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概念总是成对出现，大家从小就习得了一套看待世界的概念框架。而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套叙事概念当属从小学习的革命叙事。自然，与革命相对的概念则是反革命或反动。众人往往赞颂革命，唾弃反动。

原因在于，革命往往意味着制度层面的革新，用俗话说就是意味着进步。现代社会是一个歌颂革命的社会，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当下存在于世的政府无一会反对革命。更深层次的理由在于，现代的革命往往意味着实现一些理想愿景；尽管这些观念会被利用，也会有很多罪恶假借其名义而施行。

基于“革命”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人们很自然会更关注革命。于是，就像马克·里拉所言，搜寻世界上任何一座成规模的大学图书馆，你都能找到上百本由世界所有主要语言写成的有关“革命”这一概念的书。而关于“反动”这一概念的书却寥寥无几。这似乎也从侧面说明，“反动”和反动者似乎并未对现代思想做出明显的贡献。

但出于学者的好奇，里拉零散地搜寻了一些与“反动”这个概念相关的作者，由此写成了《搁浅的心灵》一书；而国内学者、里拉的朋友林国华则写作了《灵知沉沦的编年史》与之对堪。

问题在于，里拉所考察的反动者本来是与革命者相对而言的概念，为何到了林国华这里，就成了灵知主义者？

“灵知主义者”与“反动者”

里拉在其《心灵》中并没有过多谈论“灵知主义”这个概念，他谈得更多的是“反动者”这个概念（灵知主义者在其书中仅出现数次）；但林国华在其对《心灵》的评述（即《灵知》）中却主要梳理了“灵知主义”的来龙去脉。那么，这两个概念的关系究竟如何？

在马克·里拉的论述中，反动者就是与革命者相对而言的那群人。但革命是现代事件。可想而知，革命不仅需要“发明”美好的社会愿景（民主、自由等一整套社会建制），而且还需要物质层面的担保（能够支撑制度——具体而言，比如各种“权利”——得以实现并且不断前进的“生产力”）。在一个前现代社会中，民众更多会因为生存问题起而抗争，进而利用现有制度为自己谋利，他们并没有革新社会制度的观念和物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与革命叙事一道产生的反动和反动者也仅仅是个现代现象。

但在林国华等学者看来，似乎“反动者”古已有之，其概念所指便是林笔下的“灵知主义者”。此外，与革命的进步叙事相反，林认为“反动”“负典”等概念支撑起来的“灵知主义”是“卓尔不凡的”，他们因为做出了“正统派没有看到或者有意遮蔽的爆炸性发现、直觉或神秘启示”而受到迫害。

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大概可以整理出与“灵知主义”相关的一些关键概念：反动、负典、直觉、神秘启示、被压迫等等。这些关键词大致勾勒出了“灵知主义”的基本线索：他们是一群被正统主流叙事压迫和排斥的“难民”，他们自诩为“精英”，认为自己通过直觉或神秘启示等方法获得了神圣真理。

根据我们的理解，“灵知主义者”颇似一群怀才不遇之人。但怀才不遇的人有可能真有才，也可能只是发发牢骚，然后佯装自己很有才华而已。于是乎，“灵知主义”也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庸俗不堪的大众化神棍邪教，另一个则是最具理想主义思辨气质和重度精神洁癖的神秘知识论。

但问题在于，“灵知”一词来自希腊文“Gnosis”，意为知识。然而，“灵知”并不等同于希腊哲学所指的经由理性获得的对象。灵知，顾名思义，是关于灵的知识，灵知首先指关于神的知识，人获取灵知的唯一方式便是启示，启示的奥秘无法用人类理性论证。当然，灵知在“现象学”意义上指专为精英所保存的那种关于拯救的神圣奥秘的知识。

此处存在一个知识论难题，即对于那些直觉体悟、神秘体验，我们甚至都无法将其对象化，进而也无法对其形成概念，人到底通过什么方式获取并谈论它呢？一个经典的疑难是美诺悖论，我们该如何寻找和识别那些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神秘）知识呢？一个经典的结论是，真正的神秘主义者只能选择沉默。但“灵知主义者”仍然“强说之”，他们以“讲故事”的方式谈论自己“悟”到的“真理”。

进一步，真正的通灵之人和神棍又如何区分呢？就像日常语境中的某些“正宗”思维一样，在缺乏一套可以重复再现的规范的情况下，我们难以确定何谓正宗；大概最终就是谁年纪大（有历史）、谁懂得抓住人心的弱点“说服”人，谁就是正宗，比如老年的算命先生，等等。

我们姑且退一步，承认“灵知主义者”是一群失意的精英或者贵族“难民”。私以为，这群落难的贵族自己去追求自己的真理和理想世界即可，大可不必否定和批判人世间的俗人俗事。

另外，根据里拉的论述，反动者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十分怀旧。为了突出反动者的独特性，里拉声称，反动者并不是保守主义者。里拉写道，反动者已不为现代的谎言所感染，他能看到的是无比辉煌的过去，并同样为此感到激奋（《心灵》，第8、9页等处）。怀旧是保守主义者的典型特征，但里拉并不承认反动者就是保守主义者，个中缘由并不清楚。

从概念的外延角度讲，我们可以说，反动者这个概念只是一种隐喻，它指的是与社会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人，而灵知主义者只是其中的一个支流而已。根据学者的研究，灵知主义者自古便有，而里拉在书中谈论的“反动者”却局限于现代社会，理由恰好在于，里拉是在现代“革命”意义上谈论反动者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姑且可以把里拉在书中提到的“反动者”视为反对现代社会的人；是在这个意义上，林的著作过于借题发挥了。

在众多的反动者中，后现代主义者思想家算是独树一帜了。反动者反对的是现代社会，那么，现代社会如果有任何所谓的“危机”，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批判的机会。

危机与反动者

危机让人反思。残酷的一战、二战让众多知识分子看到了“文明的危机”，正是这种危机意识让他们不断地反思文明的进程是否合理，从而也让他们成为里拉笔下的“反动者”。在里拉的笔下，直接受到危机意识影响的反动者包括沃格林、海德格尔等人。

对海德格尔而言，危机始终是激发他思考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起点，美国学者班巴奇对这个问题做出过系统论述。“危机”意识是那个年代的学者的普遍意识，根据班巴奇的研究，那时的思想家不仅认为文明本身出现了危机，而且数学、物理学、哲学等等各种学科中都出现了危机；克服危机自然成为他们的使命。

海德格尔选择的道路是以词源学的方式返回古希腊，进而探求对“存在论”的不同理解，他试图在这种不同理解中解决“危机”。我们且不说海德格尔对希腊语的另类翻译会冒着教希腊人学希腊语的风险；单就“关于存在的开放式思考”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被历史地放弃了而已。

面对事情本身以及去除科学理论的影响等思路都是不错的美学想法。说它们是审美，主要理由在于，事物可能的确如海德格尔而言有着多种存在方式供我们理解；但自然科学理论式的理解世界也不是一来就摆在人面前的，它是在跟其他各种关于存在的思考方式的不断博弈中逐渐成为主流（主宰）的。

在审美面前，人类的生存显得更重要，而生存首先就要认清现实。与“关于存在的开放式思考”相比，哲学-科学、认识论等思考存在的方式毫无疑问具备存在论层面的优先级。只不过，海德格尔说我们遗忘了存在仍有其意义。我们的确是遗忘了，只是这种遗忘有其合理性。

后现代思想仅仅立足于现代思想之上才得以成形，才有其存在的意义。正如赵汀阳所言，后现代思想毋宁是现代社会的自我反思，它寄生在现代社会之上。当然，现代社会发展至此，我们当然需要捡起被历史地遗忘了的美学思想，这种审美更多是人类对世界、对其他物种以及对自身的责任。

同样地，里拉在书中提到的其他反现代的反动者们也都有类似于后现代主义者的想法。比如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同样认为现代社会出现了问题和危机，返回前现代社会才是正途。但现代社会是朝向未来不断“进步”的，很多人忘了，进步本身就是在展开无限的可能，进步本来就是在克服各种社会问题。而海德格尔所谓的“危机科学”后来仍在不断发展，而且相关科学家也并不觉得真有什么危机。

有人天生敏感，这并不奇怪，他们的确能看到事物的更多面相。现代社会能够容纳这些不同的想法，持有这些审美式想法的人也并不必然成为反动者。

现代社会真正的“危机”

后现代的解构并没有多少力量，或者说，它要依附于现代社会才能显出其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后现代与现代是协同进化的关系。如果说现代社会真有什么“危机”的话，那也仅仅在于：现代社会建立在无差别的、天赋人权的个体之上，这种平等是个人层面的，而非群体层面的，试图把个体平等“过渡”到群体层面，进而认为（地方的）文化与（普遍的）文明等价才是现代社会真正的危机所在。换言之，现代社会有能力供养各种地方文化，它们作为审美存在也是极好的，但要当真就会造成现代社会的自我挫败。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