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30年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他曾盛极一时，也曾跌入低谷。他是第一代证券公司老总中仍然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风云人物。他就是被外界称作“证券教父”的阚治东。

但对于“证券教父”、“证券猛人”这样的称呼，阚治东不以为然。他说，银行出身的他更看重的是“稳健”，他更愿意将自己形容成“证券老兵”。

他是资本市场发展30年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重要的推动者。1990年，阚治东创立申银证券公司，后将万国证券合并，成为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而申银万国也成为当时市场上规模最大、盈利能力最强的证券公司。

而阚治东本人也创下了中国证券业历史上的诸多第一：设立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主承销第一只A股、B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等。他还曾参与发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但他在“陆家嘴事件”后黯然离去，此后创立了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简称“深创投”）。2002年，阚治东应深圳市政府邀请出任濒临破产的南方证券总裁，最后身陷牢狱之灾。即便如此，阚治东依然未离开资本市场。2005年，他创办东方汇富，再次缔造资本传奇，后者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专业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

“早年资本市场的人和事已经烙印在我们这批老证券人的头脑里，随着时间推移，印痕越来越清晰，但我们永远为这段历史感到骄傲和光荣。”他说。

商场沉浮三十年，待浮华洗净时回首往昔，阚治东对过往甚是从容；展望未来，依旧充满期冀。在他看来，虽然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早期遭遇许多坎坷与阻力，但曾推动市场发展的民间意志已转化为了国家意志。国家这只“大手”牵引着市场走向繁荣，这是令他倍感荣幸之处。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要有强大的金融中心支撑它，才能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我希望未来世界上谈起资本市场，是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大市场。”阚治东说。

证券市场能走到今天，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今天他们还在继续为之努力。在资本市场建立30年之际，阚治东接受了《财经》杂志专访，以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资本市场发展30年的那些历史，以及新的期待。

市场发展从民间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

《财经》：资本市场发展30年，给您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阚治东：我们通常以1990年上交所的成立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开端，但是在此之前，我们的资本市场已经存在了，有了证券公司、发行和交易。最早的股票飞乐音响在1984年就发行了。1986年，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营业部就成立了。申银证券、万国证券和海通证券在1988年就成立了。

我感触最深的是，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资本市场在我们整个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发展资本市场已经从民间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要坚定不移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变化。

《财经》：资本市场发展30年，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尤其是近两年，如何看待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

阚治东：我们的资本市场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迈出了一些国际化的步伐。但是客观来说，我们国际化的程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即便和东京交易所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差距不是坏事，差距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要意识到有很多地方要学习、要反思。

当然，国际化过程也是一步步来的，不是一蹴而就。我们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可能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因此，我们必须要有配套的金融市场。当然，这需要时间，需要各方面条件成熟才能去做，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思想和目标。所以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应该向加大开放力度、加快国际化进程方向发展。

《财经》：今年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是中概股回归，美国加强了对中概股的监管，外界都在谈论中概股的回归潮，您如何看待这点？

阚治东：我相信现在很多中概股的企业是希望回来的，因为我们的市盈率和交易活跃度都很高，这是我们市场的优点，但是它们也有担忧。比如蚂蚁金服的IPO，最终被暂停，我觉得还是会给那些想要回归的中概股企业带来顾虑。

但是我认为，蚂蚁金服暂停上市，实际上是国家对我们投资者的风险提示，我们现在用的“暂停上市”或者“暂缓上市”，不是“不能上市”。重大风险提示，要把这个道理解释清楚，后面妥善处理，对中概股回归负面影响可能会小一点。否则，会给那些要回归的企业造成担忧。当然，中概股回归，我认为是一件好事，中国的好企业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的交易所上市呢？

“我是证券市场的老兵，不是教父”

《财经》：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您经历过辉煌，也跌入过深谷。您是少有的至今仍然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早期证券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您的经历也是资本市场发展的缩影，您是如何看待这些经历的？

阚治东：在资本市场，我们风光过，也做了很多值得回忆的美好的事情，当然我们也有坎坷。最重要的两个坎坷，一是1997年我被免职。二是我本意是去南方证券救火，最终却被误解，遭遇牢狱之灾。这些经历确实是不愉快的经历。但是我们更多的回忆是资本市场美好的东西。

经历了这么多，心里肯定有落差。但是我还是比较乐观。可能和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有关系。该读书的时候我们上山下乡，我当时到了东北农村，生活不仅艰苦，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在困难面前，我总是相对乐观一些。后来遇到的很多事情，我的心态都是不错的。

《财经》：当时您本意是去南方证券救火，但最终南方证券还是走向破产，您也受到牵连。实际上您当时有更好的选择，您最终还是去了南方证券，会后悔这个选择吗？

阚治东：这个没什么后悔的，我们干这个事也是组织上叫我们去干的，而且组织让我们干好了，我就觉得很荣耀。

这一观念和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可以有选择余地，我们入党时间比较早，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入党了，我们那时候有很强的服从组织安排的观念。后来我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我也感谢那一届的证监会领导，没有那一届证监会领导极力帮我，可能我遭受的麻烦会更多。

《财经》：外界对您的称号很多，“证券教父”、“证券猛人”，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阚治东：这些称呼是不同时期媒体对我的称呼，像“猛人”、“教父”都是我们年轻时候的称呼。“教父”这个词在我印象中并不是个褒义词。当年我们确实讲了很多资本市场的课程，传授我们掌握的赚钱知识，但是谈不上是教父。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始终和大家说，我们就是证券市场的老兵，老证券人，老创投者，这几个称呼我们都能够接受，其他的称呼，都难以接受。

市场发展超乎想象

《财经》：您当年创办了申银证券，后来又合并了万国证券，申银万国曾是那个时代的领军者。证券行业发展了30多年，无论我们的券商数量、规模和实力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有没有超出您的预期？

阚治东：今天的资本市场发展确实超过我们预期，当年我们还把它作为一个梦，但是现在很多已经成为现实，这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申银证券和万国证券曾是上海最牛的两家券商，彼此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两者经常争第一。但是如今回忆过去，我们都觉得是正面的，积极向上的，因为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事情。当时我们就觉得野村证券非常厉害，所以想做中国的野村，当时对我们来说只是梦想，从来没想到没用多久野村的市值就被我们超过。

证券市场能走到今天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今天大家还在继续为之努力。

《财经》：我们的券商数量已经百余家，头部券商优势十分明显，未来中国券商的竞争格局是什么？中小券商是否也可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阚治东：首先，我认为每个行业都一样，都有第一方阵，必然也有第二方阵和第三方阵。从很多国外的证券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仅有少数几家处于第一方阵，更多的都是排在后面的。所以，未来中国的证券格局也不可能全部在第一方阵，对于券商发展的模式，会有全牌照的，也会有专注某项业务的券商，不图大，只图精。每个券商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模式。

未来，第二方阵的一定会向上努力，积蓄力量，发展壮大，跻身第一方阵。

在努力的同时，凭借合并、兼并的方式壮大。合并也是金融机构壮大的最重要的方式。

《财经》：注册制的推出给券商带来了新的机会，您如何看待注册制对券商的影响？

阚治东：注册制给两个交易所带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过去交易所竞争有限，但是注册制下，二者的竞争性会加大。我认为只要是良性竞争，就是有利的。因为只有竞争才能提高我们的效率，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才能增加我们和世界资本市场竞争的能力，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必然是和世界大的资本市场竞争的。

但是注册制对证券公司本身来说，是加重了证券公司的责任。注册制对中介机构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会计数据不能造假，历史数据不能造假，证券公司做保荐人，材料要严格审，所以责任加大了。

《财经》：您认为创投募资越来越难，为什么募资难成为了行业普遍现象？

阚治东：募资不是越来越难，是现在募资比过去更难。我认为，首先大家对创投业的了解是不够的，创投行业里面确实有很多误区，造成普通投资者觉得创投业太乱，水太深，频繁爆雷。我们过去是依靠第三方募资，现在第三方募资频繁爆雷，导致我们很多基金难以运作。

至少目前，募资难的问题依然解决不了。我希望外界对我们可以有更清晰的认识，不要造成混淆、模糊不清的误解。大家对于公募、私募很多东西的理念并没有完全真正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的观念有些倒退了。

《财经》：怎么看2021年A股市场趋势？

阚治东：我认为我们的A股市场一定是一年比一年好，但是2021年会不会特别好，我不确定，因为我并没有看到有什么重大的事件会推动资本市场大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