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提供了故事情节，人们通过这些故事来理解这个世界。演员们策略性地使用故事来推进议程，讲述什么或谁应该受到谴责，以及应该做什么。当谈到新冠病毒时，多重叙事正在出现。演员们没有采用一个共同的框架来理解这一威胁，而是加倍坚持他们现有的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利用新冠病毒来表明他们一直以来是多么正确。

我们认为，从现在开始应该建立心智模型，以了解不同的观点是什么，如何将它们结合起来，以及这可能涉及到哪些权衡，而不是试图强行推进一种主导性的说法来说明这种流行病对全球化意味着什么。这种方法让我们能够更加立体地理解这个问题。如何解释新冠病毒对于经济全球化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确定了至少7个主要的故事情节，他们在争相抢夺着解释话语权。

对于像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来说，新冠病毒证明了他们的担忧是正确的——保护国家边境和防止外国人及疾病进入很有必要。这种威胁被描绘成来自国外，对此的反应是建立隔离墙和停止航班。

按照这种说法，全球化加剧了威胁。正如法国右翼国家集会（National Rally）的政治人物奥尔利亚·贝格纽克斯（Aurél ia Beigneux）所警告的：“货物和人员的自由流通、移民政策以及边境管制的薄弱，显然允许了这种病毒的指数级传播。”超级连通的全球城市在经济上可能是巨大的力量，但它们也是传染病的入口港。生活在一个人迹罕至的“过境州”，这次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处境。

而对于像美国参议员伊莉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这样的左翼民粹主义者来说，这场危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国家现在需要免费的医疗保健和普及到每个人的带薪病假。他们更多关注国内问题，比如共享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不平等是如何导致人们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从而使疾病得以传播，而不是外国威胁，比如病毒是如何传播到美国的。 缺乏医疗保健、高保险费和极少的病假权利意味着更难让人们自我隔离和接受检查，这将阻碍隔离疫情，增加死亡人数。也许全民医保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对于长期担忧美国过度依赖中国进口的安全人员来说，新冠病毒加深了他们的担忧，即美国药品中超过80% 的有效药物成分是在国外生产的，主要是在中国和印度，其中包括超过97%的抗生素。

根据地缘经济学的观点，这场流行病表明了为什么美国在生产青霉素等基本产品方面需要更加自力更生。澳大利亚的主要服务出口——教育和旅游业——受到了冲击，这也引发了人们对其高度依赖性的担忧。当中国学生占一些大学国际学生总数的70%-80%，学费占据一些大学预算的20%以上时、停飞来自中国的飞机对经济会产生重大影响。

资本主义改革派批评跨国公司短视地关注提升股东价值，导致许多人关注短期效率，而不是长期经济弹性。制造业的“无库存”生产方式极易受到供应链冲击的影响，即制造商不保留大量原材料库存，而是在装配前不久才订购。 这次由于中国零部件供应中断，全球汽车制造商不得不停产。因此，这场危机证明，需要缩短供应链，在制造过程中建立更多冗余，以确保更大的弹性。

政治观察家认为新冠病毒完美地说明了威权主义或民主制度的优缺点——自己挑吧。那些倾向于批评中国威权的人指出，早期试图让那些对病毒发出警告的医生受到了压制。其他人则指出，在利用封锁隔离和技术监管来迅速遏制病毒的传播方面，中国政府显示出应对病毒的优势。相反，虽然有人赞美西方的言论自由，但也有人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在有效遏制这些风险方面犹豫不决，意大利和现在的美国就是很好的例子。新冠病毒将对关于自由资本主义与威权资本主义的对决产生更长期的影响。

全球主义者认为新冠病毒是一种全球性威胁，表明了人类的共同困境和共同努力的必要性。病毒不歧视人们，我们也不应该互相歧视。各国应共同努力，确保所有国家都有充足的医疗用品，而不是通过出口管制来囤积医用口罩。现在是全球行动的时候，也是所有人民和国家团结起来的时候。各国应该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共同努力寻找疫苗，而不是诉诸于对医疗用品的“令人作呕的邻国”出口禁令。在这里，目标是全球合作，使人员、货物和思想持续流动。

另一方面，对气候倡导者来说，对新冠病毒的反应无意中显示出，应对另一个全球威胁——气候变化——的严肃行动能够取得什么成果。为了迈向低碳的未来，可能需要对全球旅游业进行大规模收缩，并更多地依赖当地产品。 这种病毒可能造成人员伤亡，但是飞机的停飞和工厂的关闭减少了污染，挽救了更多的生命。这里的目标是减少化石燃料的生产和消费。

观察新冠病毒就像通过万花筒观察一样——你看到一张图片，但是转动刻度盘，就会看到一张新的图片。 关于新冠病毒没有单一的说法。 没有一个观点是中立的，每一个故事都有所揭示和有所遮蔽。

与其用新冠病毒来证明现有的框架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更有成效的是让分析人员开发一个元框架，让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更好地整合多种观点。否则即使最终在医学上对抗病毒取得胜利，也无法解决危机造成和加剧的政治裂痕。

在各国应对病毒的直接冲击之后，将出现一些考虑到各国应如何在开放与保护、相互依存和自力更生之间取得平衡的长期问题。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给每个人带来的危险会导致更加平等的政策，还是富人的进一步隔绝？短期的气候友好型“去增长”将导致行为的永久性改变，还是会削弱人们关注另一个全球威胁的意愿？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分歧和不信任会增加吗，还是会因为中国的“口罩外交”等善意姿态而减弱？没有一个故事能够提供所有的答案。■

（安西娅·罗伯茨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全球治理教授，尼古拉斯·兰普是加拿大皇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他们目前正在写一本书，名为《赢家与输家：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叙述》，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巴伦》英文版2020年3月15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