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1958年出生，金融博物馆理事长、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美国福特姆大学经济学博士。1992年回国后，他与资本市场有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故事。他于1992年加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办”），不久后回到央行，参与了南方证券的整个筹备过程。彼时，他一方面在体制内参与政府主导筹备的证券公司，同时又始终在民间参与联办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活动。

王巍是我国并购行业的早期开拓者，他将当时常用的“兼并重组”一词修改成 “并购”，如今已成为行业通用语。在任职多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期间，王巍组织了中国几十家大型企业的改制、重组、承销及并购业务。他于2004年主持创建了中国并购公会，以推动并购行业发展。

2010年，王巍在天津创办的第一家金融博物馆正式开馆，此后十年，不同主题和风格的金融博物馆在全国另外十个城市相继落地，这些以公益性质建立的博物馆，传播金融的历史和思想，实现教育功能。

《财经》：上世纪90年代，您从美国留学回来参与创建南方证券，那个时候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您为什么会选择投身中国资本市场？

王巍：这个事还是应该从我怎么接触王波明来开始谈，当时我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今天的清华五道口，参与了国内早期的资本市场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是金融体制改革，没有明确谈资本市场，但是那时候五道口的一批研究生在1985年已经提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金融市场。

当时我受了一些感染，后来在美国读书期间正好接触到王波明和高西庆组织的“中国资本市场促进会”。我参加他们这个会，我注意到这些留学生在推动中国创建资本市场。

我记得在一次哥伦比亚大学的讨论会上，当时大家群情振奋，准备回国建立资本市场，我刚从国内来，就介绍了一下国内的情况，国内资本市场创建工作已经开始，最好提“规范”。大家结合各方意见，以这个为主题，一起撰写“规范中国资本市场”的意见书。刚写了一个序言，王波明、高西庆就回国了，这份意见书提交给高层以后得到重视，后来成为白皮书。

成立联办之后，王波明、高西庆希望我能回来，1992年我刚刚博士毕业，回来以后就加入联办。我在联办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人民银行又希望我能回去，当时成立三大证券公司，我去了南方证券，参与了整个南方证券的筹备和发展。这样我一方面在体制内参与政府主导的证券公司，同时又在民间始终参与联办的一些自上而下的推动资本市场的活动，经历了一段非常激动人心的过程。

《财经》：早期创办南方证券的时候，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故事？

王巍： 1992年博士毕业回国，给了我很多重要的任命，上来就是南方证券副总裁。但说实在的，在美国主要是读书，我们对资本市场怎么运行并没有真正操作过，严格说根本就不懂，对于上市、基金、兼并合并，所有的工作都是边干边学，因为在美国根本没有学到，只是感受到。因此几乎所有的事情，从翻译词汇，到文本、文件，都是边学边领会，边编制中国自己的东西。

比如，1992年底在海南，我当时在南方证券，兼任海南分公司总经理，因为在美国参与过mutual fund（互惠基金，又称共同基金），我们就想在中国做mutual fund。

于是我给时任人民银行海南分行行长的马蔚华写了一份“成立证券投资基金” 的报告，马蔚华看了后非常高兴，全力支持在海南成立第一只基金，但他同时问，人民银行该如何监管基金？于是我又用一周时间写了一份“如何监管基金”的报告。

所以最早关于基金的设立和监管的文件都是我写的。1992年，海南证券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公募基金——富岛基金。

那时候所有的创新，包括所做事和对应的监管文件，都来自同一个人手里，这听起来像玩笑，但当时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包括企业上市、创造法人股、联办开发电子交易系统等，看似稀松平常的每一件事，在当时都是创新。

《财经》：为何选择专注并购行业？如何看待这些年并购市场的发展？

王巍：当你开始下海，自己成立公司，你只能找一些大家谁也看不清楚、不注意的市场去做，我选择的就是做并购，当时称作“兼并重组”。在历史上，东汉末年有土地兼并，我觉得“兼并”这个词政治意义太强，给改成了“并购”，这个词是我创造出来的，现在流行了。

并购行业发展一直很好，因为经济发展需要并购，经济破产走出困境同样需要并购，因此会做并购的人始终能找到机会，这个行业应该是常青藤。

这些年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十几年前我们做一单超过上亿的并购，就可以成为全国案例，如今上千亿的并购都很轻松平常了。整个市场的规模大了，并购的工具也越来越多，整个体系已经形成，并购的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了，人们的观念已经完全形成了。

《财经》：回顾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有没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改革？

王巍：过去30年我个人比较幸运，几乎接触了30年全部改革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再造市场的过程。严格来说，我们是在中国的本土市场上，在完全缺乏市场基因的情况下，用中国的因素去再造一个市场，而且逐渐与国际接轨，得到全球市场的认可。从机构到工具到交易方式，完全是凭空创造出来的，非常不容易。

其中一个重要创造是法人股市场，当时大家对股票市场姓社姓资还有巨大分歧，股票变成私人持有在今天是正常现象，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怎么办？设置一个过渡，就是法人股。最后在社会广泛接受以后，逐渐把法人股消灭了，变成全流通。

这个过渡是中国人民的智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还有电子化交易系统，我们几乎完全是弯道超车，没有西方国家现场交易上百年的历史，直接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科技，电子化、无纸化交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创新。

此外，我们的监管体系、公司治理制度等，这些国外都走了差不多100年才能完成的制度，我们仅仅走了30年就与全球同步。这是一代人努力的成果。

《财经》：您怎么看待近些年资本市场一系列的改革，像科创板的推出、注册制试点、《证券法》的修订等等？

王巍：这些改革在“器用”上，上手很快，无论电子化、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还是设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都是“器用”层面的改革。但从整个“道”的改革来说，我认为始终是没有太大进展。

严格来说我们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化周期，仍然是政治经济周期。更多还是政府从国家力量强大、从防御全球经济风险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对市场的激励信号还释放得不够，或者说市场的信号被扭曲了很多。

《财经》：2010年的时候，您创建了金融博物馆，回顾过去的十年，有何感触？

王巍：当时非常偶然，我们在天津创建了第一个金融博物馆，市场反响比较好，很多人要求我们做第二个。于是在这种市场需求下不断复制，一年建一个，如今已经在十个城市建立了金融博物馆。

金融博物馆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因为它不仅可以像传统博物馆一样收藏历史，还可以不断发现历史。

今天回头来看，我们在做一种“观念博物馆”，即通过博物馆传递社会观念，实现教育功能，这种博物馆它会比传统的收藏博物馆有更多的参与未来、参与现实的功能。这也是今天金融博物馆受到很多人关注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