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于9月18日去世，引起全球关注。金斯伯格去世，无疑对美国从政治界、知识界再到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产生了极大冲击。她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书写判决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而是来源于她所具有的多重身份。
目前特朗普已提名巴雷特作为金斯伯格后继人选，如果其顺利通过听证并进入最高法院，那么九名大法官中将有五名是坚定的保守派。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大选结果如何，最高法院在未来十年乃至数十年，都会被保守派政治理念所主导，而这也将影响到美国的诸多政治议题：堕胎、移民、持枪、少数族裔权利，甚至与中国的关系等等。
平权精英
金斯伯格生于1933年，其在康奈尔大学完成了学士学位，之后于1956年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由于丈夫马丁·金斯伯格在纽约工作并进行了癌症手术，为了照顾马丁，她便转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59年完成学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最为高涨的时期，但种族平等的成果并未扩散到性别领域，即使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确认了种族问题受到美国第十四修正案中平等保护条款的保护，但直至70年代，该条款的效力并不涉及性别问题。
1972年，金斯伯格成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妇女权益项目的创办人之一，并以律师身份，开始陆续代理诸多涉及性别议题的案件。这一时期，金斯伯格对于妇女地位的论证思路并非单纯强调妇女受到了不公平对待，而是直接从社会结构出发，揭示父爱主义的立法，对于性别的划分及家庭的定位，如何让女性与男性均成为受害者。
1973年，金斯伯格作为代理律师，出席了她在最高法院的第一个口头答辩案子：弗伦提艾洛诉理查德森案。该案中，在美国空军服役的女性军官弗伦提艾洛，因无法如同其他男性军人一样得到相应的津贴，而提起诉讼。金斯伯格作为代理人，在本案中向法院揭示了这种基于性别的区分，如何让女性在历史上被印刻上了低级的烙印。金斯伯格将性别歧视的历史娓娓道来，向九名男性白人大法官，说着他们从未意识到的故事。这场诉讼最终获得胜利，金斯伯格也开始她的平权律师之路。
但之后在1974年的卡恩诉谢尔文案中，涉及到佛罗里达州允许丧偶女性得到税务免除而相同情况的男性则不行的问题。金斯伯格代理卡恩，针对该条款提起诉讼，指出其违背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政府方律师则是基于一种父爱主义的角度，提出这一条款是出于保护女性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而订立。金斯伯格反驳道，这一基于性别的区分，长期而言只会造成女性无法为家庭做出贡献的刻板印象。但本案是金斯伯格作为代理律师，在最高法院输掉的唯一一场案件。
虽然金斯伯格并未得到卡恩案的胜利，但反驳父爱主义立法的理由，再次在1975年的韦恩伯格诉维森菲尔德案中提出。该案涉及到《美国社会保障法案》，其中规定丧偶妇女可以获得社会保障福利，而丧偶男性则不行。金斯伯格作为代理律师，重申这一制度的设计，不过是政府只支持一种形式的家庭：即丈夫挣得比妻子多时，家庭才会得到保护。而该案中的当事人维森菲尔德，虽然是男性，但正因为选择了与法律规定不同的家庭形式，而受到了歧视。正如其在1993年就职最高法院大法官听证会所说的一样，她试图通过这件案子告诉人们，基于性别的区分，是如何伤害了每一个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该案最终得到胜利，最高法院判决该社会保障条款无效。
完成对社会角色上的平等定义，仅仅是金斯伯格的第一步。金斯伯格不仅是要在社会身份上，让性别的区分失去效力，更是要从公民身份上，抹去无论是基于性别的或是其他方面的区分，而带来的歧视。
这种对公民身份的强调，较早可以体现在她于1978年代理的杜伦诉密苏里案中。该案原告被控一级谋杀罪及抢劫，但其提出自己案件的陪审团成员不能代表当地的成员，因为女性成员过少。而彼时密苏里州制度性地将女性排除在陪审员选拔程序之外。金斯伯格在代理中提出此种选拔过程不仅没有反映当地多元的人员背景，更是表现了历史上将女性作为次等公民对待，阻碍她们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之中的理念。最终最高法院认为密苏里的陪审团选拔有违平等保护及正当程序。
金斯伯格的司法理念虽然看似集中于性别议题，但是她的论证逻辑以及对于所有弱势群体、少数族裔的关注，都根植于美国建国及宪法最为基本的理念上：“自治”。“自治”不仅仅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对自身的直接支配，更意味着需要通过参与到立法、制度建构、共同体维护等公民行动中，让外部世界的规则与自身的意志相吻合。
金斯伯格对“自治”理念的表述，除了上述涉及公民参与的判决以外，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其对堕胎的看法。众所周知，金斯伯格一直以来对于确立美国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持有保守态度，她一方面认为罗伊案过于激进地确立了全国的堕胎标准，容易引起保守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则不认可罗伊案将堕胎归于隐私权的保护，而非平等权。
文化偶像
金斯伯格与她最高法院的同事们最为不同的一点，在于其不再是坐在最高法院里触不可及的法官，而是一位印刻在大众流行文化里的摇滚明星般的人物。这一形象的传播，最早来自于纽约大学法学院学生在金斯伯格就谢尔比案作出异议之后，在网上称她为“声名狼藉的RBG”（The Notorious RBG），借用了美国说唱歌手“声名狼藉先生”（The Notorious B.I.G）这一称呼。
谢尔比案涉及到美国民权运动的最重要成果：1965年《选举法案》中第4条（b），是否违宪的问题。该条款被用以判定各州种族歧视的历史情况，以决定该州是否需要在修改投票相关法律的时候，提前向联邦政府提出申请。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认为，因为种族问题已经不再是40年前的状况，该条款已经不能解决现实需要，所以判定无效。金斯伯格在异议意见中，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种族歧视的减少恰恰是因为有《选举法案》的存在，但投票中基于种族的歧视仍然存在。金斯伯格在异议中，写下了著名的比喻：现在认定该条款违宪，无异于在“暴风雨中丢掉雨伞，仅仅因为自己没有被淋湿”。
谢尔比案之后，金斯伯格的形象便开始以各种流行文化的形式，出现在了公众视野之中。除了她自身的形象被印刷在T恤和马克杯上之外，其健身习惯、与丈夫马丁的爱情故事、与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友谊以及标志性的蕾丝领及眼镜等，都成为了大众文化中的一部分。
自由卫士
最后，在现实政治层面上，金斯伯格的逝世，让目前美国最高法院只剩下三名自由派法官：布雷耶、索托马约尔与卡根。如果特朗普在大选前得以任命一名保守派法官，那么即便争取到作为摇摆票的罗伯茨首席大法官，自由派在最高法院中也只能最多保持四比五的局面。
作为终身制的大法官，在政治层面上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远远大于总统。目前在职最长的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在1991年由布什总统任命后，已任职29年。金斯伯格大法官在职也共有27年。特朗普在任期内将在戈萨奇、卡瓦诺之外，再任命第三名可能在位20年以上的大法官。
这一局面，无论是从当下大选还是长远来看，无疑使得民主党极为被动。美国目前仍处于疫情期间，部分选票将通过邮寄方式投出，而这无疑给了大选失败一方，以选票计算出错为由，提出诉讼的可能。如同2000年布什诉戈尔案一样，选举结果最终将由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目前最有可能的后果，则是共和党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作出有利于特朗普的判决。当然，最大的讽刺或许是，在布什案中，对最高法院决定总统这一行为，提出最强烈与尖刻异议的人，正是金斯伯格大法官。
终身制的大法官左右着美国诸多政治与社会议题。如果特朗普输掉大选，但成功任命了一名保守派大法官，那么民主党人即使当选总统，其各种政策的推行都极为困难。大法官候选人巴雷特作为天主教徒，在担任联邦巡回法院法官时，就已经对支持堕胎权的案件提出了异议。
如果按照目前最高法院的局势，并且特朗普顺利任命自己信任法官的话，那无论作为摇摆票的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如何选择，11月3日的大选结果在到达最高法院之后，都极有可能以六比三或五比四的方式，作出有利于特朗普的判决。
在近十年美国保守主义兴起、党争激化的背景下，金斯伯格由最初的平权斗士，转变为了自由捍卫者的英雄形象。这也让金斯伯格以“我反对”为社会所熟知。无论是在涉及基于性别的薪酬歧视的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公司案，还是在2014年涉及宗教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伯韦尔诉好必来公司案中，金斯伯格都以异议者的身份，致力于捍卫民权运动及女性解放运动以来的种种成果。
（作者为耶鲁大学法律科学博士候选人；编辑：臧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