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全球，许多中国家庭在这次“黑天鹅”事件中也遭受到严重的财富损失。不少中低收入家庭在疫情过后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收入来源，不少中产阶级家庭因为疫情所引发的问题一夜返贫，还有不少此前已经属于超高净值人群的企业家发现疫情让财富迅速缩水，几乎所有家庭都感受到了一种“财富慌”。

疫情让人们意识到，在这样一种风险无处不在的环境下，一定要留有足够的缓冲，去应对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

对于大多数财富客户来说，他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财富管理是一个“长跑”，而不是一个“短跑”。一时一地的得失，在整个生命周期、甚至是在若干代，如果考虑家族财富的管理和传承，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2018年，中国已经进一步巩固了全球家庭财富总规模第二的地位，这首先得益于中国经济本身的快速增长，其次也是得益于中国民生保障、藏富于民的国策。此外，中国进入到全球最富裕10%人群的规模目前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老百姓如何做好财富管理，也变成大家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中国家庭的“财富慌”

我们经常说中国家庭有一个“财富慌”，这种慌张至少来自于三方面：

首先是我们财富管理的结构不够合理。

目前中国家庭的财富主要配置在房地产行业。2017年，按照有关方面的调查，我们的家庭总资产中，住房资产占比高达77%以上，远高于房地产市场同样发达的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美国的比重大概是在1/3。高房价形成了住房资金占比的高企，挤压了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比。2017年的时候，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在全部家庭财富中的占比还不足12%，仅仅只有11.8%左右，而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42.26%。

其次是中国居民家庭大多数是第一代的财富管理人群，相对缺少财富管理的系统知识。

尽管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但是具体如何理财？如何实现不同职业发展阶段财富的有效管理？中国居民的金融知识储备仍然比较匮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近年的金融创新过程中，出现过各种金融诈骗、非法集资活动，这方面既有监管本身不到位的因素，同时也反映了国人在金融知识、理财体系建设方面的匮乏和人性方面的一些弱点，比如贪婪、恐惧、冒险等等。

第三是新一轮的“资产荒”也导致居民的“财富慌”。

这是很多网友很无奈地调侃的一个说法。2019年春节的时候，大家都在转发一个视频截图，说本来2018年是可以“躺赢”的一年，只要你啥都不买，不买股票、不买基金、不买各种币，不买P2P，躺着不动，你就是赢家。但是如果你做了任何的配置，你可能就是一个输家。

今天，我们再回看过去几个月全球资产的各种表现，就连曾经看起来坚如磐石的美股也能够在短短一个月里下跌将近三分之一，这加剧了很多人的恐慌。各种资产的普遍性下跌，是新时期很多家庭打响财富保卫战的重要挑战。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财富管理就变成全民都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财富管理？

首先简单地回顾一下什么是财富：财富就是未来消费能力的储存。本质上说，财富是把今天不用的价值存储到未来，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交换未来的购买力，或是未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能力。

我们经常把资产和财富混在一起，严格来说，资产是财富各种具体的储值工具的表现。资产有各种大类资产，比如说银行存款、房地产、股票、债券、银行理财产品、信托、P2P、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外汇、海外资产，包括一些商品，特别像贵金属，也包括古玩字画、供应链金融。

这些资产有一个共同特点，它是价值的存储，同时，好的资产还能够带来财富的随着时间的保值和增值。

长期来说，在影响投资收益的重要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大类资产配置。你把财富在各种不同的资产种类之间做一个相对有效的高度分散风险的制度安排，就已经决定了长期结果的90%以上。其他的因素，包括择时因素（市场时机的选择），以及择股因素（产品的选择），加起来不超过10%。

为什么要进行财富管理？

有了财富以后，中国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提升是需要通过更好的财富管理来进行的。

今天，我们的民间财富保守估计已经超过了200万亿，是GDP的2倍多。发展财富管理行业，提升未来居民的财富管理能力，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欧美国家财富管理主要是集中在少数的富裕人群中间，而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是共同富裕，所以，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全社会的财富积累。

按照国外中产阶级最基本的定义，净资产超过1万美元的人群叫“中产阶级”。在中国，这个人群已经占我们成年人口的一半以上。所以，大力发展针对中产阶级的财富管理，对于我们国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不仅可以降低财富分配的不均、维护社会的稳定，同时，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终极奋斗目标，也就是解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的时候，我们又把它叫做“无限的欲望”和“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

不同需求层级、不同发展阶段下的财富管理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大小小、无穷无尽，你满足了一个愿望之后，他还会有更高层次的愿望出现。这些愿望需要进行一些梳理，可以把它分成若干个不同的层级，当然每个层级都很重要。通常情况下，应该是由低到高依次满足，因为这样可以带来最大限度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的金融学很得益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心理学有一套理论叫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三个大的境界、五个小的层次，分别对应社会发展的三个大的阶段。最低的大的境界是生存的阶段，它既包括生理的需要，也包括安全的需要，它对应的是我们的财富规模的温饱阶段，也对应我们社会的“站起来”。在它上面大的境界是解决一些归属的需求，包括社会需要和尊重的需要，对应的财富规模是小康阶段，也对应我们社会的“富起来”。最高的境界，应该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它对应的是富裕的财富规模，也对应的是一个“强起来”的中国。

财富管理的最迫切问题是因人而异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财富规模的人，最迫切的问题不一样，要因人而异地去解决当前最重要、最关注的问题。

贫困人口

对于贫困人口来说，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能够帮助他们走出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帮助他们脱贫，提供一定的本钱，让他们可以开始跳出原先的困境，获得一个有尊严有体面生活的新起点。同时，扶贫的时候也要扶智，通过教育、理念的培养，从根本上解决导致贫困的“人”的问题。

中低收入人群

对于中低收入的人群，我们要在解决他们衣食无忧的基本问题之后，快速地提升他们的财富规模，能够极大地丰富他们对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各种需要，从而更好地解决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所需要的内需拉动问题，推进和促成社会更加和谐稳定高质量地发展。我们经常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实际上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有非常大的作用。同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创新创业等方式，促成他们向更高层级的财富规模迈进。

中高收入人群

对于中高收入的人群，他们在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之后，需要去进行全面的规划，包括对未来的事业发展的规划，要进行更全面地梳理。这种事业的规划，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最大释放。同时，我们也要适当地运用各种金融资产，长期可持续地去推动他们财富的保值和增值，从而实现财富规模进一步提升。

同时，要通过预判未来的消费形态和规模，提前为各种重大的家庭财富事件设置足够多的储备，应对各种突发的“黑天鹅”事件，以及那些“灰犀牛”——缓慢走来但是长期会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设立一个更加安全、系统的个人保障体系，比如说退休、养老，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通过财富管理可以设置更加丰富和健全的个人安全保障。

超高净值人群

对于超高净值人群，他们可能更关注的已经不再是财富规模本身的快速积累，而是如何完成这些财富的长期保值增值，包括代际传承。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富不过三代”，那些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同时也为自己和家族创造巨大财富的人群，包括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以及各行各业的最精英的那些专业人士，他们是希望自己这一辈子的努力能够泽及子孙后代。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很好地解决，不能让他们产生很好的安全感，就可能会挫伤他们工作的热情。

一方面，我们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需要有一个相对可控的贫富差距的规模，要避免过于极端并且逐渐激化的贫富悬殊，因为它会削减整个社会进步的动力，造成巨大的社会矛盾，和我们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但是同时，尤其在今天，在全球范围之内，高净值和超高净值人群的流动，跨国境的流动相对便利的条件下，如何能够更好地保护私有财产，如何能够让这些人对于我们中国的经济发挥更好的拉动作用，比如说通过投资设厂、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提升员工的财富规模和消费能力、通过更加便利地提供整个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和生活必需用品，从而能够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来推动经济本身的快速平稳发展，这些都使得我们认识到高净值、超高净值人群，特别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活力和进步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如何支持他们能够在国内更顺畅地发展，我们需要在财富的管理和财富的传承上，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今天，对于中国很多的民营企业家来说，过往他们主要的财富是来自于自己所经营的企业。随着一代的民营企业家逐渐地进入到退休的年龄，他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接班的问题，也就是在企业管理本身的代际传承的问题。

这个过程，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和全球供应链的重构，所以很多传统的业务模式逐渐难以为继，而新的增长点还在不断地探索过程中。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保持民营家族企业的竞争活力，在企业经营的波涛汹涌的大盘上能够不断地进取，这是很多超高净值人群，特别是企业家群体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同时，对于部分企业家，他们的子孙后代没有接班意愿或者说没有能力接班，如何进行引导，让他们逐渐地从家族管理转向职业经理人管理，甚至未来通过上市、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社会的管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家族退出企业获得的大量财富转移到资本市场以后，怎么去管好这些财富，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这些超高净值人群来说，除了把他们的企业经营好，把他们的家族财富本身设计管理好，能够顺畅地实现平稳代际传承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鼓励他们去做一些慈善和公益事业，来回馈给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对那些有能力，而且也有意愿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的有雄心、有情怀的企业家，我们要设计充分的机制，允许他们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把自己的部分财富能够通过慈善、公益等等方式回馈给社会。

国内这几年在家族信托和慈善信托的设置中，已经开始从法律制度上引导、鼓励优秀的中国超高净值人群，在自己事业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未来如何通过财富管理各种机制设计，更加有效、顺畅地去引导更多的企业家把部分财富回馈给社会，这实际上是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有序、顺畅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大学金融系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