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失去了重获自由的第一个机会。
加拿大温哥华时间5月27日上午9点，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副首席法官Heather Holmes通知孟晚舟辩护律师团队和加拿大政府律师：孟晚舟“双重犯罪”成立，驳回孟晚舟申请终止引渡的请求。
孟晚舟一方肯定会上诉，引渡案将继续，但后续结果不容乐观。
至此，孟晚舟已经在加拿大被监视居住532天。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走下国泰航空自香港飞往加拿大温哥华的航班后被羁押，当天晚些时候，她原本计划登上飞往墨西哥的联运航班。十天后，孟晚舟被要求在加拿大家中监视居住，脚上佩戴电子监控脚环，活动范围受限，绝大部分时间里，她的生活平淡。2019年初，任正非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提到孟晚舟，他说，这件事反而改善了父女关系，“现在她明白生活可能会有多么艰难”。
但Holmes法官的裁决不意味着事情结束。
孟晚舟引渡案将进入到下一环节，在6月举行的听证会上，控辩双方的焦点，将围绕“加拿大官员逮捕孟晚舟的行为是否符合执法程序”。
参考加拿大司法部官方网站提供的引渡流程图，目前第一阶段已经全部走完，现在是第二阶段法官裁决（Judicial）的终了阶段。
由于此次裁决结果对于孟晚舟不利，孟晚舟可以上诉到加拿大最高法院申请终裁，并同步申请对司法程序的合规审核。
如果不上诉的话(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引渡案会进入第三阶段，转给加拿大司法部长审核批准。加拿大司法部长批准后，启动引渡的移交流程。也就是说，孟晚舟失去的只是第一个机会，博弈仍在继续。
此前的三天，国内对这次的裁定结果更多持乐观态度。人们愿意相信，一旦Heather Holmes宣布“双重犯罪”不成立，孟晚舟很快可以回到中国。
这一期待过于乐观。对于法官的裁决结果，双方都可以上诉及申请司法审核。假设是另一种结果，代表美国司法部门的加拿大政府律师同样可以上诉请求推翻现有的裁决。加拿大政府律师如果上诉的话，同样有可能同时向法庭申请限制孟晚舟离境。也就是说，孟晚舟确实可以被当庭释放，但无法离开加拿大。
结果出来后，华为总部发出声明称，“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判决表示失望。我们一直相信孟女士是清白的，也将继续支持孟女士寻求公正判决和自由。我们希望加拿大的司法体系最终能还孟女士清白。孟女士的律师团队将不懈努力，确保正义得到伸张。”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5月2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也就此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国和加拿大滥用双边引渡条约，对中国公民任意采取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了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美方的目的是为了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和华为，加拿大扮演了美方帮凶的角色，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赵立坚强调，中国政府维护本国公民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再次敦促加方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关切，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并让她平安回到中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孟晚舟事件是美国政府制裁华为的开端，此后，华为被美国政府列入禁运清单、管制范围一再扩大，力度持续升级，事件至今仍在往更加严峻的方向发展。期间，全球科技产业链动荡已经出现，美国科技产业是否能够独善其身，亦是未知。
结合新冠疫病大流行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学界产业界有关经济全球化受阻、全球科技产业脱钩的担忧气氛日趋浓重，一切都在往看起来不妙的方向发展。事件中的每一方都无法回避压力。
关键的“双重犯罪”
这个裁决是最重要的裁决，但远不是最终裁决，压力目前转移到孟晚舟法律团队这边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公布的裁决声明中，Heather Holmes详细列出了指控依据，称这些是促使她做出“双重犯罪”成立的关键内容。《财经》记者梳理了其中部分重要信息。
其一，2012年12月和2013年1月路透社的两篇报道披露Skycom公司正在将美国制造的计算机设备销售给伊朗。报道同时指出，华为和Skycom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并提及孟晚舟在2008年2月至2009年4月担任Skycom的董事会成员。
其二，汇丰银行在获知路透社报道后向华为查询相关信息，华为的代表予以否认。2013年8月孟晚舟在和汇丰银行一名高管会面时表示华为严格遵守美国对于伊朗贸易制裁的禁令，华为和Skycom只是普通的贸易伙伴关系。虽然在此之前华为是Skycom的股东，她本人也曾是Skycom的董事会成员，但目前股份已经卖出，她也退出了Skycom的董事会。华为和伊朗的商业往来都是通过本地分公司进行的。华为在伊朗的分公司和汇丰银行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在会面后孟晚舟还向汇丰银行高层发送了介绍相关内容时使用的英文版Powerpoint文件。
其三，汇丰银行全球风险委员会于2014年3月31日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与华为有关的“声誉和监管问题”，最终决定保留华为的业务。在做出该决定时，委员会的主要依据就是孟晚舟在2013年8月会面时提供的保证。在委员会做出决定一个月后，汇丰银行向华为提供了拟议的9亿美元信贷安排。大约一年后，汇丰银行与其他国际银行一起向华为提供了15亿美元的银团贷款。
其四，尽管华为在2013年8月前就出售了其在Skycom的所有股份，孟晚舟也已退出Skycom董事会，但实际上华为仍然继续控制着Skycom及其在伊朗的银行和业务运营。Skycom的员工有华为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工牌，在使用带有华为标志的文具。 Skycom的董事及其银行账户的签署者均为华为员工。购买了华为售出的Skycom股份的公司是通过华为融资建立的，其银行和业务运营都在华为的控制之下。
第五，华为与Skycom的真正关系对汇丰银行决定是否继续保留华为作为自己的客户至关重要。孟晚舟在2013年8月于香港会议上的虚假陈述歪曲了实际关系，使汇丰银行因违反延期起诉协议（DPA）和美国贸易禁令而面临罚款和严重处罚的风险。这些失实陈述也使汇丰银行面临经济和声誉风险。
这些指控均来自美国检察官。Heather Holmes强调：上述指控是否属实目前并未得到加拿大法庭的最终确认，但为了评估是否满足双重犯罪要求，法庭会从行为本身是否违法来审视。
基于以上行为指控，美国司法部认为孟晚舟是蓄意欺诈金融机构，并使其面临巨大的财务损失和信誉损失的双重风险。
孟晚舟辩护团队则认为，所有的指控都是基于美国对于伊朗的贸易制裁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美国对于伊朗的贸易制裁就没有后续所有欺诈和财务与信誉损失的风险。加拿大早在三年前就已经退出对伊朗的贸易制裁，所以欺诈指控的前提在加拿大就根本不存在，类似行为也就不会在加拿大被指控犯罪。
Heather Holmes认为，所谓的不法行为实质是在银行客户关系中故意制造虚假陈述，使汇丰银行处于危险之中。虽然美国制裁是推动整个事件发展的一部分，是解释汇丰如何面临风险的必要条件，但制裁本身并不是不法行为的内在组成部分。
鉴于该原因，Heather Holmes不同意孟晚舟辩护团队的看法，即美国的制裁是形成汇丰银行风险的前提。
她认为，欺诈是具有很大的潜在边界并涵盖范围广泛的行为，甄别欺诈罪的行为不应该完全套用某个固定标准。如果认可孟晚舟辩护团队对双重犯罪进行分析的方法，将严重限制加拿大在引渡欺诈和其他经济犯罪的背景下履行国际义务的能力。
在这份长达20多页的裁决书上，Heather Holmes强调，虽然加拿大并没有对伊朗实施制裁，但这并不影响孟晚舟以同样的罪名在加拿大被起诉。即“双重犯罪”。
所谓双重犯罪，指的是孟晚舟被指控的行为在加拿大和引渡申请国美国，都可被认为是犯罪行为。这是加拿大引渡案件被批准的必要条件——对犯罪嫌疑人的指控应该在加拿大和寻求引渡的国家中都构成犯罪。
根据加拿大法律制度，只要被引渡人的行为在加拿大同样被认定为犯罪，则确立双重犯罪。具体被指控何种罪行无关紧要，罪行的具体要素也不必与外国罪行相匹配；如果被引渡人面临多项犯罪的指控，只要其中一项犯罪在加拿大应受到惩处，即可认为双重犯罪成立。
孟晚舟引渡案在此之前已经历多次裁决，这些裁决均基于保释申请、引渡听证流程、证据提交和作证等程序上的事务，此次裁决是加拿大司法部门在充分收集信息，听取双方对于指控罪名的陈述和辩护，并查验相关证据后作出的第一个核心裁决。
Heather Holmes法官裁决孟晚舟引渡案“双重犯罪”成立，压力转移到孟晚舟团队这边。这个裁决虽然重要，但远不是最终裁决。
参考加拿大司法部官方网站提供的引渡流程图可以发现，第一阶段已经全部走完，现在是第二阶段即法官裁决（Judicial）阶段。
此时，孟晚舟可以上诉到加拿大最高法院申请终裁，并同步申请对司法程序的合规审核。
如果不上诉的话(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引渡案会进入第三阶段，转给加拿大司法部长审核批准，核准后才能启动引渡的移交流程。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杰出特聘研究员包道格（Douglas Paal）在裁决结果出来前一天对《财经》记者说，根据过去加拿大与友好邦交国家的法律合作经验，结果很可能对她不利。
《财经》记者查阅加拿大司法部2008年－2018年的引渡美国申请统计发现，798个引渡申请，拘捕626人，最终只有8人被解除指控或拒绝引渡。
不过，上述流程只是通常的引渡流程。孟晚舟的情况还要更复杂一些。
在此之前，孟晚舟的辩护律师团队已经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加拿大政府相关机构在拘捕孟晚舟时侵犯了她的宪法权利，例如帮助美国联邦调查局扣押她的随身电子设备，拷贝其中的信息等。这些都是引渡执法中的瑕疵，有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
另外，孟晚舟的辩护律师团队指出引渡案已经变为“政治案件”，美国司法部门寻求引渡孟晚舟的最终目的是打击华为公司，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公众场合表示过自己对这个案件的影响力。以上两点都可以成为孟晚舟上诉到加拿大最高法院请求推翻引渡案的理由。不论哪一个最终得到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支持，都可能改变引渡案的结果。
加拿大司法部长对于引渡的批准决定必须考虑到《引渡法》（Extradition Act）的相关条款，《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的要求以及引渡申请国及被引渡人的所有陈述。
加拿大《引渡法》列出了拒绝引渡的一系列强制和酌情处理的理由。强制性理由可以包括任何情况下的不公正罪名指控，或者是基于歧视理由而作出的罪名指控。《引渡法》第46条“拒绝引渡协议”（Refusal in extradition agreement）规定，政治迫害同样可以作为拒绝引渡的强制性理由。
如果引渡的结果将导致违反《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所规定的基本正义原则，则加拿大司法部长必须选择拒绝引渡。
如果司法部长最终批准引渡申请，那么在45天内加拿大将和美国完成引渡移交手续，除非该引渡流程因上诉或司法审阅而中断。
考虑到控辩双方均可申请上诉并充分利用上诉程序，孟晚舟引渡案恐怕还需要2年－3年时间才能真正画上句号。
危机蔓延，产业动荡
这是一场系统性风险，涉及多个科技产业的全球供应链，受影响的远不止华为一家
Miller & Chevalier律师事务所的蒂莫西·奥图尔认为，美国政府直指华为的新出口管制和实体名单限制，比针对孟晚舟的引渡案对华为的杀伤力更大得多。
半个月前，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一个新规搅乱了全球芯片行业。
5月15日，美国商务部首先宣布对华为及其在“实体清单”上的关联公司的临时通用许可证延长90天，最新截止日为2020年8月13日；然后又发布出口禁令，要求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企业，供货之前必须先取得出口许可证。
去年的禁令只是针对美国企业，修改后的新规，即便不是美国半导体公司，如果采用了被列为美国商务管制清单（CCL）的设备与技术，在为华为生产芯片之前，也需获得美国政府许可。美国此前对华为实施禁运，但留了一个口子，只要使用美国技术不超过25%就无需获得美国行政许可。
从新规发布的节奏和力度来看，美国政府对于华为乃至中国科技产业的遏制不仅没有松动迹象，升级态势还很明显。
包道格对《财经》记者评价，孟晚舟案是美国让华为倒下的战略中的一个战术，特朗普政府的某些势力想终结华为，他们似乎认为对孟晚舟施压会有所收获，但华为并未屈服于压力。
华为公司供应链遍及全球，包括美国。行业内外对美国发起的新一轮制裁解读相对悲观。按照美国商务部的新要求，台积电、中芯国际、华虹宏力等中外各类大量采用美国设备的晶圆代工厂和封测厂，以后无法在未获得美国许可的前提下为华为代工芯片产品，这相当于封堵了华为自研芯片的道路。
华为旗下芯片公司海思是华为的底气来源。今年5月，国际市场研究机构IC Insights公布了2020年一季度全球十大半导体制造商销售排名。华为海思排名第十，成为第一家跻身全球十大半导体供应商的中国大陆企业。
这份报告中，排名前10的半导体制造商分别是英特尔、三星、台积电、海力士、美光、博通、高通、德州仪器、英伟达、海思。6家是美国公司，2家是韩国公司，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各1家。
具体到对华为各条线业务的影响，信达电子提供的结论中有两点值得参考： 一、华为通信业务已经在去年完全实现了去美国化，今年会随着5G建设加快继续高速增长。二、短期在高端手机侧受到不利影响，长期影响主要体现在高端芯片的代工上，华为可以拿出的应对策略，应该是全力扶持中芯国际、长电科技等大陆龙头制造封装公司。
不过，因为美国科技公司在全球芯片产业链上占据绝对话语权，中芯国际的相关技术进展虽然会加速（今年14纳米大规模量产），但距华为目前的产品定位及战略，还有不少差距。中国芯片产业链追赶美国，需要的不是一点点时间。
华为决策层十分重视这条新规。5月18日，在华为第17届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公开回应说，华为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也预计其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会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也希望客户和供应商与华为一起尽力消除此歧视性规则带来的不利影响。
郭平的这条回应，重点在于如何“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和客户供应商一起尽力消除此歧视性规则带来的不利影响”。
美国政府加大限制华为的力度并不突然，至晚在今年1月，行业里已经风声鹤唳。不同的公司，考量不同，解决方案不同，但最终的目标是相同的——他们不愿意失去华为这样的大客户。
华为的一家台湾供应链厂商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这件事情公司内部评估了将近半年，结论是，出货给模组厂，基本无风险。他说，法务可以修订新的出货协议模板，不直接出货给华为，尽最大程度规避风险。
他甚至表示，如果需要的话，模组厂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把风险甩给华为自己解决。“我们希望从华为赚钱，这是生意。”他说。
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生产技术，几乎包揽了全球90%以上的5G芯片订单，这是一家华为很难在短期内寻找到替代厂商的公司。反过来，台积电也很难离开华为，这家公司超过15%的营收来自华为。
有媒体报道称，两家公司正在积极利用3个月的时间窗口自救，台积电正积极联系NVIDIA、AMD、联发科和高通等芯片客户，希望协调这些大客户的订单，以便挪出产能供给华为。台积电争取在120天的缓冲期内，先帮华为生产足够的芯片。台积电产能有限，如果不协调，很难在120天内生产足够的芯片给华为，让华为在今年不致断供。
5月26日下午，针对这个传闻，台积电官方回应称，“公司不透露客户订单信息，无法回应市场传闻。”
由于制裁升级的消息数月前即已流出，两家公司提前做出预案的可能性极大。
台积电的另一个看似反常的举动是，5月15日，和美国商务部新规发布同一天，该公司证实，将在亚利桑那州建立一家价值120亿美元的芯片工厂，并于2024年投入运营，这家工厂主要生产目前最先进的5nm制程。是否要赴美设新厂，台积电决策层此前长期没有明确说法。董事长刘德音在今年一季度财报说明会上曾表态，赴美投资必须符合规模经济、成本划算，以及人员组织和供应链完备三大要件。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行业资深人士表示理解。有人分析，台积电的生产离不开美国的技术支撑，台积电如果成为下一个华为，抗压能力可能还不如华为。但相对有利的条件是，芯片制造并非密集加工业，低端人力需要少，到美国开设工厂，虽然成本将远高于台湾，但对于台积电来说，也并非高到难以承受。
参考形势发展，全球芯片行业担心美国针对华为的禁令会继续升级。韩国的三星电子、SK海力士的核心业务是存储芯片，华为是三星和SK海力士的五大客户之一，每年花费约10万亿韩元（约合81亿美元）从韩国供应商购买内存和闪存芯片。
两家韩国公司的产品这次并未被纳入美方针对华为的新禁令，但韩国芯片行业的芯片制程，从设计、制造到封装，都依赖美国技术。无论是存储或非存储芯片，美国技术约占韩国芯片生产的30%，整套制程中不可能舍弃美国技术。如果美国针对华为的限制动作进一步升级，韩国巨头也难免遭受损失。
《财经》记者发现，美国限制华为已经带来行业格局改变，对于一些公司来说，这影响巨大。去年，华为启动了备胎计划，重点是多元化供应商，关注供应链安全和本土化。
华为公司是台湾光学元器件公司大立光的核心客户。该公司一位不愿具名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华为的供应商多元化策略，让大立光失去了不少市场份额，比如，2000万像素以下的手机摄像头镜头，完全被舜宇和中国大陆的其他二线镜头厂分食。“一部手机，4颗摄像头，大立光现在只做4800万像素主摄像头。其他都是舜宇的。”
今年华为新发的旗舰机P40，摄像头供应链上的最大变化有两个：国内光学产品制造商舜宇光学进入了高端镜头供应商，之前，这类产品由大立光独家供应；前置摄像头模组主供货商由中国摄像头模组和指纹识别模组制造商丘钛科技取代另一家公司欧菲光。
上述人士认为，丘钛科技第一次打入华为摄像头模组供应链，这说明华为在丰富、加固它的供应链。但对于大立光这样的公司来说，不会是好消息。对于那些体量更小和在产业链中重要程度更低的公司来说，这样的变化可能危及生存。
一位华为产业链公司人士说，“得到华为的订单，能够造就很多公司，但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失去华为，也会让一些公司难受甚至死掉。”
能有解决方案吗？
美国政府要将生产链等从中国转移走，困难重重、代价高昂，但避免双输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Miller & Chevalier律师事务所的蒂莫西·奥图尔是美国专攻出口管制方面法律问题的专业律师，从对华为出口管制法律角度分析可能的解决方案，他提出一个疑虑：从纳入清单到设置缓冲期，到升级制裁范围，美国政府多次表示，这旨在“改变华为的行为 ”，但“从律师的视角，我没看到政府给出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华为怎么做才能改变这一切”？
奥图尔认为，如果双方能就华为应该怎么配合才能被移出实体清单议题进行讨论，这将非常有帮助。在这些讨论中，美国政府需要清楚地说明希望华为做到什么，华为能够直接做出回应，确定美国政府的要求是否有可执行性，以及华为是否同意执行。“这些讨论可能已经在进行，即使不是，也是我看到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方法。”
这个解决方案有前车之鉴。2018年初，中兴通讯被美国出口管制，两个多月后中兴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和解协议，作为代价，中兴公司支付22.92亿美元罚款、30天内更换其董事会和高管团队、接受美国派驻监管人员，随时听候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的问询，并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法接受实时监视。
但华为不是中兴。
美国知名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在今年早些时候从美国半导体公司的视角发布了一份报告（《How Restrictions to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Leadership in Semiconductor》），核心结论是，如果美国持续升级对中国的商用芯片出口管制力度，美国半导体公司的长期领先地位将被威胁，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负面影响深远，甚至远超“中国制造2025”政策的预期影响。
在全球32条半导体产品线中，其中18条至少有一家非美国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为10%或以上，这使其有可能成为替代美国公司的可行选择。
短期看，美国公司的损失将是中国和全球竞争对手的收益。波士顿咨询预计，中国供应商将获得美国公司所放弃收入的大约一半，从而使中国能够将其全球市场份额提高到7%左右，并将半导体设计的自给自足性从14%提高到25%。
长期看，美国在芯片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建立在一个良性的创新周期上，创新研发投资巨大，需要全球市场来支撑。美国半导体公司失去市场份额，将导致大幅消减研发和资本支出，并损失1.5万个至4万个高技能直接工作。
波士顿咨询指出：由于韩国在内存、显示器、图像处理和移动处理器等关键产品方面的强大能力，以及它扩大生产能力的能力，韩国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领导者。
美国一直是全球性的半导体领导者，占全球45%至50%的份额。这样的结果，恐怕不是美国政府愿意看到的。
波士顿咨询认为，美国政府的压力在于，要避免这些负面结果，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设计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应同时解决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并保护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全球市场准入，这对于美国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但目前看，这种两全其美的方案很难找到。
包道格对《财经》记者说，他不认为华为是中美争端的一颗棋子或是中美争端的一张牌，尽管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华为的存在被视为是对美国技术主导地位的生存威胁。
包道格的观点和波士顿咨询的报告观点类似。对美国而言，目标是继续保持主导地位，但与中国脱钩，会使美国失去很多市场份额，成本高昂，而且未必能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
一位不愿具名的美国知名大学教授对《财经》记者说，美国政府的一连串战术背后，是要给特朗普的科技和产业政策调整争取时间，配合美国产业转移，遏制中国产业升级的势头。
美国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2001年出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参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在中美关系上，因为他的善意和富有建设性，现在他已成为美国少数派的代表。
佐利克在今年4月28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他指出，在1930年前后，美国曾尝试过经济民族主义、封闭主义，但助长了大萧条，也间接刺激了二战。
在佐利克看来，今天，全球化并没有失败，但它是脆弱的。将生产链从中国转移走困难重重、代价高昂，闭关自守不符合美国或美国民众的利益。走这条路只会加剧而非减轻当前的危机。
佐利克对《财经》记者说，他对中国的建议是，一些变化无论如何都会发生，很难说变化将如何呈现，它取决于全球经济复苏的情况。如果中国以透明和开放的方式回应，继续努力合作，寻求解决方案，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财经》记者周源、实习生杨赛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