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侧改革的提出，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需求拉动在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阶段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对高水平供给和需求与供给的更高水准的动态平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推进需求侧改革落地的过程中，无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问题，还是质量问题，都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在关于推进和落实需求侧改革的讨论中，人们把居民消费需求放到更重要的一个位置。考虑到居民消费相对于投资和出口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处于低位，如今把它放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更突出强调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然有利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更平衡地发力。

由此又衍生出来更多相关的议题。为了提升居民消费力，需要推进的各项改革有很多，比如如何通过加大二次分配力度，让老百姓有更多钱花，如何通过提升居民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来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提升其消费意愿等等。

上述这些改革，有的长期滞后，有的虽已推进，但力度还不够，如今在需求侧改革思想的统一下，补上短板，加强力度，既能提升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又能更多更好地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提升社会凝聚力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同感，可谓一举多得。

与此同时，人们也要看到努力做大总需求的必要性，不能因为对需求侧中消费的阶段性更为突出的强调，而有意无意间轻忽必要的投资增长的重要性。在需求侧中，消费和投资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消费本身形成的需求，自然能更好地、更有针对性地拉动投资，而投资更是能对需求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并直接和间接拉动消费需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及时有力对冲外需下滑，中国进行了几轮力度不一的扩大内需的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这个过程中，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确实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其在总需求创造中的占比一段时间内也持续升高。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消费占比相对有所下降，但近十年来中国居民无论是消费水平和消费总量，都是持续上升的。这其中，投资对消费的直接和间接拉动也居功至伟。

平衡总是动态的，不意味着每个时点都能达到相对的均衡。每个历史发展阶段都有自身的侧重点和当时各种条件综合权衡下相对优先的政策导向。中国过去一段时间内基建和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基建领域如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等的超常规发展，更是对中国经济的跃迁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并且为未来增长打下了雄厚基础。

毋庸讳言，一定时段内的高速发展，造成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产能过剩的问题，三驾马车失衡的问题，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风险累积的问题等等。而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中央也推出了“三降一去一补”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等针对性政策，也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效果。此次提出需求侧改革，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均衡发展，更好地打造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的投资还有较大的空间和很大的必要性。这不仅仅体现在针对未来增长的新基建领域。中国作为一个巨型经济体，其庞大的基础设施的运维本身就需要持续的投入。围绕城市内部管网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新和优化，城市群内部和一小时城市圈的交通网络建设，以及美丽乡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所需软硬件建设，也都要求持续的、大规模的、精细化的投资。而为了更好更直接拉动居民消费的增长，中国也需要在科教文卫和养老等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投入。

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以及让人们更放心消费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优化，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达成，要求一个稳定的增速，没有持续的、高质量的、保持在一定规模的投资，这样的增速是难以实现的，高质量的供给也难以达成，靠消费拉动增长也就容易陷入无根之萍、无源之水的尴尬之局。因此，在大力推进需求侧改革的同时，着力做大总需求，才能更好地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