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既是科学家，也是管理者。
他有8个院士头衔，研究病毒40多年，形容自己从大二开始就明确要终生研究微生物。现在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他是公共卫生的“守门人”。
2020年12月23日，在与高福对话的一个多小时内，他63次提到“科学”。显然，在这次采访中，他更愿意让自己回归到一个科研者，而不是一名管理者。面对科学问题，他侃侃而谈，但涉及到疫情防控中的更多细节，他有所保留。
与高福的采访定在中午，这是他仅剩的时间。采访期间，让秘书帮着买点饼干之类做午餐。这一天，他从一个会议而来，又要赶下一个会议。
他形容自己这一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最忙的时候，每天只睡不到四个小时。
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初期，高福曾深陷舆论旋涡，从论文争议，到“失责”指控，再到被调查谣言。他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悉数回应了这些争议，并谈及思考，“我最近把求真务实四个字分开了，科学求真，行政求实”。这是他自洽的一种方式。
对国内疫情防控，高福给自己打满分。如果新冠疫情是附加考试，他会再给自己加上20分。
高福展现出强大的自信。只有谈及网络攻击，称“自己的生活被曝得光光的”，提到自己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时，他难掩情绪。
一个小时的采访中，高福没有回避任何问题，只有一个，“你和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通电话时，确实大哭了？”
“打电话能看出哭吗？”
有些事，也只能留给时间。
疫情局部暴发的可能性一直存在
《财经》：怎么看中国目前新冠疫情的形势？
高福：我们已经历了八波疫情。第一波在武汉，4月8日彻底清零；第二波，4月中旬左右，吉林、黑龙江发现来自俄罗斯的输入病例引发的本地传播。这一波和武汉发生的疫情没有直接关系，原因有二，第一，零号病人就是国外输入的。第二，病毒毒株的基因组测序发现，这个病毒毒株和武汉的不一样。
第三波就是北京新发地，找到了零号病人。病毒的基因测序也发现跟武汉、东北的疫情没有直接关系。
第四波在新疆乌鲁木齐，第五波是大连，第六波是香港输入引发的汕尾本地传播的几个病例。接下来就是第七波青岛疫情，然后是第八波，新疆喀什。
《财经》：这么多波疫情防控，积累了什么经验，如何评价？
高福：每一波疫情都控制得好。我们有很好的基层服务，基层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工作做得好。
经历这么多波疫情，我们已经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归纳为四个字，稳、准、精、狠。稳，善于总结经验，有经验指导，就很稳；精，就是精准施策，能知道大概是什么情况，马上就实时决策；准，是科学指导、科学防控。最后是狠，一旦发现，全民动员集中发力。
《财经》：现在各省市出现确诊病例的情况在增加，会不会出现地区流行的可能性？
高福：不排除，如果我们发现确诊病例晚了一点点，出现小型暴发，这种可能性从来都是存在的。
其中有两个决定因素，一是，病例报告晚了，发现晚了；第二，可能出现超级传播者。一开始大家没有看到新冠病毒的超级传播者，但是后面通过分析发现，挺明显的有超级传播事件。如果真的出现了，也可能出现小流行。
《财经》：有信心防控住吗？
高福：今年冬天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过我相信即使有散发疫情，依靠刚才提到的方式，加上民众的“三大件”，我们还是能控制好。
“三大件”是，口罩、距离、个人卫生，这是防控整个新冠疫情最关键的部分之一。当然，疫苗也很重要。等2020年冬天过后，或许2021年普通民众就可以打疫苗了。
新冠病毒可能早已适应人类
《财经》：陆续在冷冻食品包装表面发现活的新冠病毒，会想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可能性？
高福：我本人1月初就参与了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溯源工作，应该说花了一年的时间，我们并没有找到中间宿主或储存宿主。
过去的常识和知识告诉我们，新冠病毒传播中一定会有一个中间宿主。比如，我们认为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中间宿主是单峰驼，在蝙蝠体内也能检测到。
这一次新冠病毒出现后，照方抓药。大家想照着常识和以往的知识去找,找了一年，确确实实没有找到。
到今天来看，国内每次出现新一波输入病毒都能找到源头，主要是通过冷冻食品，所以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武汉出现的病毒是不是也是由冷链传播的？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但这是个科学问题，我们还没有证据。
《财经》：怎么样去形容病毒和人类的关系？
高福：病毒和人类的关系，是个迪斯尼乐园的猫鼠游戏。
两个事物之间，两个生物之间在“玩”，在这个过程中彼此会互相适应，出现任何变异都不奇怪。
只要病毒继续存在下去，它就会变异。比如流感病毒，一直没有消失过，而且每年都季节性出现，且毒株发生变异。新冠病毒也显示出明显的季节性，冬天又厉害了。
现在南半球的病例相对来说少了，北半球开始增加。这正是流感的流行特性。当然它又不像流感病毒，流感病毒可以清零，新冠病毒一年了没有停过。这也是它的特点。
总之，这个病毒的出现，突破了我们的常识、知识，提出了好多新的科学问题。
《财经》：最近英国等地出现新冠病毒变异，是在预期范围内吗？
高福：作为研究这个领域40多年，思考了40多年的人，我认为，这个病毒突破了人类已有的认知，谁也没想到突然又变成这个样子。
作为流行病学家，就和侦探一样，你必须找到“杀手”，也就是中间宿主或储存宿主。这个病毒肯定是有动物源的，最先可能来自蝙蝠,因为它的许多亲戚都来自蝙蝠。但还不清楚是怎么传给人的,肯定有一个中间宿主。
如果找不到“杀手”，还有一种风险，很可能这个病毒早已经适应人类，只不过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到底如何休眠，也是科学问题。
《财经》：新冠病毒和它的“亲戚”有何不同？
高福：新冠病毒是我们认知第7个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其中有4个冠状病毒引发的疾病，就像普通感冒一样。另外就是SARS病毒和MERS病毒。
一开始大家就照着前6个推，新冠病毒比较厉害，那就更像SARS和MERS病毒。现在看来，它谁都不是，它是它自己。
就相当于，猫、老虎和狮子是在同一个科。照猫画虎可以画的外形像，表现一样吗？照着猫，你敢去摸虎吗？我们照着SARS、MERS病毒，过去的冠状病毒摸新冠病毒。后者就是一只虎，跟你摸的那个猫，完全不一样。
《财经》：新冠病毒变异有哪些特点，是突变的频率过快，还是一些关键位点发生了突变？
高福：两个方面都有。而且不排除咱俩在这讨论的时候，话音未落，新冠病毒又出现了新的特性。这就是这个病毒带给我们未知的东西，没有人能预测到它会怎样。
《财经》：突变，会不会影响疫苗的效用？
高福：初步判断可能不影响，但也没有实验数据。作为一个科学问题，需要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也是基于过去的知识做出的科学判断，暂时可能不影响，但是绝对不能100%排除。
《财经》：之前你形容这个病毒是狡猾的病毒，现在怎么形容它？
高福：这个病毒不仅狡猾，而且很疯狂。但是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你们搞研究的人怎么那么无能？其实2月份的时候我就说，很多同事劝我。
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病毒突破了人类的认知。讲这个我有时候也很激动，确确实实让科研人员、让人类在认知这个病毒上，显得我们无知无能，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提出的新挑战。
1月初已判断新冠病毒可人传人
《财经》：为什么会说新冠病毒人传人？
高福：这里边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面对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分三个层次：第一，回到科学，相信科学。用科学来判断，不能拍脑袋。
2019年12月30日，我自己在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向有关领导做了报告。我一直参与，一直走过来，发现这个病毒不断突破底线。我现在都不敢说自己是专家或者科学家，我只是一个科研人员。
这个病毒，一开始让你感觉到没有什么传染性，传染性没有那么强。后面又出现了很多无症状感染者，一开始并没有看到，你不会那么去理解。因为它的弟弟妹妹姐姐哥哥，过去的亲戚，SARS和MERS没这样，所以大家就没这么去想。
第二，就是民众的理解、依从和参与。最后是行政决策，行政决策基于科学和民众接受的程度来决策。
2020年1月底到2月初的时候，如果我说这个病毒很疯狂，大家是不理解的，会说原来你们没本事。从专业的角度，我已经感觉到突破了过去对病毒的认知，但是那时候大家不理解。我想今天再说这句话，大家能够理解。
这就是公共卫生事件和其他事件的不同之处，我最近把求真务实四个字分开，“科学求真，行政求实”。求真，是用科学的态度去找到真实；务实，是实操性，可以不可以做。
科学告诉你是这么个结果，但是可能在实践中不可行。求了真了，能不能务实？我把这两个词分开了。
《财经》：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你是从社交平台上得到疫情消息，这是不是说明疾控直报系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高福：我们有很好的直报系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系统。
如果今天咱们五个人出去吃中饭，回来以后三个人腹泻了，理论上肯定是餐馆吃的饭有问题了，这也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理论上讲，这样的情况需要在监测系统上报，我们再去查。
我想可能12月底的时候，临床医生忙临床，再加上病例数少，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向监测系统填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短板和弱项。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加强的，如何把医防结合放到一起，做的更好。
《财经》：直到2020年1月20日，才明确地告诉大家新冠病毒会人传人，在这之前做了什么？
高福：2020年1月6日，武汉疾控中心主任李刚在发布会上曾经讲过，目前“没有明显的人传人的证据”。请大家注意这句话，说明有人传人，但是不明显。1月初,我们就判断到这个问题，绝对不能说那时候没有人传人。我们一直在找证据。
1月初，这种判断肯定是有的，不用怀疑。但是不是要向公众传达，到20日向公众宣布，这有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财经》：也就是1月初已经有判断了？
高福：确实一开始病例数少，并没有判断会形成大流行，没有证据能够支持。那时都是家庭内部的，而且都有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
以之前北京新发地的疫情为例，如果闭上眼睛，不知道武汉，也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的前提下，唐大爷（新发地首个病例）骑着自行车去看病，这时候你能想到他是一种什么病？
北京新发地疫情帮我们复原了当初在武汉的情况，后来发现十几天前，新冠病毒就已经到了新发地市场。所以我还想呼吁，发现任何问题，大家要赶快报告。一定要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疫情防控我给自己打满分
《财经》：如果应对新冠疫情是一场闭卷考试，这场考试，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高福：我给自己打满分。包括中间有一段时间，大家在质疑我们的时候，我们只干活，不去造成新的舆论风波。
而且这一次属于有加分题的“闭卷”考试，我会给自己再加上附加题20分，因为这个分不容易拿到。
《财经》：为什么打这个分数？
高福：目标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还有最后一点很重要，结果说话。从现在的结果来看，中国整体的防疫是很好的。
我们都不要纸上谈兵，都不要做事后诸葛亮。一开始，我们协调四家机构同时测序新冠病毒，同时分离病毒，得到比较一致的结果后，才会向世界公布。
我们不会把一个不能100%肯定的内容分享出去，最后在1月8日上传测序数据，期间还要做一些加工，1月10日在GISAID网站上正式发布。如果当时知道会变成这么大流行，还加什么工，直接早发出去不就完了？这全是事后诸葛亮。
《财经》：如果回到一二月份，有没有担心过自己可能得不到这个分数？
高福：每个人的人生观都不一样。包括大家讨论的科研人员为了影响因子发文章，考试是为了得分数，我从来不这么认为。考试，是为了对自己前期的学习进行检验；科研人员发文章，是为了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进行总结，和同行们交流。看看自己的结论，对还是不对。
1月到2月，我们就是坚持一个科研人员的本色，该做啥做啥。并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名誉或者分数，实实在在、非常诚实地把所有事情都做了。我们同时又是疾控战线的兵，前线的工作一直认真细致地做着。
我当时给自己打分也是这么打的。我领导的团队，大家都是在踏踏实实、默默无闻，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事情。这些事情我们走过了，也可能踩上了雷。踩上雷，就会有同志牺牲。但是对一个战争，对于一个有地雷的战争，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下，也是满分，你不踩这个雷，就过不去，当然我们最好是有排雷兵，前期把雷排掉。
整个公共卫生疾控体系的同志们，不管是国家级，还是省地方各级的，大家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走的。我不相信我的同事、同行们是为了去拿这个分数而去工作。
《财经》：当时网络上有很多对你的个人攻击，怎么挺过来的？
高福：我个人认为这不叫网络暴力，或者网络攻击。当民众看不到希望，会觉得有这么大一件事，你们怎么搞不定。会有对我本人的一些质疑，我不叫攻击，这是质疑。
网上有人说，你还是院士，好像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怎么就搞不定这。大家不理解，我认为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因为民众不搞这个专业，不懂。
对于我个人而言，放在历史长河去看，只是一粟。但是之所以有历史长河，都是每一个个人的延续。一方面说放在历史长河，我们什么都不是；另一方面，在历史长河的每一个节点，每个个人都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需要大家的判断和定力，才能大概知道自己在历史长河的某一个点，你该干什么。
说实在的，我自己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财经》：这是现在的想法，当时也有这样的心态吗？
高福：我当时也确实就是这么想的。大家在网上也看到了，最后也把我这个人曝的光光的，包括家庭出身。这些内容有对的也有不对的，但有一点说的没错，感谢我有个伟大的母亲，这份定力来自哪里，都是我母亲教育我的。
我出身还是挺一般的。我是山西人，但不是什么煤老板。我有很好的机会，到牛津、哈佛学习。当年党和人民把我派到那么好的地方，可能就等着我现在做这件事。
如果说有人质疑我，我要去反思，去想一些问题，更增加了斗志和思考。所以我的观点是，要有这份定力，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做了应该做的事
《财经》：你一直在说，这次新冠疫情，对于所有的疾控人来说，不是逆行，而是顺行？
高福：我们天天面对的都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大家已经休息睡觉的时候，可能突然接到一个信息。
就像2019年12月30日晚上11点多，我回家坐在那喝杯水的时候，突然看到了网上的消息，提到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我们就会有不眠之夜。我和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一直讨论到凌晨2点30分到3点钟。他早上6点50分坐飞机去了武汉。我自己起了个大早安排病毒分离、测序工作，并去第三方测序公司分析他的测序服务中捕捉到的片断序列。
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份工作。
《财经》：有媒体曾提到，早期你时常和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通电话，沟通情况？
高福：作为专业人士，我们之间，包括和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和专家，都有手机电话，信息是互通的。
《财经》：怎么评价你的2020年？
高福：我做了。延伸一下就是，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也做了大家期盼我做的事情，我也做了科学和公共卫生，甚至是说大自然给我提出挑战的事情。所以两个字，“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