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谈一个多小时后,原本温和、讲话严谨的王刚,突然声音在会议室拔高了,“匪夷所思”。这是王刚对一项疫情中的药物研究的直接评价,这项研究很可能对受试者不利。
做国际贸易出身,王刚原本和医疗没有交叉点,在父亲患病就医的过程中,他注意到重疾患者对医疗的需求,于是创立了专注跨境医疗的厚朴方舟。
跨境医疗行业已平稳发展了十年,且有跃上快车道的架势,意外发生——撞上了2020年新冠疫情。
以往较大的跨境医疗企业每个月送到国外上百位患者,今年三四月份,少的只剩下个位数,一夜回到十年前。
下半年虽然回暖,但时间成本高企。一位脑垂体瘤患者,花了近三个月才拿到日本医疗签证,在以往不会超过三周。
疫情让跨境医疗进入至暗时刻,也重塑了行业,且意外地展现出商业和人性的更多侧面——其中的善意和希望,对患者、从业者弥足珍贵。
治病要紧,疫情只能排在后面
坐在日本的公寓里,整洁明亮的两室一厅,陈兴从容多了,日本的生活、饮食习惯与中国相近,楼下就能买菜,多少安抚了疫情期间跨国看病的焦灼心情。
3月,陈兴的儿子感到有些异常,一个月后右眼视野突然变小,去医院检查出他患有脑垂体瘤。
陈兴跑遍上海、北京的知名三甲医院,咨询了多位专家。同时,通过厚朴方舟约了日本两位专家,自己又找日本公司,分别做远程会诊。
经三个月的询问、抉择,最终陈兴选定在上海华山医院做手术时,医生告知,孩子的瘤体位置特殊,手术难度大,只能部分切除,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治疗。
他们决定去日本做后续治疗。6月,当孩子做完手术时,日本的新冠肺炎患者以每天约30人的速度增长。然而,相比于要命的肿瘤,疫情风险被“排在后面”。
“这几个月,走过的每一步都很艰辛,在人生的记忆中是抹不去的。”陈兴坦言,从没遭到过这样的打击。
从向日本使馆递交材料,到拿签证, 直到9月中旬,陈兴和孩子才如愿抵达日本。
海外就医,从年中方见转机。6月1日,部分英国签证中心开始恢复运营;7月,日本逐渐放开医疗签证特例审批。11月12日,紧急赴美就医的患者,可联系就近的使馆或领事馆申请面谈。不过,如果没有美国绿卡,目前还得拐弯,重症医疗服务平台QTC Care的CEO陆奕告诉《财经》记者,需要在第三国停留14天时间,一般建议去新加坡停留,过程比较艰辛。
综合多家头部跨境医疗机构对《财经》记者的描述,与去年相比,远程咨询类的线上业务,已恢复到至少七八成的水平;线下的出国就医人数,只相当于以往的一至三成。
疫情期间,更多的陈兴们为看病辗转。一位33岁的妈妈,查出乳腺癌恶性肿瘤, 感觉“天塌了”,经国内治疗、日本远程会诊后,她选择赴日本继续治疗,觉得一切像劫后余生。
甚至有一位韩国人,听说北京一家民营医院能够治疗成因复杂的白血病,他包机飞到北京,直接找到这家医院,医院从上到下措手不及,与主管部门乃至外交机构屡次沟通后,最终接诊,发现了病灶。然而,为时已晚。
有从业者坦言,由于疫情所限,一部分患者失去了跨境治疗的最佳机会,不幸离世。
冲出“黑暗四月”
至暗时刻出现在4月,当时赴海外看病近乎停止。
在一二月,王刚的最坏打算是,“月月零收入,我们现金储备支撑24个月也没有问题”。厚朴方舟基本靠自有资金和个人投资,现金流和利润良好,三年前的投资款,公司都还没花出去。
王刚和员工互相安慰,“也许还有俩月,别焦虑”。王刚对《财经》记者回想当时的情形时说,“什么俩月?简直2020年都不存在了。”
王刚发现疫情非但结束不了,反而遥遥无期,眼看着企业每个月几百万现金流出,他非常焦虑。他想,把准备投入新项目的现金储备提早用了,以后该怎么办?
有天,厚朴方舟公司账上突然多了100万日元。大家都很纳闷,谁给的?几天后,他们收到日本羽田机场广告代理商的邮件,“虽是不可抗力,但客观上广告效果不及预期,作为弥补,以100万日元聊表歉意”,厚朴方舟在东京羽田机场持续投放广告,但疫情使客流大减。
王刚很震撼,简直“无以为报”,决定继续投放机场广告,因为这家公司显然把商业关系考虑得更长久。
从业者们,也临时想出了更多的紧急应对之策。
作为一门医疗生意,跨境医疗的特点在于,高净值人群是消费主力。厚朴方舟启动了一项2021年去日本体检的预售活动。王刚自嘲,连兑现的具体时间都没有,没想到50个名额,老客户们瞬间买光了。有人接到电话时先问,“你们到了最难的时候了?好,我买7个。”
转机出现在5月,厚朴方舟收到补贴,其日本公司全体九十余名员工90%工资由日本政府补贴,大幅降低了该分部的成本。补贴一落地,王刚顿觉安心不少。
一位住在武汉的患者,在美国麻省总医院持续治疗多年。在武汉“封城”期间,一家机构在波士顿的员工协助这位患者,提交在国内复查的资料给美国医生,通过远程在线的形式复诊,使治疗得以持续。
这是紧急情况下的限定产物。麻省总医院在药物快递时,附上美方医生的处方,过海关时明确标出“患者本人服用此药物”。寄药物前,患者和服务机构以签订合同的方式严格标明边界,比如药物严禁转卖给他人使用。
以往持续就医且病情稳定的患者,在国内按时按要求复查,然后和海外医生通过远程形式复诊,在不改变原有处方的情况下,才能由海外医院把药送至国内,这是应急方案。患者是否适合以这样的方式开处方拿药,需要主治医生根据患者的情况综合判断,也要和国际药房、两国海关确认相关事宜。
退一步说,如果患者真的必须用到中国内地尚未上市的新药,一些跨境医疗服务机构还会建议他们去港澳就诊,或通过患者的个人关系,自己把药物带回来。
“如果国外医生从没见过患者本人,连取得检查结果和临床推导的过程都没有,仅作为咨询意见,怎么能开药呢?”王刚说。这是紧急情况下的边界。
找出路,找方向
疫情给行业完成了一轮洗牌。
疫情后,资源和客户更向头部机构集中。王刚看到以前在日本有很多华人开的小公司,今年撑不下去了,“在这场自然淘汰赛里活下来的,今后获取合作资源、获客,会更容易”。
融资,是圈内的一个轻松话题。即使今年业务出现如此的波折,盛诺一家依然每月能收到七八家投资方伸来的橄榄枝。
融资大概率也不会找陌生人。“有张财富排行的榜单,前一百人里,我看到大概一半是熟悉的名字。”盛诺一家的创始人、CEO蔡强说,他们有的通过公司定期做体检,有的给家人、朋友找医疗资源。蔡强此前的A、B、C轮融资,都是对方找过来的。
直到疫情把他们逼停,蔡强和他的同行们才终于有时间思考。
他们前所未有地关注跨境风险,为此,要继续延长产业链——跟任何一门医疗类的生意一样,既为了用户的健康,也为了商业。
蔡强希望,公司业务形成一个闭环:不仅海外就诊,还要与国内的医院、专家进行合作,试图切下国内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的蛋糕,同时向前延伸至私人医生和无癌管理、向后延伸至重大疾病的终身管理。
既然出国难,那么做线上。QTC Care在2月上线了全国医院肿瘤科接诊讯息平台,每日更新各地医院接诊肿瘤患者的情况,尽可能联系厂商,不让患者断药。
另一个业内热切讨论的是保险。陆奕有次在餐厅听到隔壁桌在谈论,买保险包含了日本或美国等全球医疗服务,以备今后赴海外看病之需。这是一个机会,陆奕视之为“打开市场的第二把钥匙”。
王刚的公司多数员工在日本,疫情期间撬动资源,为需要治疗的重疾患者保留绿色通道,争取去日本就医的特别签证。基于对日本的这份熟悉,他们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了很多赴日就医的保险产品,把以往几万元的价格,直接拉到了几十、几百元的水平。
赴日医疗保险的收入,今年竟有所增长。王刚说,人们买保险,本质上在购买对未来的预期,鉴于今年对健康前所未有的重视,保险水涨船高卖得好。
就医的选择因财富分层
“国际标准,本地价格”,这是一家马来西亚私立医院的医疗旅游中文广告词,风格很接近中国的高端民营医院。
马来西亚约有22.8%的人口是华裔,语言、饮食、生活习惯与中国相似。这些显然以吸引中国或华裔患者为卖点。马来西亚有210家私立医院。和赴美看病相比,去马来西亚能省下60%-80%的费用。
就医的选择,因为背后的财富而分层了。
马来西亚的医院,有一些医生虽然在英美接受过教育,但是,仅依赖这小部分人的水平是不够的,若让患者恢复健康,需要医疗资源的综合调动,并不能简单拆分成一款药、一个角膜、一位医生。
拥有高净值患者、明星资本撑腰的头部公司,只做赴美、日、英的跨境救治,小公司做东南亚。还有不少患者,选择去中国海南博鳌,寻找尚未上市的进口新药。
在全球医疗费中,美国最昂贵。赴美看病,平均费用在20万-30万美元,约130万-200万元人民币。英国、日本费用差不多,约为美国费用的四分之一,较贵的结直肠癌手术,去日本顶尖的医院,需要约60万元。
有机构统计,赴日医疗的平均开销约为30万元,涵盖医疗费与服务费。这个价格高收入群体也能承受。
“要活命,这是最朴素的道理。”蔡强说,只要中外医疗还存在差异,跨境医疗就有需求。
从业者们预计,明年春节后3月份也许可以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明年暑期能实现国家间人们的自由流动。
(文中陈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