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数据捕手: 游走在医院、患者、政府之间的生意

来源:《财经》杂志 2021-04-19 15:11:22

在马云尚未退居阿里二线的2018年,他总是频繁地在公开场合演讲。其中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说:“互联网这一波以后,下一波就是健康。”

彼时他相信,大数据起来以后,医疗特别是生物科技这一块会有长远的发展。

也在那一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马化腾,拿出的提案第一次紧扣医疗数据。作为腾讯的掌门人,他那时已经感受到,医疗数据的价值没有很好地被挖掘,壁垒太多。

2018年,互联网医疗烧钱达到约500亿元,是从2014年兴起后的最高点。遗憾的是,有关医疗数字化的企图和信心,也终止在这一年。

此后,这个行业投资锐减到每年不足100亿元,从业者们开始小心翼翼,试图找寻盈利模式而未果。“企业刚得到比较好的发展时机,但投资断崖式的冷了,企业可能账面上资金不多了。”互联网医疗投资人王晓岑看到的是一种资源错配。

总之,再也见不到那样不加掩饰的医疗数字化野心了。

这期间,打车行业跑出了滴滴,外卖有了美团,而烧了差不多1700个亿的互联网医疗行业,究竟跑出什么了?大家游鱼一般进入医疗领域,想捕获数据做点什么,四处碰壁,有的撞在了公立医院的保守上,有的撞到了患者隐私。

医疗,这门残酷的生意,从人类的疾病中寻找商机。2020年的新冠疫情,意外地给这个行业撕开了口子,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尝试网上看病,医保也终于同意为武汉人不得已的线上问诊举动支付,就是医院之间也因抗疫建立起的友情,愿意就医疗数据做沟通。

行业为此一震。这个口子越撕越大,现在不仅武汉,北京至少已有六家公立医院可以线上问诊医保支付,浙江省、江苏省、天津市、上海市也在疫情期间临时把一部分在线问诊纳入医保,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医疗数据流动起来。

海量数据的整合、流动,是开发医疗健康大数据重要的一环。拥有优势资源的医院或技术公司又是一轮争抢、布局,以尽可能地积累患者的健康数据和信息,希望有一天就拿这些数据做基础发展起自己的健康数字商业帝国。然而,马云没有说出来的是,“下一波就是健康”还要多久?

捕捉

“你见过上世纪40年代的病历吗?手写的。”一位从业者曾对《财经》记者描述说,40年代的人写字好看,纸质病历很漂亮。

医疗数据的从业者,经手过五花八门的病例。一位病人看病的信息被医生记录下来,存放着,到今天进入电子化的时代,以前那些纸质的还算好处理,如果是录音的磁带呢?南方潮湿的气候下,磁带存的年头太长,放久了会发黏,那数据就没了。

不管是纸版还是磁带,都得想办法处理成数据。说是数据,冷冰冰的,显得枯燥无味,但那是每个人一生经历中的一个个片段。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与疾病做抗争,医生就是那个忠实的记录者。

医生问诊患者的信息记录下来了,仅是医疗数据的一小部分。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劲平告诉《财经》记者,一个人在医院做身体检查,比如血常规,会留下若干个数值,CT片、心电图等既有图像数据,也有解读结果。从心电图中,可以看到哪些情况是心律失常,哪些情况显示心动过速,这些解读信息,也是数据。

一名患者仅做一次CT影像检查,数据量就达几十个GB。一个人的住院信息、出院信息,入院时诊断的结果是什么,病情的结局是死亡还是康复了,有没有发生合并症,这些患者信息都是医疗数据。

“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安诺析思国际咨询公司(Analysis Group,AG)执行董事吴琼曾告诉《财经》记者。这些有关疾病的记录,事无巨细积累着,每家医院都有很多。这来得太自然了,是一座能自动累积起来的“金矿”,带起一条很长的产业链。

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这些医疗数据会因为共享而创造出价值。把海量数据整合联通起来,是这条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清华大学统计学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统计系教授刘军曾对《财经》记者分析,有些规律单一数据看不出来,但将几类数据融合到一起,就可能得出有意思的新发现。

在数字时代,医院“拥金”自重。怎么从医院手里拿到数据,从业者们想了许多办法。

有的拿到数据,是基于自身的行业地位。因新冠疫情再度进入公众视野的钟南山院士,其所在的机构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最近在尝试获取更多的医疗数据。郑劲平在这里担任副院长,他告诉《财经》记者,他们自己有医疗数据,同时,也想借研究院的影响,吸引更多医疗机构的数据。

郑劲平还在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任职。这一中心已建立起呼吸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他也在尝试促成与更多医院之间的数据对接合作,希望有更多的医院、医疗中心,能与之进行数据的对接和共享,协同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郑劲平还有一个合作方——天鹏大数据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长陆广林告诉《财经》记者,要取得医疗数据,公司需要先跟医院的信息科和业务科室沟通,由医院给公司授权,才能开展数据方面的工作。

这样做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需要一家一家医院去谈判,每家需要较长的沟通时间。

因为病历的著作权属于医生,医生的著作权又属于医院的职务行为,所以病历属于职务作品,其中的数据还涉及患者个人隐私。因此,商业机构如果想对医疗数据进行使用开发,就需事先征得医院、患者等多方面的授权同意。

陆广林分析,现在做医疗大数据平台的过程是,先和当地几家比较有影响力的医院对接,进行数据和应用上的试点和部署,由第三方或当地的卫健部门进行评估和验收。在获得当地卫健部门认可后,再和医院一起去和地方政府做进一步沟通。地方政府会评估项目的可行性,而且由政府牵头推动,项目落地执行会更快。地方政府最终确定后,按照政府采购的流程标准进行。

“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也非常严谨。”陆广林说,要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可,通常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斡旋

在这个漫长、复杂的过程中,患者的信息该不该交出去,应该以怎样的方式交出去,经历了新冠疫情后,医院显得放松了许多。

疫情之前,人们出门看病,首先想着必须得“靠谱”,因此更愿意去三甲医院。大数医达创始人兼CEO邓侃观察到,疫情之后,由于人们出门变得不方便,于是更多人尝试线上咨询,并且愿意就近治疗。

2020年前三个月,一些第三方互联网服务平台,诊疗咨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多倍,处方量增长了近10倍。

三甲医院的医生们,以往每天上班都不缺病人,医院也不怎么担心收入。经历了疫情,医院管理者和一些医生的心态发生变化,与新冠肺炎关系不大的许多科室缺病人,一些医生的收入成问题。

“以前是守株待兔,现在主动出击了。”邓侃说,于是能看到今年很多医院都在做互联网医院,希望吸引更多的患者,有尽可能多的创收。

新冠疫情期间,上海13家公立医院获得了互联网医院的牌照,包括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瑞金医院等全国知名三甲医院。在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在3月上线互联网诊疗系统,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也可以在线问诊了。

动脉网统计,有146家互联网医院在今年1月-4月建成,其中公立医院有110家,占绝对的数量优势。

公立医院以往对数字化、互联网医疗的紧张甚至排斥,不是毫无理由。给人看病的机构,显然不会擅长于信息技术,更不精于信息处理。即使在一家医院内部,也存在信息孤岛的情况,这是由于医院信息化建设涵盖诸多子系统,如医院管理信息、医学影像归档和通信、移动护理、临床路径等。

医院内部的每个系统,在市场上都有很多的供应商,一家完成信息化的大医院往往采购了数十家厂商的产品,不同产品之间的数据端口和格式并不统一,难免出现数据不一致、前后系统无法匹配等问题。

医疗数据中,包含患者个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联系电话等若干隐私信息。患者的信息安全也是严防紧守的重点。

一旦出现泄露患者隐私的问题,那么负责信息安全保障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医院的还是合作公司的,都会受到问责,承担比较大的压力。与其这样,很多医院索性不提供数据,不做就不会出错了,用这种方式来避免风险。

“大家都不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医院比较在意风险,毕竟这个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问题。”王晓岑说。

但这样显然不利于医疗数据的开发和应用。

郑劲平说,医疗数据在实际使用之前,首先必须脱敏,也就是把与患者个人隐私相关的信息全部去掉,这样,医疗数据的分析只针对疾病本身,而不涉及个人隐私。与其他机构合作前,也必须签署协议,明确隐私的边界。

其实,医院进行数字化的动力,和整个医疗行业的运行逻辑一样,是政策驱动。比如疫情期间,推进互联网医疗接入医保等政策许可,让医院胆子大了一点。

在很多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纳入医院院长三年的KPI考核中。有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至少在一些一线城市的医院,已经有这类消息,如果医院以后没有配备互联网医院的相关内容,可能会影响医院的评级。这种行政力度,也促进了互联网医院的普及。

重拾机会

“其实业态没有什么新鲜的,今天的在线诊疗也一样,天底下没有新鲜事。”王晓岑说。与任何一门生意一样,交易双方要么赚到钱,要么得到资源。这一行也是一样。

整个互联网领域大量吸引投资,大概是近十年间的事情。王晓岑分析,十年间,其他行业跑出了很多知名的独角兽企业,但互联网医疗行业同样烧钱却跑不出独角兽,最重要原因就是它受到政策反复碾压的机会,要比其他行业多很多。

这些钱烧在了很多地方,尤其是烧在政策的反复调整。2017年之前,政策多鼓励互联网医疗,但其后,出现政策反复,比如要求撤销部分互联网医院、取消了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第三方)审批等。

烧钱过后,能盈利的还是几乎没有。唯一一次是,2016年互联网医疗头部企业微医CEO廖杰远宣布公司盈利了,但迅速遭到质疑,被指责公司财务数据不够严谨。

另一家被投资方青睐的是平安好医生,在2016年融资A轮5亿美元,第二年又获软银投资4亿美元,终于在2018年港股上市,然而还是个烧钱企业,逐年亏损。同在港股的阿里健康(00241.HK),也是持续亏损。

2020年,经过新冠疫情,人们重拾对医疗行业的重视,这些线上医疗企业似乎又有了发展时机,但是很多投资人已经离场,没有热钱涌动,即便头部项目也活得很辛苦。

微医上一次融资发生在2018年,Pre-IPO融资5亿美元,估值达到55亿美元。可是,传出上市消息已经不止一次,至今仍徘徊于股市的大门外。

2020年将要过半,其他同类公司获得融资的声音少之又少——这类消息在以往可是大家最乐于分享的。

一些外部公司也尝试加入,但目前还没有溅起水花。诸如字节跳动在2020年5月全资收购了百科名医网;美图在2月上线了互联网医疗项目“美图问医”;搜狗2019年披露过,已经取得了互联网医院牌照。

新冠疫情算是一个契机。腾讯旗下的企鹅杏仁集团,疫情期间开通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业务,因此积累很多数据。企鹅杏仁集团CEO王仕锐告诉《财经》记者,借助这些数据,优化算法,可以帮助线下提高确诊效率。

这意味着线上医疗的领地依然有想象空间。

但是在这场利益交换中,医院应该提供多少数据、什么样的数据,一直边界模糊。

多位从业者认为,数据公司可以使用一部分数据,但不拥有数据;医院或患者,谁真正“拥有”医疗数据,全凭从业者依照自己的理解行事。

2016年行业初始时,时任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在公开场合说,一个人所有的医疗数据,是属于他的个人信息,国内采取的方式是集体决策,不与患者商量就将数据分享出去。究其原因,如果每份数据都考虑患者个人的意愿,那这个流程就太慢了,数据使用的效果很难实现。

在邓侃的理解中,原始数据,包含患者所有信息,仅限于在医院内使用,不可以外流。“即便是使用医疗数据,场景其实也严格受限。”他说。

去除了患者隐私信息的数据,比如分析咳嗽与肺炎之间的关系、与肺癌的关系,这类与个人信息无关的数据,邓侃认为可以拿到院外使用;比如训练辅助医生的“助手”工具,但前提也是先得到医院的授权。

把到手的医疗数据,进行分析加工后,还给患者,也是一个非常繁琐的技术活,且有隐患。段涛分析,后续患者一旦出现任何病况,医疗数据可能会给他带来自我恐惧的心理折磨。

从业者们正在摸索规律和共识,哪些是隐私的红线不能触碰,哪些需要先经过医院授权,哪些数据必须得先 “脱敏”,这些都需要一一辨识,逐渐制定出一套规则。

如果规则清晰了,多数人都愿意遵从。不过这个领域争议太多,仍困扰着从业者,而外部世界在短短四五年间,新的业态不断迸发,速荣又速朽,如瑞幸咖啡、共享单车。线上医疗好像不在同一个时空里,走得平稳且犹豫。人们对医疗的需求,是高频还是低频?形成一个走得通的盈利模式了吗?扮演着什么角色?2020年快过半了,从业者们仍在思考着这些问题,一如几年前。

赵天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