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3月，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迫使各大国央行开启降息狂潮。
美国当地时间3月15日,美联储本月第二次宣布紧急降息，降息100个基点并启动7000亿美元规模的扩大宽松计划，之后，新西兰、韩国、挪威跟进降息，在此之前，英国央行紧急降息50个基点；欧洲央行加大量化宽松力度；加拿大央行二次降息……
美联储的紧急降息在历史上罕见，2008年10月次贷危机爆发，美联储紧急降息75个基点。恒大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指出，金融危机前兆出现，理由是美股、债券、商品甚至黄金都在抛售加剧。
全球利率不断走低的同时，中国央行亦在发力货币政策维稳。
3月16日，中国央行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且每年直接降低相关银行付息成本约85亿元。
此外，中国央行正在通过力降银行存款价格，以实现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抗击疫情的目的，同时对于民间高息揽储予以整治。
《财经》记者获悉，3月4日，人民银行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提出人民银行指导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加强存款利率自律管理，并将结构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纳入自律管理范围。某银行资金交易员向《财经》记者表示，上述通知背后反映监管引导降低银行负债（存款）成本的意图。
2019年8月，人民银行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2月20日公布的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显示，1年期、5年期以上LPR分别较前次报价下降10个、5个基点(即BP，一个基点为万分之一）。
来自银行业的声音认为，贷款利率下调的动力并不完全来自市场力量驱动，实则暗含银行让利实体经济。
相较于美国等大国央行“政策出尽”式的调控手法，存款降息利器虽然已被中国央行决策者提及，但具体态度则显得颇为审慎。
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日前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存款基准利率是我国利率体系的“压舱石”，将长期保留。未来人民银行将按照国务院部署，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物价水平等基本面情况，适时适度进行调整。
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向《财经》记者表示，此前LPR改革仅仅实现了资产端价格的调降，若要实现实际融资成本的进一步降低，无论是疫情冲击之下的稳增长、降成本，还是保证银行持续经营层面，均需要负债端同步调降。
对标全球，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拥有自己的节奏。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近日再次强调，继续发挥存款基准利率作为整个利率体系压舱石的作用，同时压降银行不规范存款创新产品，将结构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纳入宏观审慎评估，维护存款市场竞争秩序，稳定银行负债端成本。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并不会出现负利率的情况，中国也可能是大国央行中唯一能够抵抗不陷入负利率的经济体。
快速稳步调控
美联储两次紧急降息，中国央行均未跟随，这让市场颇感意外。
3月16日，央行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1000亿元，中标利率为3.15%与上次持平，市场认为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
其实，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早已发力。
“提供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开展1.2万亿元公开市场操作，采取措施便利金融机构发行债券支持疫情防控，增加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
上述政策效果一度显现，春节后首周，上证指数曾7个交易日连续上涨；创业板指数则8个交易日累计上涨了8.17％，创三年来新高；债市中的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收于 2.80％，较上周下降 22.6BP；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均值为 6.97，低于12月 7.01的均值水平。
某金融监管人士此前向《财经》记者表示，疫情引发的金融市场恐慌情绪很快消散，说明我国金融监管以及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越发成熟。“央行对流动性调控、掌控的水平较以前提升很多，包括窗口指导、及时发声”。
进入3月，海外波动情绪开始向国内金融市场传导，股市体现尤为明显。从3月5日高点至18日收盘，上证综指累计下跌9.39%。
3月19日，上证指数收盘2702.13点，盘中跌逾3%创出13个月新低；深成指跌0.1%报10019.86点，北向资金连续7日大幅净流出。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市场流动性依然较为充裕，甚至出现资金淤积的现象。根据某股份制银行资金交易员介绍，资金淤积主要体现为两点：开年之后，隔夜利率长期在2%以下，另一现象是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规模比较高。“一般的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规模较正常水平高出了50%-70%的水平。”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指出，在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下，中国金融市场相对稳定，中美利差处于历史高位，对外开放加速推进，人民币资产有望成为跨境资金的避风港，吸引资金流入。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肖远企则在3月17日表示，近期，境外投资者已经在购买人民币资产，作为避险资产。“对于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变化，主要是受外围市场的影响，但影响是短期的且有些影响可以对冲，应该对我国金融市场充满信心。”
肖远企指出，我国金融市场有稳中向上的基础：一是疫情防控方面我国有“先发优势”，现在我国国内的疫情基本上控制住了，复工复产、生产生活正恢复正常；二是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三是我国的金融资产估值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无论是对比2008年我国股票市场的市盈率还是美国股市的市盈率，都处于低位。短期来看，我国金融资产属于避险资产，长期来看属于价值资产；四是我国政策工具丰富，空间较大。
中原证券指出，国内市场风险相对较小，A股调整或已到位。当前海外市场风险正以疫情扩散→经济悲观预期上升→金融市场恐慌→股价风险上升→流动性需求上升→流动性危机→金融市场恐慌加剧的路线演化。
分析人士表示，人民银行将继续综合采取多种措施促进贷款利率明显下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发展。预计年内LPR报价利率仍有15-30个BP的下调空间，全年仍可能定向或全面降准2次-3次。
相比而言，我国的货币政策仍处于正常操作区间，并不会大幅宽松，更不会搞大水漫灌式的量化宽松。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疫情对中国经济短期也会造成较大冲击，但疫情后中国经济仍能恢复到正常增长水平。”
力降资金成本
无论是定向降准，还是整治高息揽储，中国央行的真正意图在于降低商业银行负债成本，提升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银行负债成本压力如何,为何要将结构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纳入自律管理范围？
结构性存款,是指在普通存款的基础上嵌入金融衍生工具，将投资者收益与金融类或非金融类标的物挂钩的具有一定风险的金融产品。
源于收益率比较高，结构性存款一般受到大批投资者的青睐，根据央行数据显示，2019年12月中资全国性银行的结构性存款总规模为95980.57万亿元，环比下降6.21%，同比下降0.19%，这是2019年1月以来结构性存款规模首次跌至10万亿元以下。
《财经》记者注意到，相比于去年底下降走势，各类型银行的结构性存款在今年1月份出现反弹迹象。
某股份制银行理财人士表示，结构性存款在一季度反弹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银行在年初的信贷投放需求比较高，需要更多的存款解决流动性的问题，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迫切需要高息揽储。
融360简普科技监测数据显示，1月份共有1087只结构性存款到期，其中人民币结构性存款1049只，平均到期收益率为3.71%，环比上升4BP。
显然，银行在负债端的话语权远不及资产端。
2月最后一周发行的超千款银行理财产品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4.05%，较上期增加0.05个百分点。“伴随银行存款逐渐理财化、结构化，银行理财收益也可以折射银行负债压力一角。”某金融人士坦言。
一家大行的一位分行行长告诉《财经》记者，很多普通存款大户基本要求存款利率上浮40%，按照1年期定存基准利率为1.5%计算，上浮后为2.1%，但是在贷款业务上，很多企业贷款年利率已经降至3.3%。
2015年，央行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同年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开始运作，大型银行的存款利率上限为基准利率的1.3倍，中小银行的存款利率上限为基准利率的40%。
《财经》记者采访了解，在实际存款业务中，多数银行存款定价内核都有参照存款基准利率，并形成自己的FTP（内部转移）定价体系，分行则按照总行定价体系开展存款营销，并根据当地竞争情况进行加减点。
不过，一旦发生缺少存款的现象，银行就会提高存款报价，这种现象多发生在中小银行，一家城商行人士证实，“我们行存款定价并不需要研究过多的政策，跟着大行走便可，一般在大行定价基础上略加几个点”。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曾指出，当前中国商业银行整体计息负债成本率为2.3%至2.5%，明显高于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的1.4倍，说明现阶段存款属于卖方市场。
目前而言，银行负债端成本的降低主要依靠降准、同业资金成本降低等方式，但从构成来看，银行负债中存款占比最高，2019年3月大中小型中资商业银行分别为68%、47%、67%左右。
华泰证券研报指出，商业银行存款荒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影子银行监管，存款派生减少；其次是货基、理财、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导致存款留存率不佳；更重要的是，流动性指标等监管约束导致商业银行加大存款争夺力度。在全行业存款收缩、总量稀缺的背景下，理财和结构性存款成为银行高息揽储的方式，从而导致存款成本居高不下。
负责存款业务的一位银行高管对此表示认同，“竞争激烈是银行存款高成本的重要原因，银行看似比拼，实则形成比较大的行业内耗。”鉴于此，监管部门也曾出台一些措施，希望银行负债成本下行，比如规范计息、限制高息揽存等。
银行业自身亦有反思，《财经》记者采访了解，很多银行总行早有降低负债成本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个别银行开始调整业务结构，优化结算手段，吸引更多的客户办理结算业务，以达到增加结算存款的目的，从而降低存款成本。
尽管如此，银行负债成本偏高已成定局，而且，这种局面已经抑制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改善。来自银行一位研究员的统计数据显示，央行自2018年以来已降准（全面）7次，累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450BP，但金融机构信贷利率降幅相对有限。截至2019年四季度末，金融机构整体贷款利率为5.44%，较2018年6月末下降仅50BP，其中一般贷款利率降幅约仅30BP。
一般而言，贷款定价以LPR为基数进行加减点，主要取决于MLF利率、负债成本以及风险偏好等因素。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利率与存款利率双轨运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问题也比较突出，尽管市场流动性比较宽松，但货币市场利率的下降并未有效传导至存款端。
银行让利实体
2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鉴于我国间接融资占比较高，尽管负债承压，银行业依然要肩负让利实体经济的重担。
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工、农、中、建四大行净息差全部收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分别下降0.01、0.07、0.19、0.05个百分点。几家大行原因是相同的，均源自存款端支出增加，存款竞争压力加大。
某股份制银行资金交易员向《财经》记者表示，当前银行净息差下降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存款利率上浮比例管控逐步放松，银行基本上都一浮到顶，导致存款成本增加，付息负债成本率的提升高于生息资产收益率；其次，2016年以来，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高成本负债占比提升，这部分负债利率基本为3.5％－4.0%，远高于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使得负债成本增加，侵蚀了息差；第三，银行资产增速的放缓也是息差下降的原因，2015年资产增速最高达到17%以上，现在基本上都是8%左右。
受疫情影响，银行继续发力。
以3000亿专项再贷款为例。《财经》记者从银行了解到，再贷款利率为上月LPR-250BP（2月初推出以1月LPR为基准，利率为1.65%），银行实际投放贷款利率维持在LPR-200BP至LPR-100BP区间（利率为2.15％－3.15%），按照50%进行贴息后企业实际成本为（1.08％－1.58%）。
如果考虑到资本占用、税收、不良等指标，在再贷款投放上，银行的盈利空间几乎没有。
专项再贷款之外，个别银行还推出针对更大范围“抗疫”企业的优惠利率贷款产品，按照财金5号文的要求，贷款利率上限为贷款发放时最近一次公布的一年期LPR减100基点（目前为3.95%），抗疫相关企业的贷款利率总体上在3.5%上下浮动居多，相比平常动辄4%-5%的贷款利率（该利率对应的多为优质客户），让利空间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据《财经》记者了解，多家银行在“抗疫”中亦减免了相关企业手续费、服务费等费用，同时对受疫情影响的部分企业或个人采取延期还款、利息减免等措施。
数据显示，至2019 年三季度末，A 股上市银行总市值占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约 16.56%，利润总额占全部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约 39.01%。2019 年前三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 1.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19%。
对于商业银行高利润增长点，外界一直存在诸多诟病。
近日，央行罕见在新一期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推出了“理性看待商业银行利润增长”专栏，指出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是实体经济获取融资的主要渠道。
报告指出，从利润使用看，商业银行利润大部分用于补充资本，有助于增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瑞银证券（UBS）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向《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主流声音都认为，银行赚钱太多，实体经济赚钱不够，所以银行应该让利实体经济。这种说法有点似是而非。银行赚钱多，除了利差有一定保障，我觉得还有两个原因。
第一，银行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很大，贷出钱多收回的利息也必然多，这与我们的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去十来年都是靠加杠杆推动增长，利息支出必然多。
第二，国家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要达标，同时要保持信贷增长来支持实体经济，还要清理坏账，达到这些要求都需要维持银行的较高利润才能做到。如果银行让利多，那可能影响到银行不能维持一定的信贷增长，或者需要更多的补充资本金才能维持信贷增长。所以让利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取舍的问题。银行与实体经济处在同一个经济系统，如果为了实体经济利润高，将银行的利润过分挤压，那银行将没有能力发放足够的信贷支持实体经济。
“当然，我同意在困难时期降低企业的债务成本，这是应该的。”汪涛说，但是从长期的原则性问题来讲，实体经济、企业是否有活力，是否盈利，主要的问题不是银行利率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是过剩产能，或者生产效率低下，不是靠银行低利率能解决它的结构问题。给更多信贷是浪费资源。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银行计提拨备、处置不良等需要保持一定利差水平，在负债成本呈刚性的情况下，靠“让利”（缩减利差）压降“点差”来推动LPR下降，银行缺乏内在动力，也难以持续。因此，在现行利率传导机制下，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对引导LPR下降有着决定性影响。
此外，央行某中心支行行长向《财经》记者表示，建议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要内外同步，对内真正开放准入，允许市场主体开设更多银行特别是小银行；二是地方政府要避免任期和届内行为，把握好压低银行降息费的得失平衡，也即资源是向获利高的地区配置的，同时也有区域金融稳定及其影响。“这一过程中，不能让僵尸复活了。”
金融系统也会受疫情的负面影响，汪涛认为，疫情冲击经济，很多企业暂时不能复工、现金流缺失、收入下降，严重的企业甚至会破产倒闭，违约率与坏账率肯定上升，银行资产质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再加上稳增长需要增加信用支持，疫情会加大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
存款降息升温
尽管作为我国利率体系的“压舱石”，存款基准利率在常规情况下的政策意义已在逐步降低，央行也多年未有动作。受存款高成本与降低融资成本双重承压，更多的金融人士依然希望下调存款基准利率，进而改变困局。
早在2月10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组织的“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和应对之策”会议上就表示，“可考虑适当降低央行基准存款利率，为银行降低贷款利率提供空间，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目前，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是1.5%，而CPI最近已经超过5%，即便按照去年CPI为2.9%来看，居民的实际存款利率已经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汪涛表示，如果担心资产泡沫化、房地产泡沫风险，存款基准利率不太适合动，动的话空间也很有限。
不过，汪涛依然认同，降低存款基准利率可以为贷款利率下降提供多的空间。“目前政策一直强调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央行推出LPR改革，LPR的下行已经带动贷款利率向下调整，但幅度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如果存款利率不动，仅仅是贷款利率下调，那就不断降低银行的利差，挤压其利润。”
温彬认为，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仅同比上涨1.5%，通胀水平整体可控。随着翘尾因素消退和结构性涨价因素回落，通胀中枢将逐渐下行，预计二季度开始逐步回落至温和水平，为降息打开更大空间。
“降息宜早不宜迟，4月中上旬或是降息的最佳时间窗口。”温彬说，如果CPI涨幅还在高位，那么下调存款基准利率10-15BP是适宜的。反之，可降息25BP。
目前，活期存款基准利率为0.35%，1年期定存基准利率为1.5%。上述银行资金研究员表示，按照以往经验（央行一般降息幅度是25-50BP），存款基准利率至少有25-50BP的下浮空间，此外，行业自律机制可将上浮比例下调，形成隐性降息。
随着全球降息潮启动，有分析预计中国3月可能会系统性降息降准。
相比于降准，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的改善效果如何？华泰证券分析指出，假设当前的定期存款利率下调25BP，存款上浮比例为35%，存款占总负债比为62%（均为2019年底数据），则银行总体负债成本将降低11BP左右。
11BP是什么概念？根据上述银行资金研究员测算，降准25BP，可以改善银行成本约150亿元，而降息25BP，则可以改善整个银行负债成本达千亿元。
不过，在启动降息前，温斌认为，仍需继续采取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下行，特别是降准（含定向降准）仍有下降的空间和必要，降准幅度大，就可以释放更多的长期低成本资金到银行体系，一定程度上减轻降息的压力。
但是存款基准利率调整也会产生一些潜在负面影响，华泰证券指出，例如不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引发更加明显的存款搬家效应，在流动性指标不改的情况下，不能改变存款争夺的现状，也会使得负债端成本引导的效果打折扣；加大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
某银行资金分析师则认为，这些担心大可不必。首先，真正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是金融市场利率，而非存贷款利率。而且，中美利差目前依然较高，人民币汇率整体稳中偏强；其次，随着监管层加强对结构性存款、现金管理类理财等高成本负债的规范管理，这些产品的收益率有望松动，可以减弱对存款的分流。
特别需要注意是，活期存款客户属于长尾客户，资金多源于企业结算性资金、沉淀存款，对利率的敏感性并不高，降低活期存款基准利率不会造成资金大幅的流失。多位金融人士认为，在当前的特殊时期，应该将视角放在主要矛盾上，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的初衷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进而带动经济发展。
节约银行负债成本能否达到支持小微企业的目的？上述银行人士坦言，银行贷款存在风险定价与成本定价，如果资金成本足够低，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的意愿度会提升。
瑞银宏观近日预测，一季度GDP可能同比下跌5%，远低于此前悲观情形下的预测，同时预计全年经济增速降至1.5%，并需要整体财政支持规模超过GDP的2％（不包括税收收入下降的影响），且整体信贷增速反弹至12.5%。后者意味着2020年中国整体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比重将上升20个百分点以上。
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的力度需要将财政力度以及债务杠杆率考量进去，尤其对于去杠杆仍在路上的中国经济来说，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需要权衡。
当前，市场对于存款降息呼声渐高。
央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57.18万亿元，同比增长10.7%。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此前提醒，广义信贷存在塌方的潜在风险。
为此，张斌建议，中央政府尽快发行1万亿－1.5万亿特别国债，填补商业信贷下降的缺口，保持广义信贷稳定增长。
刘国强表示，央行将科学稳健把握逆周期调节力度，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基本匹配，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不会再出现大幅上升的情况，将保持基本稳定。
（实习生麻钟元、张琳宜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