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去世的消息，特别揪心。一直觉得他对经济学的贡献被低估了，想为他写点文字的想法由来已久。

2009年，威廉姆森是以“黑马”姿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当时就有人称，威廉姆森只是科斯交易成本思想的阐释者，并没有多少独创性贡献。这当然是一个严重误解。事实上，即便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对威廉姆森的贡献的总结（“在经济治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企业边界问题的分析”），也相当不全面。

工程学训练到经济学研究

奥利弗·威廉姆森1932年9月27日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苏必利尔市。那是一个人口3万左右的港口小城，每到漫长而寒冷的冬季都要停运。威廉姆森的母亲聪慧乐观，在语言方面尤有天赋；他父亲则慷慨豪爽、廉洁勤政。父母的为人处世对他的日后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威廉姆森上的是当地的公立高中苏必利尔中心中学。他曾经梦想成为一名律师，但是后来喜欢上了数学和自然科学，决定将来当一名工程师，于是定下了去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的目标。最终，他参加了黎庞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提供的一个教学项目——先在黎庞学院学习三年，再去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两年。不过，在进入黎庞学院两年之后，他就获得了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学士学位课程的资格。他念的是化学工程加工商管理双学位。麻省理工学院浓厚的学习氛围令他受益不浅，他接受的工程学训练给了他一个比任何社会科学的大多数本科课程都要更加坚实的基础。

1958年，威廉姆森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哲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的肯尼思·阿罗。不过，威廉姆森在拿到硕士学位后就离开了斯坦福大学，转而进入卡内基技术学院继续完成博士学业（卡内基技术学院于1967年与梅隆学院合并为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1963年，威廉姆森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荣获福特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奖。

当时，卡内基技术学院不能算是顶级名校，但是非常有特色。它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并且特别提倡学科交叉，尤其是赫伯特·西蒙在那里大力推动经济学、组织管理学和运筹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威廉姆森的博士导师是理查德·西尔特，他的企业组织行为理论强调，企业不是一个黑箱，而是个体管理者的结合。

其后，威廉姆森先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做了两年经济学助理教授，并于1965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长期任教，其间的1966年至1967年，他在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担任局长唐纳德·特纳的特别助理。1983年，威廉姆森在耶鲁大学担任法律经济学和组织理论讲席教授。五年之后，他又回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先后担任研究生院经济学和法学教授等职，直至2004年荣休。

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

对于威廉姆森的主要学术贡献，人们早就耳熟能详了：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命名者，他“重新发现”了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创立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并且在纵向一体化和公司治理等应用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有鉴于此，本文只是简略地勾勒一下威廉姆森教授的代表性论著，而把重点放在他对经济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贡献上，那是人们通常所忽略的。

威廉姆森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行为方面。1963年至1965年，威廉姆森在《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等期刊上相继发表了《作为进入障碍的出售费用》《管理抉择和企业行为》《创新和市场结构》《企业内部行为的动态理论》等论文。他在196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自主抉择行为经济学：企业理论视野下的管理目标》中指出，在大公司中，管理层的自主抉择行为才是常规，不间断的利润最大化却是例外。自主抉择行为理论所依据的行为假设，就是他后来系统阐述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在担任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特别局长助理期间，威廉姆森接触到大量案例，掌握了相关的法学知识，于是反托拉斯成了他早期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重点。从1967年起，他相继发表了《科层控制与企业最优规模》《反托拉斯保护经济学：福利权衡》《配置效率和反托拉斯的局限》等论文。1970年，他出版第二本专著《公司控制与商业行为：探析组织形式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开始从交易成本节约的角度来考虑企业自主抉择行为。

1971年，威廉姆森发表经典论文《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对市场失灵的考察》。该文与其他一些论文收入他于1987年出版的论文集《反托拉斯经济学》，构成了他对交易成本方法的应用的一系列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对纵向一体化（“企业边界”）的研究，只是他一般性框架的一个特例或典范。交易成本分析方法确立下来之后，几乎所有相关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就都可以用类似的方式进行分析了。

随后，威廉姆森于1975年、1985年和1996年出版了《市场与科层组织：分析和反托拉斯含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企业、市场与关系合约》和《治理机制》三本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学术名著。它们构成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三部曲”，系统地总结了他应用交易成本方法在经济学、法学和组织理论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显学”。

两大范式转型

威廉姆森从来不是一个“黑板经济学家”，他非常重视实践，也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如前所述，他还有着深厚的工程学和商学背景。因此，他能够超越经济学的既有假定。

因而，威廉姆森贡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他是经济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支持者和坚定实践者。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他进入21世纪之后发表的《法学、经济学和组织学解析》《从选择到契约：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理论》《经济变迁中的企业组织》，以及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受奖演说《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自然演进》中有集中体现。

第一个范式转型是“从选择到契约”。现代西方经济学占主导的是选择范式，即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如何有效地将资源配置给各种生产用途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的一门科学——经济学要回答的无非是，在一定时期内用一定数量资源“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等问题。

体现在企业理论上，选择范式的经济学认为，“企业”就是一个生产函数，是一个将投入转变为产出的“黑箱”。威廉姆森抨击了这种企业概念，强调必须把企业看成是一种“治理结构”，是各个代理人之间的一系列契约关系的总和。据此，他认为资产专用性是决定企业边界的关键。企业家会选择一种他认为最适应环境的组织形式。威廉姆森呼吁，要从选择视角转向契约视角，借助詹姆斯·布坎南所说的“契约”透镜，将可操作的内容注入治理概念，从而在更现实的条件下对企业行为进行描述——企业在既定契约下做出行动，同时它们的行动又会推动契约本身的自然演化——做到在经济变迁中理解企业组织和治理结构。这就是契约范式（交易范式）的经济学，它研究个体的交易倾向、交易动机、交易过程和个人在自由交易中自发产生的秩序和规则，强调交易形式和治理结构的动态相互匹配，并突出合作适应性的重要性。

第二个范式转型是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威廉姆森在卡内基技术学院养成了从多学科相互交叉的角度研究经济学问题的习惯，他坚信只有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真正有意义地解决理论和应用问题。事实上，他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学术成就，一个关键就在于通过跨学科方法实现了对交易成本理论研究的突破。例如，“资产专用性”这个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就是他根据交易持续性和过程性特点，通过引入社会学和组织理论中的事件过程分析方法凝炼而成的。他对交易的三个维度（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的提炼，则借鉴了法学中的契约关系理论，这三个维度的组合代表了区别不同契约类型的关键因素，说明了市场上、企业内的各种关系型契约得以存在的理由，揭示了企业组织的意义和纵向一体化为什么可以节约交易成本的原因，最终使得交易成本概念具备了可操作性。另外，从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他提出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类行为假设。

现在，“跨学科交叉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几乎被用滥了的口号。只有像威廉姆森那样，针对经济学中有重大价值的“前形式化”的研究计划，从其他学科引入并提炼出新的、可操作的核心经济学概念，跨学科研究才是有意义的，当然这也非常困难。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一度非常显赫，对中国政治经济政策也曾经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但是近些年来，新制度经济学似乎呈现出式微之势，这可能与威廉姆森的上述范式转型思想未能得到有效传承有关。

（作者为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