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工业互联网平台AI团队的领头人李巍面试了一些从科技公司出来找工作的技术人才。这些人中，基本没有谁让他特别满意。

李巍其实是实打实的科技人基因。2004年，李巍通过实习留在了中兴通讯南京研究院，敲了四年代码转入预研部。后来，他每年都能接到华为南研所HR的电话。2013年，预期中的电话一来，他立马跨过软件大道，进了隔壁华为的办公楼。

回望这16年，是一段与中国科技产业蓬勃发展完美错身的职业生涯。如果退回到两年前向华为递交辞呈的时候，也许他还会犹豫，到底选择目前所在的平台，还是三一重机（开出了2倍于前者的薪酬）。唯一确定的是，不会是互联网公司。

他看不懂新的消费互联网模式，且有厌恶感。在他眼中，面向普通人的互联网产品中，不少是单纯迎合消费偏好，甚至为经济利益培养消费者嗜好。

不惑之年，他学会了和很多事情和解。两年前，创业的本科室友邀请他做游戏赛事it系统，他犹豫再三，拒绝了。这两年来，他6点多起床，吃完饭看会儿书，7点半出发，8点到公司，开启一天的工作。

互联网行业换血快，这两年来尤其流行“互联网公司中年危机”，按照很多人的描述，超过35岁就不自觉焦虑，担心被裁，担心找不到工作，维持不住收入。35岁，好像成了一条生死线。

这样的危机感，李巍感受不到。

和科技公司相比，他所在平台背后的集团算是传统产业的龙头公司，在这家公司，李巍的工作压力和节奏都有所下降，但是，他没有卸下危机感。“阿里、头条的人都在拼命，”他感到不安，“万一哪天又要到消费互联网激流中跟大家赤膊竞赛呢？”

无处安放的危机感

华为的劳动合同每四年一签。2017年末，合同签到第二份时，李巍的中年危机来了——36岁，女儿出生，学区房在召唤。华为的年轻人能吃苦，他的精力和动力却在下行周期，没能在华为升级打怪的晋升机制中拱进下一个职级，思忖良久后，他决定换跑道。

互联网公司是不可能了。他与互联网最大的交集，是在中兴时参加的两次互联网大会。当时，互联网团购浪潮正兴。有一年，20个团购网站掌门人一一登台演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未来很美好”。但是，还没等他离开中兴，这些网站就一波一波地消失了。

另一次移动互联网大会上，他亲耳听到当当创始人李国庆要和京东对着干，进军3C领域，什么时候京东不卖书，当当就不卖电子产品。后来，当当声量越来越小，几乎没有存在感。

“就算身处互联网第一阵营，那些风口上的人也未必看得清形势。”李巍评价，科技市场变数太多，不拼命，就被颠覆。

相比之下，科技企业比互联网公司要稳重不少。无论在华为还是中兴，稳定的产品供给稳定的客户（三大运营商）。“系统很诚实”，有问题的时候，李巍回忆道，“它一定不会给你面子或者讲人性。”于是，夜里他经常被不同时区的客户叫起来，老老实实解决问题。

近40岁，李巍看穿了，他开始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有一个靠谱的生活，最合适的方法是，“找一个自己看得懂的事情去做”。他转身到了南京一家工业互联网平台。

这些年，不少制造业公司开始重兵部署工业互联网平台，比如徐工的汉云平台、海尔COSMOPlat、树根互联根云、富士康BEACON。此外，还有航天云网INDICS、浪潮云In-Cloud、华为FusionPlant、阿里supET、东方国信Cloudiip、用友精智。车联网是李巍所在平台的一大重心。

到新平台后，李巍发现，负责车联网项目的孙楚、大数据团队的领头人周杰，都是华为/中兴的同事。只是不在同一个部门，或者前后脚错开。而且，年龄不过30岁。他们都是科技公司出身的技术人，信奉产品与技术。

从华为到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层面，李巍感觉更加自如。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落后消费互联网几年。“很多地方做的不行，稍微动动，就有提升”。在中兴自学的AI、在华为接触的大数据，现在都能嫁接到新平台，李巍的状态从之前的输入为主转换为现在的输出为主，成了公司的业务扛把子。

很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从无到有”、“从0到1”。比如设定合适的AI模型对工业大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集团是机械领域的排头兵，挖掘机、压路机等终端设备入网后，需要更加智能的管理。数据采集往往涉及几百上千种数值，需要导入AI模型。

更明显的变化是，节奏没有变，压力变小了。最近，李巍给团队扛回来一批新的服务器，只要想要，公司很快会购置。没有硬性加班加点规定，一切以项目和目标为导向。李巍有时间给女儿讲睡前故事，然后看半个小时技术书籍，零点准时休息。“几乎没有半夜惊魂的情况。”

过往的工作经历有利有弊。有时，他总结回想，华为能做成很多事情，确实有系统优势。在华为，领导说要有一辆车，员工就会先做一辆车壳子，即便没有轮子，“也会人力扛着车子往前走”。李巍对《财经》记者说，以前身处其中的时候，个人会觉得这事太不靠谱了，随时想抽身，但整个系统在快速推进，干就完了，而且，干着干着，居然真的就成了。

作为一家年年都在快速增长的巨无霸科技公司，华为在企业内部制定了一整套业务流程，技术、产品、渠道、销售环环相扣，无缝贴合。这套制度有力地保证了整体运转的高效，但是，身处其中的个人经常觉得痛苦，觉得被拖着往前走。

现在，或多或少，李巍在推着别人走。在他带领的AI团队中，由他决定事情做成什么样子、怎么做。这里也在开始形成一种系统性高效，更多新人，在被他拖着往前走。

没法超前，不能落后

6月中旬，同事孙楚频繁出差。集团兄弟单位重卡想找外部厂商合作做大数据平台。同样的事情平台也可以做，但对方觉得做得不够好。

同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孙楚试图让对方清晰定义需求，必要时拦截这笔订单。

集团兄弟单位重机不满足于内部平台，今年3月上线了百度的数据分析平台，他们希望百度能带来一些没见过的东西。经过沟通，孙楚知道重卡想要数据收集与分析平台，进而建设一个连接重卡车主与主机厂人员的生态圈，重卡司机可以像用手机一样方便地应用系统中的软件。

产品出来后，孙楚认为，百度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除了屏幕比自己的大，数据颜色更炫酷，其他没什么不一样。孙楚固执地问感觉怎么样，对方呵呵一笑，什么也不说。他分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做成什么样子。”

这是工业互联网发展早期的普遍现象：客户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很多时候，厂商能提供什么，客户照单全收。你非常笃定车联网有前景，但是有用的前景多大，孙楚也说不清楚。

李巍所在平台正在做的事情，阿里、腾讯、百度和华为确实都在做。每个角色都有切入点，阿里云有工业大脑支撑，腾讯有C端生态做链接，百度突出自己的AI智能云，华为则有强大的地面部队，阵地战经验丰富。几家巨头，从舆论到生态都占优势。

但从华为到该平台的销售总监刘杰的观察是，直到今年，阿里和华为才将工业互联网单列为一个部门，且互联网巨头们大多聚焦于IaaS和通用PaaS。自家平台专注于工业PaaS和通用型SaaS。此外，传统金融软件商用友和树根互联等平台，并没有特别突出。

初期，所有玩家都强调共性，沉淀规律。但是，每一块地都是新的，不开垦不知道共性何在。另一方面，企业客户更重价值——用更低成本，做更多事情。

与在华为、中兴的工作不同，这些技术人面临的工业场景中的数据与模型，更加复杂多样。

从数据采集维度与标准到AI模型的不断训练与优化，都有意想不到的难点。以丝杠为例，单品类就有上百种，在预测性维护中，每一种丝杠都需要收集多维数据，且需要实时更新与优化。放大到企业端，需求更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习惯了“大鱼大肉”的BAT其实有自己的难处，它们已经成型的系统行为方式一开始很难适应这个市场，无法深入每一个行业企业定制化开发，进而提供一对一服务。“阿里是一个大美女”，李巍评价，他们不会理睬一个小公司。最后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打法：大公司专注在既有云计算、大数据、AI能力之上搭平台，让生态链条上的合作伙伴繁荣应用层。

“这是科技巨头不够精细的地方，也是我们的机会。”李巍接触过大厂系统集成的人，他个人认为，技术能力并不突出，行业知识也不丰富，“比不过我们自己”。

在各种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展会上，除了大屏、互动，“整个行业水平都不高，没什么亮点”，李巍认为，自家平台因与生产制造结合相对紧密而具有优势。由于基础薄弱，不仅技术层一大堆事情在等着，还要进行市场教育、客户需求激发与需求转化。

但是，有些困惑几乎是整个行业的。大家都在收集数据，然后呢？没人对数据进行有效、深度分析，只是一堆生产资料的堆砌。孙楚经常被问及，“你们买服务器，这么多数据存在哪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因为竞争对手做了。“所有人都在盯着竞争对手做了什么，所有人都在等一个爆发点。”不久前，区块链应用于平台之上，但没人说出到底带来怎样的价值。“但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没法超前，不能落后。但你不做，肯定落后。”孙楚对《财经》记者说。

还没下牌桌，保持战斗力

30岁之前，李巍满脑子想的是第一套房。30出头，忙结婚忙生娃。工作的方向永远是“钱要比较多”。现在，和很多人一样，他又需要供第二套、第三套房。职业上的担心，“焦虑但是无解。”他说。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里，他比年轻人更了解技术的来龙去脉，理解更加深刻，也更容易站在大局上把握方向。时不时提出有价值建议的感觉，让他很有成就感。“既然还没下牌桌，就要保持战斗力。”李巍说，“路肯定在前面，只有往前走，才能找到路。”

刚刚30岁的孙楚危机感很强。用工作收入来衡量财富的话，互联网程序员的收入一开始就很高，“但我们一直都没有很高，没资格嘲讽别人中年危机”。从事业维度来看，在这里，如果做不出好产品，“就有危机感”。

“我们没得抄。”孙楚对《财经》记者说。

相比消费行业的互联网化，工业互联网被公认是最复杂、最难的。现在，最早提出工业互联网的GE打折卖掉了Predix，工业巨擘西门子的MindSphere不温不火。国内整个工业互联网进入了无人区。在新一代企业“云+网+应用”的数字化转型中，BAT和华为提供了四朵云，工业软件与行业应用仍被寄希望于行业内生。

但是，工业软件难在基础性与综合性,处于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知识的交叉地带。行业know-how如何经由数据采集、AI模型嵌入各类工业软件得以凝聚、固化，李巍、周杰、孙楚们正在蹚路。

这里人烟稀少，需要的不只是人，而且是源源不断的优秀的人。人来了，事情做起来了，行业新的赛道也就宽了。

去年底，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煜波牵头完成了《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人才与就业》报告。这份报告显示，中国的数字人才最多集中在软件和IT服务行业，其次是制造业，再其次是计算机、网络和硬件、消费品。

陈煜波认为，整个中国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靠数字人才的跨行业流动和溢出效应。接近60％的数字人才流向了计算机网络与硬件、公司服务、制造和金融四大行业。

比如，在数字化领域做得最好的金融行业，金融数字化本质是靠数据驱动的软件定义，光软件定义无法完成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它一定需要多方位人才。所以从人才的流动就能看出一个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规律。

陈煜波认为，过去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专注于互联网行业中的消费端口，现在，越来越向制造生产端走，或者从B2C向B2B走。最吸引这些人才流动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发挥平台产生的价值。

李巍所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技术团队中，约三分之一人来自华为、中兴。数字化和智能化走向普惠前，技术人才最先被需要。

消费互联网和产业/工业互联网此消彼长的势头将成为长期趋势，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这场人才大军的迁徙。

现在，那些在产业互联与工业互联生态崛起过程中的龙头企业，更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补给。一些问题不可避免。“传统企业还没有适应互联网模式。”一位由华为跳槽至工业富联的工程师向《财经》记者说。但互联网模式真的可以全盘照搬到传统行业吗？这个答案目前没人感按下确认键。

制造业中的很多传统行业公司中层管理者只接受了工业互联网的概念，没有接受工业互联网的思维。有人向《财经》记者评价，初期确实带来的问题不少，“有大企业病，另外只想先看到成果，再决定要不要投入”。问题是，小投入只有小成果，大成果必须高投入。

原IBM中国合伙人跳槽到国内一家地产公司，担任负责数字化转型的CIO。他对《财经》记者透露，由于是最终兜底的那个人，没有一天活得舒服。“既有两个企业之间文化冲突，又有地产与CT之间的矛盾。”

传统企业在数字化升级中，始终面临先进作战工具与落后组织机制的矛盾。“当作战工具变成枪械，操作工具的人却只会把步枪像长矛一样刺出去，不滑稽可笑吗？”一位数字化转型专家这样反问《财经》记者。

李巍们相对幸运。“很多问题大领导可能扛了”。他专心做好技术，满足于骑个小电驴上班、三五好友想聚就聚的日子。他觉得，未来自己可能是个工业产品经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