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疫情的严重，在德里生活的中国人王明（化名）深有体会。

至少从7月初开始，除了买些生活必需品，或者工作所需，王明便不出门了。刚开始只是戴口罩，现在但凡出门，必是护目镜、帽子、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全幅“武装”。

9月9日，印度公布的单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仍为约9万人，累计确诊超437万人。

“按照目前的趋势，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牛津大学纳菲尔德人群健康系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对《财经》记者说。在过去一个月里，印度单日新增确诊数始终为全球第一，目前也是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全球第二的国家。

自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破百万后，印度疫情便一发不可收拾。仅用了20天，确诊病例数就突破了200万例大关；到8月23日突破300万例时，仅用了16天；到9月5日突破400万例，又变成了13天。

在印度也不乏与陈铮鸣观点相同的人士。印度医疗协会前负责人阿戈瓦尔（K. K. Aggarwal）就对媒体称，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在10月中旬印度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印度疫情失控？

“从目前病例数的增长来看，印度疫情处在暴发阶段。”一位中国流行病学专家对《财经》记者说。

仅一个月，印度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就从200万翻倍，超过400万。对于确诊病例暴增，印度卫生部门的官方说法是，加强了检测力度。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公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5日，印度共检测了超过4800万个样本，当日检测超过109万个样本。

“印度早期的新冠肺炎检测阳性率曾一度达到12％左右，现在我们能看到阳性率慢慢降下来。这意味着核酸检测的人数和覆盖面上升，说明印度对疫情的把控相对更好。”陈铮鸣分析。

与外界略显震惊的心情相比，已在印度生活了三年的王明觉得，印度整个防控意识都在下降，当地人“并没太在意”，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少，不洗手就更不用说了，人们正在慢慢淡忘病毒。王明负责公司在印度的业务，现在出门需要提前报备，“公司也担心驻外人员感染”。

尽管近一个多月，印度已有多名政要或明星“中招”。但9月8日，一项纪念活动仍然如期举行，吸引了数千名印度市民参与，人与人并没有刻意保持距离，也有人没有佩戴口罩。

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9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自己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现已住院。

沙阿建议与他有过接触的人自我隔离并接受病毒检测。在确诊前几天，他参加了内阁会议，印度总理莫迪、国防部长辛格、财政部长西塔拉曼等多名内阁成员均出席，但目前尚未传出这些接触者中有确诊感染的消息。

印度家喻户晓的宝莱坞明星巴强家族中，超级巨星阿米特巴·巴强和他同为演员的儿子阿比谢克，先后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证实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已在孟买入院治疗。其后，其妻子及女儿也被确诊。

甚至有印度地方官员确诊新冠肺炎后死亡的案例。9月2日，北方邦技术教育部部长卡玛尔·拉妮病亡，此前她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任何人都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当然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卫生条件及人口密集程度。在陈铮鸣看来，印度人口密度非常大，卫生条件很差，“出现现在的状况完全能够理解”。

失效的“封城”措施？

9月7日，就在印度确诊病例成为全球第二的这一天，已停运五个多月的印度首都德里地铁系统恢复运营。

“坐地铁的人会越来越多。”王明看到，地铁线路刚开通时，一个车厢里的人并不多，约十多个人，都戴着口罩。

与北京四通八达的地铁线路不同，德里地铁线路的覆盖程度有限。想要到达目的地，大多数时间还需要换乘其他交通工具或步行，所以当地乘坐地铁的人并没有北京多。“但在高峰时间，一些重点线路，车厢仍然拥挤，人挨着人。”王明说。

按照疫情严重程度，印度卫生部曾将全国划分为红色、橙色和绿色区域。从9月21日起，印度将允许热点地区以外，恢复规模在100人以下的体育、娱乐、文化和宗教集会活动，此外也将陆续允许教职员工返校，为复课做好准备。

这是印度为了提振经济，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之举。在4月到5月采取严格封锁举措后，虽一定程度上延缓疫情恶化，但经济也遭遇打击。

8月底，印度曾发布4月至6月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同比下降了23.9％。这是印度从1996年开始发布相关数据以来，最严重的季度经济收缩。

印度全国性的严格封锁措施，自3月25日开始，暂停所有国内公共交通、长途客运和商业航班，大部分生产和商业活动都被叫停。“刚开始的封锁措施很严格。”王明回忆，路上会设置卡点，如果走在路上，警察会询问出门的目的，检查资质。那时在街上看不到人，也没有车辆，“就像空城”。

如果有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或者有人从国外回来，就会通知其居家隔离，并会在家门口贴上封条或者提示，以警示他人这里的情况。“那时大家都还是很重视的。”王明说。

由于确诊人数仍持续攀升，原定的封锁时间数次延长，最终于6月30日结束。不过，在王明看来，封锁措施从5月中下旬开始，已“形同虚设”。

陈铮鸣分析，“印度虽然封城封的早，但不可能像中国一样把所有的病毒彻底憋死。只要社区里有一两个新冠肺炎患者，最终确诊人数就可能飙升。”

核酸检测能力低受诟病

与中国相比，印度所采取的封锁措施远称不上严格。鉴于印度是多民族国家及密集的人口现状，完全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不切实际的。

上述流行病专家告诉《财经》记者，两者的目标并不相同，中国是为了完全遏制病毒传播，印度只是利用封锁措施推迟和减缓流行高峰。

不同国家基于各自体制、文化特点、社会和经济承受力，选择采取了不同策略。

中国从2020年1月以来，采取的是“遏制”或“围堵”的策略，在境内阻断疾病的传播。“这一策略取得了相应的效果，但难以长期维持。如果采取中国式措施，就要考虑一直坚守，直至人口中有高比例的人都打上了疫苗。”一位参与中国疫情防控的疾控系统内专家曾分析。

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缓疫策略做法，是想推迟和压低流行高峰，即让病例增长速度慢一点、幅度低一些，尽量不要使医疗系统过载。在这种情况下，使人群中相当的比例通过感染获得免疫，以使疫情得到缓解，但代价是延长了疫情的流行时间。

即便韩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实行过强力措施的国家，它们在最初也是“预防性的等待”。而在确诊人数暴增后，这些国家也并未实行严格意义上“中国式的围堵策略”——致力于将传染源完全消灭、将病例归零，而是提升缓疫措施的力度。

上述疾控系统内专家对《财经》记者分析，并没有明显证据表明采取缓疫措施的国家对疾病特征的认识有什么技术误判，至少它们知道新冠病毒比2009年的甲流更厉害。即便其他国家选择的缓疫策略，在具体措施、实施范围、时机和力度上也会各有差别，效果也会不同，“它们的策略措施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存在不确定性”。

不过，与同样采取缓疫措施的国家相比，印度在检测能力上存在“硬伤”。

实施封锁措施时，印度全国范围内仅对6500个样本进行了测试，3月中旬的每日测试容量仅为1400个样本。根据6月14日的数据，印度每百万测试4100人，这与全球平均水平差了7倍，全球平均每百万测试2.9万人。

如此差距，直白地体现出印度多年未在医疗保健中有效投入。2016年，印度对医疗领域投入的资金只占其GDP规模的3.7％，是全世界排名垫底的25个国家之一。

此前，印度曾用严格检测、有针对性干预等手段，在控制H1N1流感、艾滋病传播中积累了经验。但此次新冠病毒的传染能力更强，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手段，就意味着大规模疫情随时可能暴发。

面对快速传播的新冠病毒，印度医护人员明显不足，支应费力。根据印度卫生部门2019年10月发布的数据，每11082人中仅有一名医生，这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医患比例的10倍以上。WHO的数据是，截至2020年2月，医生与人口的比例应为1∶1000，而印度的比例为1∶1404。

印度试图用有限资源与大流行的病毒作斗争，采取的方法是，封锁之后，在各地增加针对流感患者的“前哨筛查”，并通过医院诊断了解是否存在社区传播。“我们不能像中国或韩国那样大面积地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因此只能有重点地开展检测。”一位印度专家对当地媒体说。

接下来，印度的疫情仍会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在上述流行病学专家看来，“印度是一个人口密度特别大的国家，现在封锁措施也解除了，没有严格防控措施，传播的速度会很快。”

在印度，很多大中城市都有贫民窟，在其内采取有效的社会隔离几乎不可能。一旦疫情在贫民窟大规模传播，将很难得到控制。

王明见过最极端的印度“贫民窟”中，房子每间宽约两米、三四米深，屋里至少挤三四个人，这样的房子一间紧挨着一间，连成一片。“夸张一点说，邻居之间的距离就好像一家人之间的距离。”王明这样形容印度的人口密度。

4月1日，位于孟买的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病例，至4月14日增长到 60多例，致死7例。

印度经济中心孟买市政府早在8月初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就显示，在该市接受血清检测的贫民窟人口样本中，57％的受试者携带新冠病毒抗体。而在贫民窟以外的受试者中，这一比例仅为16％。这一结果表明，贫民窟中存在着大量感染者，其中不少是无症状感染者。

这是印度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