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时间6月4日，非洲裔美国公民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追悼会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举行，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儿子马丁·路德·金三世也前往参加。所有与会者沉默站立8分46秒。

5月25日，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接到举报称有人（即弗洛伊德）在当地便利店用20美元假钞购物，警察到达现场后将弗洛伊德按倒在地，并跪压在弗洛伊德颈部长达8分46秒，后者当场身亡。

6月3日，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发布弗洛伊德的官方最终尸检报告，死亡由心肺骤停或心脏停止造成，但报告称没有迹象表明警察膝压颈部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两天前，弗洛伊德的家属律师表示，独立尸检发现弗洛伊德的死亡是“由于颈部和背部受压，脑部血液不流通导致窒息性死亡”。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迅速将四名参与弗洛伊德案且明显执法过当的警察免职，其中压住弗洛伊德脖子的警官德雷克·肖万（Derek Chauvin）在5月29日因涉嫌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罪被逮捕。6月3日，明尼苏达州检察官升级了对肖万的谋杀指控，从三级谋杀罪升至二级谋杀罪，同时对涉案的另外三名警察提出指控。

弗洛伊德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场景——非洲裔在警察过度执法下丧命。弗洛伊德死前不断重复呼喊“我不能呼吸”的一幕六年前就曾经发生过。2014年7月17日，纽约警察潘特里奥（Daniel Pantaleo）用手在44岁市民加纳（Eric Garner）深喉处卡住后者的喉咙，最后加纳在11次呼救“我无法呼吸”后身亡。司法部门最后未对潘特里奥提出任何起诉，但考虑纽约禁止警察对任何嫌疑人锁喉，2019年将其解职。

相似的场景再度上演，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愤怒迅速在美国各大城市蔓延，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几乎全国封城的美国人开始上街抗议。警察在执法时的种族歧视、不成比例地使用武力以及政府应该如何应对，成为舆论的焦点。但是在部分城市，示威随后演变成了骚乱，一些民众焚烧国旗、洗劫商店、毁坏建筑，有统计显示，截至6月2日，美国警方已逮捕超过1.1万人，其中逮捕人数最多的城市是洛杉矶。已超过2700人。骚乱导致全美至少28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特区调用国民警卫队，数十个城市宣布采取宵禁措施，亚利桑那州、得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如何坚守和平诉求成为新的挑战。深怕民众的抗议变了调，弗洛伊德的弟弟特伦斯（Terrance Floyd）在明尼阿波利斯游行示威活动上呼吁群众冷静，“你们只有我一半悲伤，如果我没在这作乱、没在这乱丢东西、搅乱我的社群，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干嘛？这不能把我哥哥带回到世上。这就像喝酒一样，当下感觉良好，之后醒来你得考虑你做了什么。”

“我的家庭是和平、畏惧上帝的家庭……我们不想重复那些事……每次警察执法过当，同样的事情重复发生——抗议、毁坏物品，但是他们(警察)不为所动，因为毁坏的不是他们的东西，是我们的东西，所以这次用不同的方法——去投票。”

政治人物的态度牵动着抗议行动的走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和态度，自抗议活动爆发以来备受争议。他再三要求美国军队介入镇压华盛顿特区的示威活动，同时要求各州州长动用“压倒性的执法力量，直到暴力被平息为止”。

前任总统小布什、奥巴马以及美国国防部多个单位负责人与特朗普持不一样的看法。前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3日公开指责特朗普是“他人生中看到第一个试图分裂美国的总统”，批评特朗普要求军队介入的要求违反宪法。美国现任国防部长埃斯珀（Mark Esper）6月3日也举行记者会指出，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对弗洛伊德的执法是 “令人恐惧的罪行”，但明确反对出动美军维持秩序，因为现在“并非最危急的时刻”。空军总指挥官葛德芬（David Goldfin）也在对部下的一份备忘录中表示弗洛伊德的死是“国家悲剧”，“每个美国人都应该（对警察执法）感到愤怒。”虽然没有明确反对特朗普动用军队的想法，但其基本立场已与特朗普存在明显差别。

同为共和党的前总统小布什也罕见地发表声明，公开呼吁终结系统性存在的种族歧视。他在声明中指出，他和夫人劳拉对弗洛伊德的离世感到沉痛，对社会缺乏正义感到不安，同时为这些问题将令美国窒息而感到担忧。小布什说，很多非洲裔美国人仍然受到骚扰和威胁，现在是时候“倾听那些受伤害、仍然在哀悼的人的声音”。

现年95岁的美国前总统卡特6月3日也就“弗洛伊德之死”发表声明。卡特呼吁美国当权者挺身而出对抗种族主义。“1971年，我在佐治亚州州长就职演讲上说，种族歧视的时代已经结束，而近50年后的今天，我满怀悲痛和失望，还要把这话再重复一遍”。卡特同时反对全美范围内抗议事件引发的暴力冲突，“我们必须让种族歧视暴露在聚光灯下，但暴力行为不是解决办法。”

系统性对黑人暴力执法

因为弗洛伊德而起的全国抗议至6月初已遍及美国50个州、430个城市和小镇。抗议迅速蔓延的原因有远有近。亚利桑那大学社会学教授厄尔（Jennifer Earl）对《财经》记者指出，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社会通过街头抗议动员频繁，因此弗洛伊德事件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短短数天就蔓延到全国。不过，真正的问题仍是美国警察数十年来对黑人执法时的系统性暴力。

“这次案件中，民众清楚地记录事件发生过程，接着很快地在网上分享”，这反映出民众对警察可能执法不当早有心理预期而能及早记录的反击能力。

在事件发生后48小时，在美国南部城市孟菲斯，民众高喊正义需要被伸张；在西南部的洛杉矶，民众走上高速公路通过阻碍交通表达愤慨。5月28日之后，抗议在全美国各地展开，但因各地地方政府和警察的不同回应而呈现不同状态，迈阿密警方选择单脚下跪和抗议民众一起祈祷，新泽西州肯顿镇（Camden）的警察甚至直接加入游行队伍。

由来已久的警察过度执法问题再度浮上台面。以白人男性为主的美国警察圈对有色人种，尤其是非洲裔过度执法由来已久，即使有非洲裔血统的奥巴马曾经担任总统也无法撼动。

根据历史资料，美国南方执法始自1700年的“奴隶巡逻”，包括追查逃跑和违反种地规则的奴隶; 奴隶巡逻人员可以任意进入任何人的住所。19世纪，现代美国警察系统慢慢成型，成员以白人男性为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秩序而非阻止犯罪。研究美国警察史的东肯塔基大学教授波特（Gary Potter）指出，执法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控制危险的下层阶级”，包括非洲裔、移民和穷人。他介绍，当时不同外来移民的社区意味着不同的犯罪。犹太社区意味着嫖娼，非洲裔社区意味着毒品，意大利社区等同犯罪，爱尔兰社区等同酗酒、犯罪和赌博。

对非洲裔更大的歧视来自1800年南部各州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这是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实行的一系列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该法明定非洲裔能工作的场所、领取的薪资，同时确保非洲裔和白人使用各自的公共场所，这包括非洲裔上不同的学校、教堂、公园、餐厅等。警察被赋予执法权，任何违反此法的非洲裔通常受到警察暴力攻击；但是反过来，当非洲裔遭到抢劫或攻击时，警察通常不介入保护他们。

因为种族隔离政策，非洲裔作家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纪录片《我不是你的黑鬼》中指出，“星期天无疑是美国最分裂的时刻，因为白人和非洲裔各自进自己的教堂。”

近百年的种族隔离和白人视角的执法文化难以撼动，尽管后来不少非裔、亚裔等加入警察行列，但是这些少数族群只能沿着惯性遵守既定做法。根据《华盛顿邮报》针对警察杀害民众所做的一份调查，2018年被警察杀害的平民中非洲裔占23％，而非洲裔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2％。

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非洲裔对警察过度执法的抗议达到高点。2012年2月，17岁的非洲裔青年马丁（Trayvon Martin）在佛罗里达州被社区协警齐默曼（George Zimmerman）枪杀，但齐默曼在2013年被判无罪，“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口号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2014年密苏里州18岁青年布朗（Michael Brown）被当街枪杀，随后前文提到的纽约州44岁的加纳被警察锁喉致死让“黑人的命也是命”成为全国性抗议行动。其中加纳的遭遇几乎和弗洛伊德没有区别，一名警察从身后锁住他的脖子，把他推倒在地上，加纳重复“我不能呼吸”达11次，警察却没有松手，最后导致加纳身亡。2015年4月，巴尔的摩警方逮捕时年25岁的格雷（Freddie Gray），一周后他因为脊髓受损而死亡。

奥巴马任期内，联邦政府司法部对这些案例展开调查。2015年－2016年的调查显示，巴尔的摩的非洲裔更容易被警察拦下来。巴尔的摩调查报告指出，种族歧视在警察执行任务每个环节都存在，从选定搜索的嫌疑人到逮捕、使用武力等，证据显示这样的种族差别待遇是有意的歧视，“这腐蚀了社区间的信任，而这正是有效执法最需要的”。调查归结，这导致非洲裔对警察的信任程度只有白人的一半；反过来，这又导致非洲裔社区缺乏有效执法。

哈佛大学犯罪学家阿博特（Thomas Abt）指出，警察“除了过度执法给非洲裔社区带来负担，同时也在保护他们安全的问题上失了职”。

奥巴马政府为降低警察执法过度的情形，曾经推动警察装配随身摄像机。不过，根据2019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布朗大学的警察实验室研究员尤库姆（David Yokum）和他的同事归结，这个做法的监视效果相当有限。

从政界、学术界、法律界无不认为警察执法改革迫在眉睫，不过如何推动改革需要美国社会共同找出可行道路。“不要预期警察会自行改革，这不可能发生。”波特指出。

用选票推动改革

警察执法过当迟迟无法改革除了警察权属地方，更大原因来自警察工会的强大。

每个城市对警察的执法合理性有不同定义和限制，但是在工会的介入下，被投诉的警察只能被审问一定长度的时间，而且是由特定人员在特定时点审问。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迪萨尔沃（Daniel DiSalvo）指出，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和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审问甚至被推迟到投诉的48小时之后。在巴尔的摩，警察合约允许甚至要求警察消除过去不当执法的记录，克利夫兰的合约更是直接要求每两年删除一次被训诫的记录。除此之外，工会的影响力还包括，当警察被上级训诫后，工会介入向上级的上级投诉。

此次酿成弗洛伊德惨案的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工会多年来也因种族歧视和执法过当问题引发各种矛盾。该工会主席克罗尔（Robert Kroll）自事件发生以来一味谴责抗议者是“恐怖分子”。2012年－2017年担任该市警察局局长的哈托（JaneeHarteau）因为她任内第三起非洲裔年轻人被警察枪杀而下台，她后来联合其他工会组织和单位推动警察执法的改革。

“警察局的每个单位都存在着系统性种族歧视。“同样对现状感到沮丧的是当时的副局长、现任局长亚拉东多（MedariaArradondo）。身为非洲裔，他认为自己在警察局内部备受歧视，在2007年对明尼阿波利斯市提出控告，指控警察局存在“系统性违宪地偏好白人”。市政府后来与亚拉东多达成和解，赔偿给他74万美元。

但是弗洛伊德事件意外遭到其他警察工会的谴责。代表洛杉矶1万个警察的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就发表声明指出，“我们从影片看到的（情形）违反所有我们曾经被教导的规范，不只是当我们是学员和警察的时候，也包括是人的时候。”随后，加州境内几乎所有的警察工会都发表了类似声明，这些声明为接下来的改革带来一些希望。

曾寻求推动警察改革的前总统奥巴马在弗洛伊德事件后也采取积极行动。6月3日，奥巴马发表公开讲话，称弗洛伊德事件是美国人认识并解决“挑战、结构性问题”的机会，呼吁地方执政官员与民众一道重新审视执法中过度使用武力的问题，并做出改革。

奥巴马在他基金会的网站上列出所有已经在推动改革的团体，同时列出改革路线图。他指出，真正能推动警察和犯罪司法部门改革的是在州和地方政府的民选公职人员，想要推动改革需要通过抗议来唤醒意识、但同时通过投票选出真正愿意推动改革的人。

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厄尔对《财经》记者指出，抗议者的当务之急是要求州和地方政府推动减少警察使用暴力的改革，同时寻求让联邦政府通过预算换取各地方警局提交警察使用武力的数据，由此找出过度使用暴力的解决之道。

在此之前，抗议如何和平落幕正成为警察和各地抗议者之间的斗争焦点。根据社会学者斯坦森（Heidi Reynold-Stenson）的研究，当警察自己成为抗议对象时，执法会比对其他抗议行动更严格。厄尔警告称，如果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压制抗议，可能会导致抗议者认为无论他们怎么和平表达，诉求都会被忽略，这将导致对峙升级。

哈佛大学的阿博特教授强调，警察的当务之急是逮捕那些使用暴力的人。“那些焚烧、抢劫和射击的人不是示威者，尽快逮捕他们，让和平抗议者继续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