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免税业务叫苦不迭时，国内免税店却一枝独秀。根据全球免税龙头Dufry公告，今年上半年Dufry营收为15.87亿瑞士法郎，同比减少62％，7月－8月营业额减少了75％－85％。

另一边，国内免税市场保持良性发展，因疫情控制得力及免税政策放宽，国内免税销售额大幅增长。自7月海南实施离岛免税新政起至10月31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120.1亿元，同比增长两倍多。

申万宏源证券资深高级分析师刘乐文认为，免税行业是引导消费回流最直接手段。2019年，中国出口金额2.50万亿美元，进口金额2.08万亿美元，贸易顺差421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差额占GDP比重2.97％，服务贸易差额占GDP比重-1.82％，中国长期处于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过程中。免税行业的产品定位消费升级的同时，其目标客户精准定位为出入境人群，因此成为引导消费回流的最直接手段。

免税业务放开引导消费回流

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历年都是全球最高，占据消费外流比重很大。根据要客研究院数据，2019年中国人全球奢侈品销售额1527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其中近70％在境外消费，消费回流空间巨大，免税渠道成为吸引境外消费的有效渠道。

“大家倾向于海外消费主要因为价格实惠。”橙橙是一名全职代购，她对比了国内外美妆、奢侈品的售价说，“国内专柜售价少则高出10％－20％，多达30％－40％。如果赶上国外折扣，叠加返税可能会节省20％左右资金。”橙橙代购的商品90％采购于韩国免税店，因为折扣力度更大，而海南免税店价格与国内专柜价格差距相对不够明显。

今年以来，为支持免税经济发展，多地政府陆续出台文件。自3月国家发改委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免税体系后，上海、广东、湖北等多个省市纷纷出台文件来支持免税经济的发展。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下称《方案》）公布。《方案》中明确调整离岛免税政策，放宽离岛免税购物额度至每年每人10万元，并扩大免税商品种类，这成为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逾九年来最大的一次调整，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海南购”的热潮，自7月海南实施离岛免税新政起至10月31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120.1亿元，同比增长两倍多。

付一夫认为，除了离岛免税店之外，市内免税店也应成为促消费的重要抓手。“与机场免税店相比，市内免税店的优势在于距离城市居民更近，节约时间与空间成本。市内租金也更低，可以提供更宽敞的展区面积，提升购物体验。”

目前，北京等城市正积极布局市内免税店。今年6月，王府井集团获得了免税经营资质，成为中国第八家拥有免税牌照的企业。付一夫说，免税业务的进一步放开，对于未来引导消费回流是重大利好。“民营经济是整个市场经济里最具活力的因素，民营经济参与免税业务将有利于免税业务市场化。”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免税店数量依然不够。截至2019年12月，韩国国内共运营57家免税店，其中市内免税店22家，占比接近40％。“中国在免税店上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一旦发展起来，对于海外消费回流一定有积极影响。”付一夫说。

消费“转移”意义大于消费挖掘

11月，欧美国家面临疫情二次冲击，法国、德国、美国陆续推出完全或部分封城令及紧急限制措施，这意味着出入境旅游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低迷。

在这样的背景下，付一夫认为，消费“转移”回国比一味地“挖掘”国内消费更容易，回流的消费既能壮大国内消费市场，强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又能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的动力。“现有问题是，从供给端来看，中国优质商品与服务供给偏少，这也从侧面说明为什么有钱人更愿意去海外消费。”

因此，如何能将消费“转移”至国内成为重点。橙橙结合代购经历说，“很多款式国内没有，消费者只能去国外或通过代购买。希望国内品牌更注重产品设计与质量，如果能保证品质，大家就不用涌向国外市场。”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对《财经》记者表示，鼓励消费回流是一个渐进过程。首先是通过提升产业发展水平，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功能与价值回报，从而在消费层面实现对国外品牌的替代。

其次是消费者理念要有所转变。刚富起来的消费者往往缺乏理性，希望通过炫耀式消费来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而购买溢价产品。当消费能力达到一定高度后，炫耀式心理会明显减弱，更多回归到对产品内在功能设计等方面的诉求。

排解消费“后顾之忧”

尽管消费一直稳步复苏，付一夫表示，在整个复苏进程中，消费端复苏进度始终慢于生产，这样的趋势在近几年已有之，疫情起了放大作用，原因也很多。一是因为中低收入群体偏多；二是房价房租快速增长加重居民负债率，今年三季度中国居民的杠杆率达到61.4％，且在过去12年里，杠杆率由17.9％迅速飙升了43.5％，挤压居民日常消费。

如何破解消费难题？付一夫认为，从需求端考虑，第一要做好收入分配，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第二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关乎到多数人利益的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从供给端考量，要继续丰富和完善商品与服务质量来激发居民的消费意愿。此外，也要通过稳就业、扶持中小企业等方式保证居民收入稳定。从整个消费环境上来看，应该营造出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打击假冒伪劣商品，让消费者能够合理顺利地维权。

赵萍建议，首先要保证收入持续平稳增长，在过去十年当中，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与GDP增速基本持平，维持在8％－9％左右，成为消费持续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只有消费能力增强，消费规模才会上升。基于此，要加快收入分配与体制改革，使国民收入更多倾斜消费者，包括改革税收制度、稳定就业政策来保障收入。

第二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鼓励企业创新发展补上渠道短板。消费者收入增加后可能会发现心仪物品买不到、价格贵、时间成本高。因此，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畅通国内供给渠道，让消费者能以较为实惠的价格购买到心仪物品。

第三，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加强对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投入。中国人储蓄率偏高，主要因为担心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得不到保障，导致预防性心理较为严重，所以通过积极主动的储蓄行为来提升抗风险能力。只有向消费者提供一个无忧生活环境，使消费者没有后顾之忧，他们才能放心大胆地消费，不用担心因生病、子女上学或养老等问题导致自己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

消费无法替代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双循环”战略的提出，以及鼓励免税消费等措施陆续落地，消费被摆在了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但这不意味消费可以替代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说，国内消费市场将成为战略基点，消费对国家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及新格局构建有重要的作用。就消费自身而言，消费已经连续六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第一动力。”赵萍说，但是外需的作用不容忽视，国内大循环是开放的，要积极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赵萍认为，欧美疫情二次暴发导致主要经济体陷入严重经济衰退，中国进口受到较大下行压力，出口则受到结构性影响，有挑战也有机遇。

“面对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找到了新出口增长点，例如医药防疫物资、居家消费等，因此外贸呈逆势上扬态势。”赵萍说。

近日，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09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前11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9.04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

赵萍认为，中国在稳外贸方面的政策已经落地见效。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回暖，复工复产有序不间断，国内供给能力与供应链恢复速度加快。在全球供应链转移的前提下，由于国内供应链基本恢复，接单能力强，中国承接了出口大国转移来的服装、纺织、口罩订单。

“不能因为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就放弃外需市场。国际需求出现结构性变化，但需求还存在。”赵萍认为，中国外贸企业有机会填补世界市场的供给空白，需要随时跟踪国际市场发展动态，抓住新增长点，不断开拓订单来源。“今后发展重点是进一步提升供应链反应速度。疫情可能使部分地区需求信息不能及时有效传导，然而一旦复工复产会大规模生成订单需求，这就对我们的管理能力及产能扩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能随时满足国际市场的突发订单。”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橙橙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