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波疫情时，我还有点资金和存款，再加上政府出台了减免房租的政策，就扛过来了。但这第二波疫情，我已经没什么信心了。”北京的餐饮业者朱易谈起6月北京市第二波新冠疫情对餐馆经营的影响，他坦言：“可能是致命的，愁啊。”
朱易到北京已有30多年，在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经营着两间饭馆，一间做快餐，一间做涮肉。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5月中旬后，他的餐馆又逐渐有了人气儿。然而，好景不长，6月11日，北京新发地市场疫情暴发，疫情管控又再次上紧了弦。“之前大家可能以为正常了，餐馆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已经恢复六七成了，基本上能把员工养住。但是也就十来天，第二波疫情又来了，一下子生意又滑到谷底。”朱易说道。
朱易所在的餐饮业，是在新冠疫情中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增加值同比下滑幅度居前三，分别下降35.3%、17.8%、17.5%。
这一现实的背后意味着一大波人丢失“饭碗”。餐饮所在的第三产业，是目前中国主要的劳动力就业领域。根据人社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分别占25.1%、27.5%、47.4%。
中国原本近几年已步入经济下行通道，再与疫情效应相叠加，使得就业形势空前严峻。
2020年2月到5月，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6.2％、5.9％、6％、5.9%，均远高于2019年末5.2%的水平（2019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0%－5.3%之间），达到了自2018年使用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取代登记失业率以来的高值。
2018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从“六稳”到“六保”，就业首位的意味不变。
解决就业问题的着眼点在哪里？《财经》记者从各方面了解的情况汇总来看，稳就业、保障失业人员生活成了当下政策减少失业率上升影响的一体两面，也就是说，相关扶持政策必须一手救助企业，一手为失业人员提供社会保障。
新冠疫情发生至今，财政、税收、社保等方面不断加码扶持中小微企业，保障失业人员生活，如何让政策扶助的网络触达社会的毛细血管，并顺畅融入经济复苏进程，是保就业的关键所在。
保就业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场持久战。中国保持稳定和发展，此战必须打赢。
就业压力有多大
2019年底，朱易将餐馆重新装修，盼望着店面开张的他怎么也没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之下，店里的崭新摆设迎来的是一波冷清。
“两间餐馆各约200平方米，每个月共需支付12万元房租，加上20名员工的薪水、原材料、水电等，每个月的成本大约在25万元左右。”朱易合计。
经营羊汤馆的石帅与朱易一样面临着压力。“疫情期间没有生意的时候，羊汤真是没少喝，一天三顿，我都胖了七斤，就为了不浪费食材，减少损失。”石记羊汤馆鼓楼店的厨师长说。
石帅在北京经营着四家连锁羊汤馆，二环至五环各有一间。在第一波疫情期间，他购买羊肉的价格上升了近三分之一，加上房租、员工薪资等成本，无奈之下，他将菜品的价格都上调了1元钱。
根据商务部的监测数据，截至3月底，全国餐饮企业复工率为80%左右，明显低于其他行业。没有复工也意味着，企业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还要持续负担员工薪资、房租等各类成本。
为了降成本，对于餐饮企业来说，最直接的做法便是提高菜品价格、裁员或降薪。然而，石帅坦言：“没考虑过克扣员工薪水，降低员工薪水最后影响的可能是菜品的质量。我也是辛苦打工走过来的，每个人都不容易，我更不会在这个时候解雇员工。”
每间羊汤馆的标配是10名员工，尽管有数名员工因为疫情管控措施等原因决定不再返京工作，但石帅并不考虑再招聘新人，“店面能不亏损就很好了，就是大家多辛苦一些，以往10个人完成的工作，我现在尽量用8个人。”
羊汤馆没有倒下，对于那数十名雇员，则意味着岗位和收入还在。然而，很多人并没有那么幸运。
根据有关方面的初步统计，在此次疫情中，全国各地倒闭的中小企业以数十万计，使得上千万的就业岗位一同消失。据天眼查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大陆有超过46万家中小企业宣布倒闭，其中逾三分之一营业不足三年。
从产业领域来看，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当属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服务业具有‘即时性’特征，没有消费就没有服务提供，也就没有岗位和收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则面临订单损失和刚性成本支出等多重压力，劳动力成本是主要的经营成本，厂房、房租和银行利息是固定支出，现金流脆弱的企业将面临倒闭，加大失业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程杰表示。
以纺织业为例，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4月的一次调查显示，85.7%的企业反映订单不足，57.1%的企业遭客户取消订单，70.2%的企业出口订单量不到正常情况的50%。而根据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纺织工业就业人员达1103万。
从需求来源看，出口形势依然严峻。尽管目前中国已基本实现复工复产，但商务部6月中旬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20年春季）》显示，3月以来进出口降幅有所收窄，但国外疫情仍使未来出口形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而商务部部长钟山2019年10月表示，外贸直接、间接带动就业人数1.8亿左右，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20%以上。
企业的生存或死亡，背后关系的是人们的饭碗能否维持。当下，就业形势无疑严峻，但到底有多严峻？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5月，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相较4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关于整体失业人数的计算，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曾向《财经》记者表示，准确的计算方式是以城镇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之和乘以城镇调查失业率，所得即为整体失业人数。
结合2019年末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约4.4亿的数据计算，2月－5月，全国城镇失业人口规模大约在2500万至2800万之间。
但是，由于城镇调查失业率未能覆盖大量灵活就业、个体经营户和绝大部分农民工群体，加上摩擦性失业等因素，实际失业人数可能比统计报表中的数字高得多。若以劳动年龄人口计算，则失业人数多达5000多万。
“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约24%，此外，还有约2.6亿的农民工，其中1.7亿农民工外出就业，由于流动性强，这部分人群难以纳入统计，而他们的就业受此次疫情影响最大。”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分析。
一方面是群体庞大，但具体数量尚无法准确掌握的失业人口，另一方面，还有更多求职人口将进入劳动力市场。7月到8月的毕业季已至，874万应届毕业生的规模创历史新高，相较去年增加40万，而他们将面对“最难就业季”。
熬过最难就业季
6月底，伍青从中山大学新闻系毕业，谈及疫情期间不顺利的求职经历，她戏言：“我等回复等得都快佛系了。”
由于大多数媒体的校招大多在春季举行，受疫情影响，伍青的求职路显得漫长。“从去年我就开始留意合适的岗位，但今年的笔试、面试战线拖得太长了。我在1月参加了南方报业的首轮笔试和面试，1月底收到二面的通知，二面正常是3月开始，3月后就可以陆续发offer（录取通知）了。但今年的二面一直拖到了6月，7月上旬才发布录取结果。”伍青说。眼看着心仪的媒体面试流程一直没有进展，伍青还投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青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等十多家媒体，“反正看到的都投了，增加入选的概率”。
今年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伍青的经历并非个案，但凡在秋招中未拿到offer、考研失利的应届生，在今年春招都会面临招聘流程冗长、企业缩招乃至简历石沉大海的情况，有的还遭遇企业毁约，撤销offer。有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大学应届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只有23.5％。
应届生们除了海投简历，每天查看邮箱和官网，焦虑地等待回复，别无他法。
企业也是一肚子苦水，由于疫情，大规模的线下招聘会改为线上宣讲和面试。李凯就职于一家科技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在今年的春招中，她独立承担起了公司研发岗的所有校园线上招聘。
“线下招聘的话，基本上午摆摊，下午笔试和面试就都能完成。线上招聘的整体流程就拖得比较长，一方面是学生面试日程安排的很满，难以约到合适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我们公司的面试官主要是部门负责人，取消线下招聘就意味着他们没法拿出一块完整的时间用来招聘，由于他们平时工作很多，因此原本约定的面试时间也常变动。”李凯说。
此外，疫情之下前路不明，企业招聘更为谨慎。李凯坦言：“去年只要能及格的我们就发offer了，但今年我们更强调择优录取。”
柳文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在美国留学两年后归国，即使本科院校属于加分项，但今年在求职过程中，他也深感竞争激烈：“只能说企业选了更强的，那就没我什么事了。”
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联合智联招聘发布的《大学生就业力报告》，自3月应届毕业生进入春季招聘市场，供需矛盾凸显。该报告提到，在新冠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综合影响下，与去年同期相比，二季度大学生招聘需求人数减少了16.77％，但求职申请人数增加69.82％。
为帮助毕业生就业，各方都开始想办法。比如，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向校友发出求助信。其中提到，截至5月25日，该学院本科生就业率为35.17％，其中签约率仅为14.48％，研究生就业率为48.53％。为此，学院呼吁校友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资源。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让大学毕业生成为不断线的风筝，今明两年都要持续提供就业服务。稳住现有就业岗位，也要创造更多新岗位。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可以注意到，此前教育部罕见地提出，招收40多万毕业生补充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队伍。
此外，“特岗教师”计划今年招募规模将达到10.5万人，增加5000人；“三支一扶”（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拟招募3.2万人赴基层。
此外，延缓部分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亦是降低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举措。在决定扩招研究生18.9万人，专升本扩招32万人后，5月底，教育部明确，自今年起在普通高校继续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当年毕业的应届本科生以及近三年毕业目前尚未就业的往届本科生均可报考，学制两年，毕业时按当年应届生身份派遣并办理相关就业手续。
“经济不是线性发展，两年后或许国内经济度过了低谷期，也可能会有新的增长，应届毕业生暂缓就业、继续升学亦是这个时期降低失业率的一个途径。”杨伟国对《财经》记者表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认为，研究生扩招、第二学位教育是为降低大学生失业寻求解决途径，但规模有限，解决就业的关键还是在民营企业。“一类岗位会匹配适宜的学历水平，盲目抬高学历其实会带来成本的增加，也会使更高水平的教育贬值，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还是要找对路子，根本在于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储朝晖说。
保就业要先保企业
实际上，各类企业均在设法自救，各自出招。每多一家企业活下来，不仅对企业所有者意义重大，更是对全社会的就业多了一份贡献。
坚持不降薪、不裁员，石帅在开发新菜品上动起了心思。除了每日主要的就餐时段服务于常规顾客外，在闲时，他开发出了针对外卖骑手和滴滴司机的工作餐。“开发新的菜品，再加上我比其他店略低3元-5元的价格，顾客的反馈不错，第一波疫情恢复期，门店外卖订单就上涨了30%以上。”石帅说。
除了餐饮业，影视文娱产业亦是此次疫情重灾区。青柠微影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青柠微影）主要业务为点播影院，与传统的电影院大厅观影不同，点播影院主要是打造私人观影包间，强调社交、聚会属性。
预见到疫情将带来长期影响，青柠微影CEO刘志明果断决定进行暂时性的人员工资调整，做“长期抗战的准备”。“那么多企业倒闭的原因是现金流断了，所以我必须先保证手里有足够的资金。当时我发了一封全员信，告知员工，在业务没有恢复正常水平的情况下，所有员工包括高管和我本人，每月只拿3000元底薪。”刘志明告诉《财经》记者。
当然，刘志明比其他企业经营者幸运得多。3月，青柠微影与山东省寿光市国营机构金投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得到寿光市政府3000多万元的投资基金。“此后我放松了许多，到了4月，除了高管只拿一半薪水，普通员工薪资如期正常发放，并且补上了此前暂缓发放的部分，而现在已经给全员正常发放工资了。”刘志明表示。
中小微企业忙于自救，部分头部企业则在立足自身的情况下，忙于扶持上下游产业，“不保上下游，自己也难保”。
今年春节后，“手撕员工减薪联名信”让老乡鸡这一餐饮品牌为更多人所知，老乡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束从轩在视频里承诺，即使卖房卖车，也要确保约1.6万名员工“有饭吃，有班上”。
老乡鸡为安徽连锁快餐品牌，束从轩向《财经》记者表示：“倘若疫情没有反复，老乡鸡在此次疫情期间大约损失5个亿，与起初的预估一致。”
老乡鸡是打通“养殖—中央厨房—餐厅销售”这一全产业链模式的中式快餐企业，这意味着，老乡鸡除了面对客户，还需直接对接原材料供应端，即养殖户。
在疫情初期，除了餐厅销售不如以往外，老乡鸡对接的养殖户们也面临着不少难题，一是疫情导致饲料断供，二是销售下降导致供过于求，不少农户面临收入压力。
“我们当时决策和反应蛮快的，一是鸡要保证如期收购，并且现金结算；二是对于收入困难的养殖户，我们还借了他们一些钱，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其实我们自己压力也很大，但是抵抗风险的能力比农户强，我就觉得应该拉他们一把，营造利他的企业氛围。”束从轩说。
收购来的鸡并没有在销售端滞留，老乡鸡想出了“百万鸡汤免费送”的活动，意在行业低迷期先赢得消费者赞誉。据束从轩介绍：“目前各地店面的经营恢复情况良好，其中上海、安徽已全部恢复，南京地区的经营情况相较去年增长了20%。我们已经开始盈利了。”
谈及今年规划，束从轩表示，2020年要加速全国市场布局，从既有的800多家分店突破1000家，预计新招5000名员工。
回顾此次老乡鸡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束从轩坦言这对企业发展是重要的一课，他总结了自己的几条心得。
一是以长期主义的眼光发展事业，“做餐饮一定要坚持顾客为首位的价值导向，要注重软实力的打造，营造利他共生的企业氛围。手撕联名信对于老乡鸡是很重要的事件，因为那个事件将所有老乡鸡员工团结到了一起。”
二是主动应对危机和商业环境的变化，“以后消费者对食品卫生和安全的诉求，一定会比过去强烈，在这一块一定要做到极致。此外，销售转向线上也是趋势，企业应该要及时变革，例如受到欢迎的社群营销、直播带货等新的方式。总之，我们再难回到从前了。”
一边是企业自救，另一边，政策亦不断加码对各类企业的扶持力度。在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相关的财政政策颇为亮眼。
2020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等“六保”上，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在5月28日的总理答记者会上，李克强再次强调，相关资金中央一点不留，省里也只是“过路财神”，这些钱要全部落到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落到社保、低保、失业、养老和特困人员身上，建立实名制，有账可查，决不允许做假账，也决不允许偷梁换柱。
让毛细血管燃起生机
“保就业”的关键是什么？业内的共识是中小微企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12月18日发布的数据，2018年末，中国共有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1807万家，比2013年末增加966.4万家，增长115%，占全部企业的99.8%。其中，中型企业23.9万家，占比1.3%；小型企业239.2万家，占比13.2 %；微型企业1543.9万家，比重最大，为85.3%。
从提供的就业岗位看，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空间最大。2018年末，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人员2.33亿人，占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79.4%。
然而，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基数巨大，但资金链易断裂，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较弱，相应的，在此次疫情中所受冲击也就最大。
根据2018年第四次经济普查，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业中个体就业占比均超60%，分别为76.0%、75.1%、61.6%，三大行业个体就业合计占非农个体就业的约三分之二。也就是说，中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主要分布于第三产业，所处产业特征和本身抵御风险能力弱交汇，使得这些经济主体在本次疫情中更是风雨飘摇。
政策并非没有关注到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重要性。除了此前的减税降费、阶段性减免社保费、返还失业保险外，近日，部分扶持政策实施期限再次延长。
6月下旬，人社部、财政部、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省区市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延长执行到2020年12月底；此外，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继续缓缴社会保险费至2020年12月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此外，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要求提高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在金融博物馆成立十周年的系列访谈中，《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与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北大教授周其仁和经济学家薛兆丰对话中便谈到中小微企业贷款获得性的问题。王巍提到，融资进不了中小微企业的一大原因是缺乏中小银行这类融资渠道的毛细血管。“主干道始终畅通，不需要支架，问题是毛细血管死了，所有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都变成农商行和城商行，转变成大银行。是否应该通过这次疫情，考虑这些微观基础如何改造？”
除了扶持政策，官方层面亦尝试通过适当放松管制换取经济发展空间，在全国两会期间火起来的“地摊经济”让城市街道逐渐升起烟火气。
地摊经济的一大特点是经营成本低，对于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短期就业群体为一大利好。而短期就业群体以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为主。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2.9亿，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7500万人跨省务工。这些工人大多分布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中小企业。因这类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农民工受到的打击更为直接，部分农民工不得已返回家乡，截至3月6日，仍有5200万农民工滞留家乡未返工。以2018年人均月收入3721元计算，未返乡的5200万农民工所造成的收入损失总计近2000亿元。
成都率先迈出了发展“地摊经济”的步伐，制定出台“五允许一坚持”服务措施，开放街道就业，让城市活了起来。在5月28日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开点赞成都做法，“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
随后，浙江、江苏南京、四川彭州、吉林长春等地陆续出台指导意见，为地摊经济松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一个人摆摊，背后可能是一家子人。其他城市应向成都学习，开放街道就业不能仅作为临时性措施，还应成为新常态。
此外，疫情管控措施亦间接推动了线上产业的发展，包括新兴信息技术、数字消费、线上体验等产业，其衍生的零工经济显得活跃。根据美团公布的数据，1月20日至3月18日，美团新注册骑手33.6万人，这些新注册骑手半数以上为本省居民。据李克强介绍，新业态大概容纳1亿人就业，零工经济大概能容纳2亿人就业。
社保须兜底防风险
如果说保企稳岗是保就业的一手，那么防范化解失业风险的另一手便是强化社保保障。
目前，涉及失业救济的资金主要来自社会保险体制，即失业保险金，此外还有失业补助金、价格临时补贴和一次性生活补助等。4月10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失业保险司司长桂桢介绍，截至3月底，全国已经向230万名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93亿元，代缴医疗保险费20亿元，发放价格临时补贴6亿元，向6.7万名失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发放了一次性生活补助4.1亿元。
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全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284亿元，支出1333亿元，年末累计结存4625亿元，相较之下，目前失业保险金支出并不多。
“无论是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还是救济金给财政带来的压力其实都不算大，原因在于中国整个的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系统，瞄准的都是正规就业人员，大量非正规就业的人并未覆盖，例如个体经营户、灵活就业人员等。此外，失业保险的参保率并不高，2018年底，城镇就业人员中仅有约45%参加失业保险，一半都不到。”王震告诉《财经》记者。
6月底由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指出，在就业遭遇困境的同时，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数却大幅下降11.45%，失业保险与失业率脱节。这说明失业保险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兜底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失业保险的制度设计不完善：一方面是失业保险的瞄准精度不够：以2.9亿农民工和7800万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为代表的高失业风险人员还较少被失业保险所覆盖。另一方面，领取条件过于严苛。
如何捕捉到相关群体，让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相应救助能够快速地触达这类人群？王震建议，传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护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员工的治理链条应该转变，变为政府、到社区，再到个人的模式。“为何此次疫情管控能具体到个人？社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社会保障体系治理链条可从中获得启示”。
程杰则提出探索建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即无差别地向全体公民提供无条件的现金保障。这似乎又是一项关乎政府“钱袋子”是否充裕的提议，然而程杰表示，只要政策方向可行，可不必过多探讨财政是否能兜住的问题，只要按照现有的财政和经济体量，将制度建立起来后，遇到相关风险时，再考虑以多大财政力度提供救助。
也就是说，这个制度设计主要解决的是如何触达真正失业群体这一难题，例如在统计数据上不算失业，但其实有效劳动时间很短的群体，这类人群可能是潜在需要救助的，以往很难捕捉到。至于财政能救助到哪个水平，是与经济体量相关的。“经济低迷时，救助水平就低一些，量力而行。这与基本养老保险的逻辑是一致的，养老金的保障水平也不高，但它的意义在于，当碰到风险冲击时，这个工具会给你提供一种选择，当它成为一种可能的时候，再考虑用多大的财力去支持，具体支持哪类人群。”程杰分析。
保就业是一场持久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月-5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460万人，与上年同期相比少增137万人。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5.5％以内。
尽管与2019年和2018年相比，新增就业目标和失业率目标有所调低，但结合GDP的数据表现，形势并不乐观。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1月至4月主要经济指标仍处在下降区间。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就业压力不容小觑。
多名学者向《财经》记者表示，中国今年应当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但“保就业”压力将会持续释放，短期内难以全面缓解。
前述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指出，纵观2020年全年，就业压力都会较大，因为测算表明，要满足现有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需求，经济增速仍需维持在4.5%左右，从目前情况看，难度太大。即便在未来1年内疫情得到控制，源于从经济复苏到就业复苏有一个滞后过程，就业困境仍可能会持续2年左右时间，因此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程杰向《财经》记者表示，保就业、扶持中小企业，这个政策方向是很明确的，但中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的数量很多，也很分散，这给相关的扶持政策落实到其瞄准的方向带来不少挑战。
以房租减免政策为例，石帅的连锁羊汤店从疫情至今只闻其声，目前他还在打听房租何时能减免的消息。
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现象并不少见。
一些地方在优惠政策制定和落实的过程中，有的成一纸空文。新华社3月发布的报道称，在中部某省，为鼓励业主为租户减免租金，省级政府提出“属地政府可采取适当方式给予补贴”，市级政府表示“县区政府可采取适当方式给予补贴”，但到了县里只剩“鼓励”，没有具体补贴方式。
有的层层缩水。在援企稳岗方面，国家和省级层面都要求对于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人社部还放宽了“少裁员”的标准。但在有的地方政策中，享受失业保险费返还政策的范围被限定为“不裁员的企业”。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获得感，说明政策触达目标群体存在困难，这些年政府在政策落地上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减税降费便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我觉得应该考虑如何让政策更踏实的落地：即建立一个怎样的机制，让我们的政策，尤其在受到外部突发性冲击的时候，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实现普惠的覆盖。”程杰表示。
结合疫情影响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综合考量，保就业或是一场持久战，应做好长期准备。“以扩大消费需求、释放前期积压的消费潜力为重点，通过保持经济增长、稳定就业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整要充分考虑调查失业率变化，当失业率出现较大幅度上升并触发警戒线时，要自动启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工具。”程杰表示。
对于可能遭受疫情严重冲击的特定行业、区域和群体，强化定向扶持政策，防范局部性大规模失业风险。程杰建议，除了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信贷支持，适当延长社保缓缴期限外，应为疫情恢复后的前期积压消费反弹和生产“抢工”补救做好准备，营造必要的宽松环境，在市场监管、环保检查、劳动监察等方面适当灵活一些。
智联招聘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尽管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陡然下降，但健康产业、线上业务蓬勃崛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就业的职业与行业、内容与形态，提供更多常规之外的就业。
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刘燕斌撰文指出，应将支持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作为稳就业的重要抓手。抓紧清理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性规定，如取消从事网约车工作的户籍限制和车型要求过高的规定，在治理环境、城市功能升级时，优先安排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岗位。
同时，加快完善鼓励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体系。明确新就业形态概念，确定有关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培训补贴、社保补贴政策的支持范围。探索适合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社保服务方式和劳动关系调节机制。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朱易、任青、柳文、李凯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