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深秋，一场蓄谋已久的起义在华沙爆发。波兰贵族闯入美景宫试图杀死波兰摄政王、沙皇之兄康斯坦丁大公，并宣布废黜俄国对波兰的治权。波兰起义军最终覆灭于华沙近郊的沃拉公墓旁。在梅特涅的欧洲神圣同盟秩序下，波兰再次被送上命运的祭坛。

这场悲剧催生了19世纪欧洲两位最伟大的艺术家。因战乱流亡巴黎，永远无法回到祖国的青年人肖邦。另一位则是亚当·密茨凯维奇。作为出身于近代早期立陶宛大公国首都维尔纽斯的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的立陶宛族身份与他对波兰高雅文化的热爱交织在一起。

围绕身份认同的纠缠与斗争是近代民族主义帷幕拉开的先声。密茨凯维奇恐怕不会想到，日后他的形象竟会演变成两个互相仇视、截然分离的民族国家共同推崇的文化英雄。正因为如此，与密茨凯维奇有着相似经历，同样出生于帝俄时代的维尔纽斯，同样目睹儿时故城化为异国他乡的诺贝尔奖桂冠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曾如此冷峻而决然地写下，“语言，唯有语言，才是唯一的故乡。”

何谓精神生活

驱散笼罩在身份之上的迷雾与困惑，揭穿政治话语强行赋予的文字与神话，乃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自近代早期以来，作为地理、种族、宗教和文化概念的中东欧地区就被各种身份问题所纠缠，成为难以被客观描述，带有强烈主观认同色彩的文明板块。随着柏林墙坍塌和冷战终结，大批历史文献档案得以重见天日，国际学术界掀起一股重新发现东欧，重新书写东欧历史的热潮。

在这股潮流中，来自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是其中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其出版于新世纪初的《民族的重建》，堪称追溯东欧民族问题的经典著作，该书内容融合历史起源追溯、政治问题遗留、现实政策评估为一体，借用西方古典戏剧常用的三幕式叙事技巧，将中东欧舞台上的历史悲喜剧、政治荒诞剧，乃至后现代实验剧，借助扎实的档案文献和一手访谈资料编撰书写而成，路径清晰又引人深思。萨缪尔·亨廷顿生前高度评价此书，认为该书把“东欧民族演化中的微妙性、复杂性和重重矛盾做了精彩且引人入胜的分析”，并认为该书对理解当今世界的国家崩溃和民族建构，极具历史和现实借鉴意义。

斯奈德不仅是当今欧美学界东欧问题研究的领军学者，同时也是一名深度介入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与著名欧洲问题学者和思想家托尼·朱特结有深厚友谊。朱特在斯奈德本科期间就与其相识（两人相差21岁），对这位来自美国腹地俄亥俄，对东欧历史有浓厚兴趣的青年人褒扬有加。

朱特认为斯奈德这代青年学人没有沉重的政治意识形态负担，也没有东欧流亡人士常见的偏执和文化自恋，加之过硬的学术训练和语言能力，必将开辟新的研究天地，给予公众全面而客观的东欧历史画卷。斯奈德没有辜负朱特的希望，他不仅著作等身且笔耕不缀，而且循着朱特的足迹在各类主流思想刊物，如《纽约书评》《新共和》《外交事务》等撰写文章，发表对今日东欧的诸多观察与思考。

更见证斯奈德对朱特珍贵友谊的，当属2008年朱特罹患罕见的肌肉萎缩性神经疾病后，他帮助朱特完成一部个人口述与思想传记。从2009年北美的严寒冬天开始，斯奈德每周四早上都会搭乘从纽黑文到纽约中央车站的火车，然后换乘地铁来到朱特所在的街区，开始与朱特交谈记录。斯奈德亲眼见证朱特身体与思想上的日渐凋零，并为之动容。最终，这部思想对话录得以在朱特生前过目完稿，并在朱特逝世两年后以《思虑20世纪》为名正式出版。

正如斯奈德在该书序言中所表达的那般：一部著作对于普通人来讲是寻常的努力，而对罹患绝症的朱特而言，却是一次巨大的身体和精神考验。斯奈德提醒我们，这并不是一部关于告诉人们如何去抗争和争辩的作品，而恰是一部告诉人们何谓精神生活，以及用心生活的思想探险之旅，他与朱特并行跋涉，一道寻路探险，一道发现路标，一道寻找远景。从这个意义而言，蒂莫西·斯奈德与托尼·朱特一道，共同构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斐多篇》。

历史的宿命

《民族的重建》为我们讲述这样三个故事：东欧民族的历史溯源，19世纪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现代种族清洗，冷战后东欧各国实现和解方案的选择历程。

就历史溯源来讲，斯奈德选择16世纪波兰—立陶宛王国作为近代早期东欧的开端。作为一个跨越族裔、文化、宗教、制度的斯拉夫人共同体，波兰—立陶宛大公国的统治模式宽松且能容忍多元。以波兰文化成为大公国主流，同时包容他者；境内的宗教多样，与同时期的欧洲宗教战争相比，这里的宗教政策对多样性极为包容。

近代早期的白俄罗斯、乌克兰种族含义也在这个时期发端。譬如乌克兰的早期政治含义，乃是波兰境内的东正教徒家园；白俄罗斯则是大公国境内基辅罗斯文化的继承和延续；操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人群体，是大公国重要的经济支撑与人口核心组成部分，得到平等对待。斯奈德提醒我们，19世纪亚当·密茨凯维奇笔下深情呼唤的波兰与立陶宛，就是这个曾经存在，但早已消逝的国家，这是东欧斯拉夫人接受民族主义之前的最初命运共同体。

19世纪的民族主义话语兴起，改变了对共同体的既有认知。这其中既有被压迫民族知识阶层的情感诉求，也有域外统治者提升治理策略的现实考量。1863年波兰贵族反抗俄罗斯统治的再次失败，开启具有双重属性的现代民族意识建构过程：一方面，沙皇俄国恐惧波兰人的文化身份和经济优势，刻意扶持立陶宛人及其文化阶层建立民族国家的渴求，支持并认可立陶宛自古以来就有独立的文化和语言传承，鼓吹立陶宛人走出被波兰文化与语言殖民的窘迫境地。

另一方面，同样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波兰精英继续痴迷于波兰文化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中，不仅与曾经的兄弟伙伴，如立陶宛渐行渐远，而且在沙俄、奥匈等国的幕后纵容和有意唆使下，开始与逐渐兴起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复国运动产生间隙，并最终导致20世纪数场血腥的种族清洗与民族悲剧。

这种历史悲喜剧最为典型地反映在争夺波罗的海城市维尔纽斯的故事之中。作为近代早期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维尔纽斯深受波兰文化和东欧犹太人的影响。在一战爆发前的帝俄时代，整个城市基本上由波兰和犹太裔居民构成，波兰语和东欧犹太人的意第绪语占据主流，操立陶宛语的居民仅占总人口的2％不到。一战结束后，独立的波兰政府以武力夺回该城，称其为维尔纳斯。

二战期间，维尔纳斯先后被苏联和纳粹德国所占领，希特勒的反犹行径使该城的犹太居民被清洗殆尽，波罗的海的犹太文化从此只剩历史遗迹。二战结束后，在斯大林直接授意下，大批波兰人被强行迁出，立陶宛人则从波兰和苏联境内源源不断迁入维尔纽斯，在历经400余年的波兰文化熏陶后，文化上的维尔纳斯终于在种族上真正变成立陶宛人的维尔纽斯。柏林墙坍塌后，苏联暂时失去对该地区的影响。波兰政府极为明智地与立陶宛达成和解，避免历史问题阻碍两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进程。斯奈德就此指出，历史上先前国家的被建立、被摧毁、被摧毁的方式，往往会决定下一代的民族观念；一个崭新民族国家建立的历程，既能塑造，也会阻碍另一个民族观念的诞生。这既是政治的逻辑，也是历史的宿命。

落下帷幕

《民族的重建》选择1999年作为全书历史叙事的终结。在当年的3月，波兰与捷克、匈牙利一起成为北约组织新成员国。斯奈德以为，尽管早在1989年波兰就从莫斯科手中拿回主权与治权，但唯有通过加入北约的方式，才能宣告波兰民族演变进程落下帷幕——这不仅是对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波兰所取得成功的认可，也是对波兰成功解决敏感民族问题的奖赏。

坦白地说，在肯定《民族的重建》论述和揭示复杂的东欧民族问题过程中所作出的重要学术贡献之外，对于斯奈德这种近似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论调，身处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头的我们恐怕都会皱起眉头，思虑再三。

在过去的20年间，波兰的东方邻居并未如其所愿，成功转型为欧洲标准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在美欧的围堵挤压下黯然终止模仿曾经的西方道路，重返自身的历史时间，探寻一种兼具正当性的开明专制模式，构建新的民族认同正是其中关键所在。

相比之下，波兰得益于冷战后的成功社会转型，以及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国力提升与文化自信，重回历史上的大波兰公国时代的雄心呼之欲出。但这是否真的是国家与民族的福祉，波兰的政治精英能否真正吸取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再一次作出明智的政策选择，恐怕还需要向历史多讨教。波兰可以选择盟友，寻求认同，但无法选择邻居；而这位邻居，恰恰才是数百年来波兰上演悲喜剧的剧本撰写者与演出见证者。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