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暂别唐宁街10号22天之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又回到了首相府，重新掌舵英国防疫之路。

在约翰逊因感染新冠病毒入院接受治疗的时候，英国正处于感染人数不断攀升的阶段。等到他病愈复出时，英国疫情高峰期已过，但约翰逊不敢懈怠，因为疫情第二次高峰的风险仍在。

截至4月29日，英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165221例，其中死亡26097例。英国在当天的统计数字中首次纳入了养老院和社区的死亡病例，新的数据使得英国成为欧洲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

自3月23日开始实施的封锁政策已经进入第六周，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何时退出封锁的计划。在伦敦昔日最繁华的牛津街，数百家商铺大门紧闭，商店橱窗里还贴着3月22日英国母亲节的促销广告，时间仿佛停在约翰逊宣布封锁政策的那个周末。

餐馆、酒吧、咖啡馆歇业，博物馆、美术馆无限期关门，西区剧院停摆，校园关闭，在家办公，保持社交距离……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英国人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活状态。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约翰逊提醒民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勤洗手，甚至还在电视上演示了如何唱完两遍生日快乐歌才结束洗手。但随着疫情的蔓延，英国政府出台了更多涉及公共卫生、民生和经济方面的举措。而约翰逊亲身经历感染甚至一度住进重症监护室，他对新冠疫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作为现代公共卫生的起源地，英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机制备受关注，但其防疫策略一度也是最受争议的。出自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伦斯之口的“群体免疫”在批评者看来是不负责任和无所作为。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后来澄清说，群体免疫从来就不是英国的政策或者目标。他强调：“我们的目标是保护生命，我们的政策是和病毒战斗，保护脆弱人群和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

从围堵到拖延

英国首次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在2020年1月31日，患者为约克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和她的亲属。由于当时感染人群集中在武汉，英国的举措仅限于加强对从武汉进入英国旅客的检查。在武汉封城后，英国对过去14天从武汉抵达英国的乘客进行追踪，呼吁他们主动联系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接受新冠病毒测试。

2月6日，一名来自布莱顿的英国商人史蒂夫·沃尔什确诊新冠肺炎。他在新加坡开会期间被感染，但由于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感染，离开新加坡后，他又前往法国阿尔卑斯山的一家滑雪场待了四天，由此造成至少11人感染。尽管沃尔什和被他感染的人后来都治愈出院，但确诊病例仍在英国各地零星出现。2月19日，英国发现了第一个没有国外地理关联的病例。到2月底，英国的感染人数为23人。进入3月之后，确诊病例数量开始急速增长。

3月3日，英国政府发布应对新冠肺炎的行动计划，将英国的防疫工作分为四个阶段：防堵、拖延、研究和减损。在公布行动方案时，英国仍处于防堵的第一阶段，即希望通过发现早期病例和密切接触者来阻止病毒在英国的进一步传播。

但只过了9天，英国政府就宣布防疫工作进入拖延阶段，即希望病毒放缓传播速度，减少高峰期影响。此时，英国已发现596例确诊病例，10人死亡。

进入第二阶段时，首相约翰逊宣布的主要举措是建议出现发烧或者咳嗽症状的人进行自我隔离，学校取消海外旅行，超过70岁或者健康状况有问题的人不要乘坐邮轮。与当时已经进入全国封锁状态的意大利和宣布学校停课的法国相比，英国政府的决策受到应对不力的质疑。

进入拖延阶段的一项新政是不再对轻症患者进行检测，只是要求他们在家里自我隔离，第一阶段对密切接触人群的追踪也被暂停。

“我们在拖延阶段优先测试的是因肺炎或者急性呼吸道疾病入院的人，我们同时还在继续调查疫情。大部分健康状况良好的成年人出现症状以后可以痊愈，因此不需要检测。”英格兰公共卫生署（PHE）医学总监伊冯·多伊尔对《财经》记者表示。PHE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职能相似。

但放弃对轻症的检测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背道而驰。世卫组织认为对每一个疑似病例进行检测才能更好地阻止社区传播。尽管英国政府后来宣布要加大检测力度，在4月底之前实现每日10万次检测的目标。但到4月28日，英国政府日均检测能力仅为7.5万次，而实际检测数量还不到5万次。

世卫组织前助理总干事、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流行病学教授大卫·海曼对《财经》记者表示，检测是重要的，因为通过检测可以知道疾病在哪里发生，然后做出反应。他同时强调，每个国家是根据自身能力和风险评估做出该如何应对的判断。

经济方面，为了缓解疫情对英国造成的打击，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于3月宣布将提供3300亿英镑的贷款担保，并通过减税、补助和其他手段来减轻疫情对企业的影响。之后，英国政府更是采取前所未有的举动，决定由政府向因受疫情无法开工的企业支付员工80％的工资，上限为每月2500英镑。这一政策将实施3个月，若有需要还会延长。如此形式的政府干预在英国史无前例，若非疫情，对于保守党政府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决策。

基于科学的不同观点

英国有应对传染病的丰富经验。公共卫生医学的开拓者约翰·斯诺正是来自英国，他在19世纪对伦敦苏活区霍乱疫情的研究被认为是流行病学研究的先驱。

英国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计划中列出了过去100多年英国应对流行病的经历，其中包括1918年－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1957年－1958年的亚洲流感、1989年－1990年的季节性流感、2002年－2003年的非典、2009年－2010年的甲型H1N1流感和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行动计划写道：“我们的行动方案定期接受检验，并根据地方和国家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更新，这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打下了基础。”

“行动方案借鉴了英国政府已有的一些方案，比如流感大暴发。很明显，英国政府在非常严肃地对待新冠病毒，因此行动计划是针对这一特殊情况制定的更详细方案。”多伊尔表示。

多伊尔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强调，英国的行动是基于科学与证据。这亦是首相约翰逊在谈及防疫政策时常说的一句话。

英国政府的首席医学顾问和首席科学顾问在新冠肺炎防疫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担任政府首席医学顾问的是克里斯·惠蒂，他是一名流行病学家，此前曾参与过英国政府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行动。

首席科学顾问瓦伦斯是政府紧急事件科学顾问小组（SAGE）的主席。紧急事件科学顾问小组的作用是为英国政府决策提供及时的科学建议，其成员构成依紧急事件的性质而定。瓦伦斯曾经是伦敦大学学院医学院院长，也在企业担任过研发部门负责人。

英国政府认为，如果新冠病毒继续蔓延，他们将无法阻止多数人被感染，因此科学家的使命是如何放缓这一过程，减少感染人群的数量，将感染峰值尽量往后推迟，以免NHS不堪重负。他们利用数学模型来理解疾病的传播方式，其中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建模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

帝国理工学院3月16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缓解和抑制是控制疫情的两种基本策略，前者是减缓但不一定彻底阻止流行病的传播，其重点在于降低对医疗需求的峰值，保护高风险人群免受感染；后者则希望扭转疫情增长局面，减少病例并使之维持在低水平。

英国最初决定采用缓解策略，其中的措施包括疑似病例居家隔离、老年人自我隔离等。但帝国理工的建模显示，这仍然可能导致数十万人死亡。为避免出现这样的后果，英国政府从3月中下旬开始更多采取了抑制策略所需举措，希望通过人口社会隔离，辅以关闭学校等不同干预措施来减少病毒的传播途径。

一个由行为心理学顾问组成的团队也参与了英国政府的决策。他们提出的“行为疲劳”理论使得政府在最初决定暂缓更严厉措施的出台。这一理论认为，如果太早采取限制，会导致人们对政策产生疲劳，等到疫情进入高峰时，人们已经开始松懈。

但英国政府的做法遭到行为科学家的质疑。他们在一封公开信里指出，英国政府出于对行为疲劳的担心认为遏制病毒传播是不可能的，只能放缓传播进程，直至达成群体免疫。“但激进的行为改变能达到的效果可以比这更好。如果成功的话，能挽救大批人的生命。中国和韩国的经验都已经充分表明了这种可能性，至少我们应该尝试一下。”

瓦伦斯表示，由于大部分新冠病毒感染人群呈现为轻症，他们在病愈后可以产生某种群体免疫；大约60％的英国人口在感染得到治愈后才能实现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理论经不同角度的解读引起诸多争议。实现群体免疫的最好方法是注射疫苗，在新冠疫苗问世之前实践群体免疫则意味着一些人的生命将陷入危险。英国免疫协会也对这一理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运用持保留态度。他们在一封致政府的公开信里指出，群体免疫的策略只有在脆弱人群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后果严重。此外，对新冠病毒仍存在未知的地方，人们并不知道它是否会对已感染人群产生长期的免疫力，因此预防感染才是更谨慎的做法。

在《柳叶刀》杂志主编理查德·霍顿看来，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英国政府过于依赖建模和行为科学，却很少采纳公共卫生专家和医生的意见。尽管瓦伦斯和惠蒂均具有医学背景，但科学顾问小组发布的报告引用了大量建模和行为科学证据，却很少提及公共卫生和临床证据。

霍顿在3月2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英国政府的行动方案防堵-拖延-研究-减损已经失败。“它失败的部分原因是部长们没有遵循世界卫生组织对每个疑似病例进行检测的建议……公共卫生和传染病控制中的基本原则被忽略了，而原因并不明了。”

进入4月中旬，英国多家媒体对本国防疫策略进行总结和反思。其中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于4月19日发布的一篇报道称，英国政府在疫情初期反应迟缓，错失了五周时间。

《卫报》也在同一天刊登报道，试图呈现英国的防疫行动错在哪里。报道称，保守党政府在今年1月和2月忙于应对脱欧谈判和改组内阁，未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足够防范；进入3月以后，尽管世卫组织在3月11日宣布新冠肺炎为大流行病，但英国政府仍在犹豫是否要实行封锁，其间为期四天的切尔滕纳姆赛马节仍照常举行，吸引了25万人参加。

NHS如何应对

作为英国防疫行动的主战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应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场战斗的成败。英国政府提出的防疫口号特别包括了一句“保护NHS”。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NHS是英国的骄傲，但它长期面临医疗资源紧张和医护人员短缺的压力。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使得NHS如临大敌，尤其英国当时仍处于冬季流感高发期。

英国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武汉最大的借鉴意义就是不能挤兑医疗资源，不能让医生感染，这是非常关键的。”

为了避免造成更多人感染，NHS的第一道防线全科医生（GP）从3月初就发出通知，要求出现疑似症状的病人不要去社区诊所，而是应该拨打NHS电话111求助。最初英国指定了30家医院接受新冠肺炎病人。这些医院均设有传染病房，可以对病人进行隔离。直到3月初，大部分确诊病人都在英格兰地区的五家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两家位于伦敦，另外三家分别在利物浦、谢菲尔德和纽卡斯尔。随着感染人数的不断上升，一些医院开始取消常规治疗，为新冠肺炎患者留出床位。

重症监护床位（ICU）对新冠重症病人的治疗至关重要。英国的ICU数量处于欧洲平均线以下，人均ICU的水平在31个欧洲国家中排在第24位。即使没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英国的重症监护病房多数已被占用。根据NHS在今年3月公布的数据，英格兰地区的ICU共有4123个，苏格兰地区为275个，威尔士153个，北爱尔兰88个。而截至2020年1月，英格兰地区的ICU已经有超过五分之四的床位被占用。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服务之一，它已经习惯在重压之下做出调整适应。”多伊尔说。

为了保证新冠肺炎病人能够得到治疗，英国在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地临时搭建了多所NHS南丁格尔医院。其中在一个会展中心场地上搭建的伦敦南丁格尔医院在九天内落成，这家医院配有4000个ICU床位。

目前南丁格尔医院收治的病人远未达到其容量。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自4月3日投入使用以来，伦敦南丁格尔医院一共只接收了51名病人，而伯明翰的医院自开舱以来尚未接到过病人。NHS南丁格尔医院发言人表示，如果医院一直没有满员可以被视为一种成功。

但据《卫报》报道，由于缺乏足够的医护人员，伦敦的南丁格尔医院不得不拒绝了一些病人。尽管统计数字显示在疫情发生后，超过2.5万名退休医护人员又重新回到了一线工作。

同样紧缺的还有医护人员的个人防护装备（PPE）。一位在伦敦附近城市工作的NHS工作人员丹尼·麦考德莫特此前对《财经》记者说：“我们连基本的口罩都缺乏，就像是没有枪去上战场。”

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近期对2000多名医护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2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无法在治疗病人时拿到可以保证自己安全的装备，有26％的全科医生在缺乏个人防护装备的情况下接诊了新冠肺炎病人。

一名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NHS医生阿卜杜勒·乔杜里在生前曾就医护人员缺乏PPE的危险发出警告。他的儿子在电视节目里和卫生大臣汉考克对话时说：“公众并没有期望政府能做到完美。我们只想你们公开承认在应对新冠病毒时的确犯了错。”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称，PPE和呼吸机短缺的问题早在2016年的一次大流行病应急演习中就已显露。

4月22日，反对党英国工党新任党魁凯尔·斯塔莫在第一次参加议会首相质询时说：“我们进入封锁太慢，检测太慢，筹备防护装备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