生产和消费有机结合起来，既要通过强大生产能力支撑国内巨大市场需求，也要通过国内巨大市场体量反哺生产转型升级；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市场活力。
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意味着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优先考虑提振国内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通俗地说就是：短期靠消费，长期靠创新；穷人国家补，富人国内花；科技要突破，进口要替代。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推动国际循环。国际循环起着带动和优化的作用，是国内循环的外延和补充。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中国先后深度融入东亚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稳步提升，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价值循环的联通枢纽。
迄今为止，全球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贸易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除了坚持扩大内需，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的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推动国际循环，将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
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以“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随着国际上逆全球化趋势增强和疫情负面影响加剧，中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都显露出产供销脱节、上下游不同步等问题，体现出世界生产体系的不安全性、不稳定性、脆弱性。为此，中国迫切需要充分发挥自身超大规模的加工制造体系和内需市场潜力，立足国内生产和消费两大市场优势，逐步构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
为更好地理解“双循环”，有必要破除以下三个误解：
一是“双循环”不意味着主动“脱钩”、闭关锁国、封闭运行、经济内卷化，更不意味着一味只强调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自主创新，而排斥开放、闭门造车、泛化举国体制、百业追求全面自主化。要警惕人们过度鼓吹经济内循环，认为关起门来也能发展得很好，如果完全“内循环”，产能过剩迟早会愈演愈烈，中国经济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是“国内大循环”并不简单等于“扩大内需”。如果把“内循环”简单理解为扩大内需，则很容易走进政策误区，搞大水漫灌、加杠杆和强刺激。
三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即便是扩大内需，也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封闭起来脱离世界主流，只会拉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双循环”的障碍如何破解
一是“穷”，即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过大及杠杆率偏高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循环的四大环节中，最大的瓶颈是分配和消费，及其背后的收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居民收入增长愈发缓慢；以基尼系数为代表的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中国目前62%的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这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高房价给居民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也使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这三大突出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实现“双循环”的最大障碍。
二是“亏”，即企业短期经营困难和中长期产业转型升级困难并存。受疫情冲击，企业出现短期经营困难和盈利下降，关键技术和产业链等核心环节有短板，存在一些已经或可能被“卡脖子”的产业和技术，如半导体、航空发动机等。同时，产品附加值较低的下游产业短期缺少发展动能。
三是“高”，即高房价成为内循环的重大障碍。大家都去买房，其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自然下降，所以当务之急是降低居民部门的负债率，提升居民部门的消费能力，而不是让民众将储蓄都投入楼市。房价暴涨，则必然百业萧条。房地产不止，制造业难兴。另外，从战略上来看，进一步强调“去地产化”的重大战略意义在于：防止重蹈欧美“去工业化”的覆辙，造成产业空心化。
四是“退”，即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过快退出的风险。从财政政策的角度，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如何将财政政策落实得更有针对性，如何通过财政政策促进消费的增长。从货币政策来看，退出相对宽松政策的条件还不存在。经济复苏基础仍很脆弱，消费增长乏力，财政政策存在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就利率而言，仍有降低利率的余地。物价逐步走低有利于下调利率，金融让利与保持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的可持续性都需要下调利率。
五是“病”，即海外疫情反复与全球经济衰退冲击中国外需。海外疫情仍在发展，在冬天发生变种或卷土重来等不确定性均会对经济反弹构成威胁。疫情对上半年全球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比预期的更为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对全球增长率的预测比4月低1.9个百分点。主要经济体都深陷衰退泥潭，今年二季度欧美日经济体经济增速均创出70多年来的最大降幅。
六是“战”，即中美间的战略博弈和摩擦恐将成为“新常态”。建国以来，我们用了30年时间基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了40年时间基本解决了“挨饿”的问题；那么，后面我们大概需要用30年到60年的时间，来彻底解决“挨骂”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影响力增加，中美两国在经贸方面的有限“脱钩”趋势将大概率缓慢持续下去。在金融领域，彼此的摩擦未来也有逐步升级的迹象，后续中国不排除会遭遇来自美方的金融制裁或金融勒索、资本外逃、海外资产贬值甚至被扣押等不可预期的风险发生。未来可能产生冲突的领域将有所泛化，如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或有波动但不太会持续缓解，但这不改变中国继续追赶美国、并不断缩小实力差距的态势。
针对上述制约和妨碍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诸多问题，笔者提出“六字箴言”加以应对：去穷、扭亏、抑高、缓退、治病、止战。去穷，即稳步增加居民收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及杠杆率偏高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扭亏，即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快扭转企业短期经营困难局面，推动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抑高，即坚决遏制房地产泡沫再度抬头，防止重蹈欧美“去工业化”覆辙；缓退，即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不应该轻言退出，而应保持相对平稳；治病，即采取综合性措施，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防止海外疫情反复与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外需的冲击；止战，即保持冷静、加强沟通、管控分歧、化解风险，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任的理智态度，维护和稳定好中美关系，避免把两国人民的命运拖向不可控的深渊。
“双循环”六大机遇
第一，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未来的消费升级领域或消费热点：一是未来高端消费的海外回流势不可挡。中国高收入群体的很大部分消费发生在海外，这也导致了中国服务贸易项下的旅行逆差每年高达2000亿美元。二是服务消费将快速增长。教育、医疗健康、信息技术、商务服务、专业服务和个人娱乐休闲等服务将成为经济新增长点。三是由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带动的升级型消费，如老旧小区改造等新机会将大放异彩。
第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疫情客观上倒逼了产业转型升级，疫情过后产业链修复与整合、传统产能向中高端的跃迁与提升、线上供应链融资便利化、企业存量资产盘活等积极变化，都将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出亮点。未来围绕“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补齐相关产业短板、巩固和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等方面，国内企业也面临大量机会。
第三，科技创新所带来的进口替代产业发展。为逐步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未来中国将加快技术攻关和创新步伐，培育壮大供应链中的关键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尤其是严重依赖于外部市场的核心技术，如芯片、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工业软件及操作系统、产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的国产替代将继续成为最火爆的风口，这会给国内相关产业和企业持续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
第四，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产业、新动能还在逆势增长，将迎来爆发式增长的春天。随着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更为广泛地应用实施，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医药产业、高端医疗器械等产业将迎来较大发展。特别是“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将会对企业经营、商业模式、产业链布局等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包括会造成区域经济和城市竞争的重新洗牌。
第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及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推动力。未来国家将重点支持都市圈、城市群和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投资重点包括交通、市政和产业园区的新老基础设施、能源水利、生态环保、民生服务、冷链物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多个领域。从区域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部及西部地区的核心城市群将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五大增长极，各类要素会向这些增长极加速聚集。
第六，对外开放将迈入新阶段和高水平。西方不亮东方亮，未来中国的几个开放方向值得期待：一是东盟及东亚。与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RCEP有望在年内达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亦有望取得进展。二是欧洲尤其是德国。与欧盟的投资协定谈判有望完成，可使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更加紧密绑在一起。三是“一带一路”中的优先方向和重点地区。
（作者为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编辑：王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