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是多是少？有红利还是存危机？
5月11日，在比原计划推迟一个月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人普”）公报正式发布，围绕着上述问题掀起新的讨论。
七人普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与2010年的六人普相比，增加7206万，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
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此外，家庭户规模变小。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1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不到3人。
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低增长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长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低增长阶段——也就是目前所处阶段。
多名学者向《财经》记者表示，尽管中国的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长，但出生率整体呈下降趋势。有受访者称，中国将在2023年全面放开生育，但《财经》记者据此问询多方人士，对方均称并未获知相关信息。
人口的分析维度一般包括总量、结构、分布和流动情况。全国人口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七人普于2019年10月开始部署，2020年11月1日零时正式展开。
回顾过去十年，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从农村人口市民化，到2020年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以及到了2020年的统计节点，超大城市北京户籍人口出生数创下十年来的新低，同比减少24.32%。每个具体事件或者政策都是观察人口问题的剖面。过去十年人口形势发生了什么转变？又如何应对下一个十年？
人口低增长时代
从2011年到2020年，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对比两次人口普查，方得窥一二。
2011年，六人普数据发布后，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如此描述2000年到2010年的生育情况：“这10年相对于上一个10年少生了5600多万人。这意味着我们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和执行，人口总量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们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就是因为人多，自然环境压力大，所以人口控制得好，我们资源环境压力就比较小，为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创造了好的条件。”
十年后的2021年，现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描述生育情况时，说辞有了微妙转变。“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宁吉喆在答记者问时表示。
为何官方说法从“控制人口”转变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从人口结构考察，七人普数据显示，中国少儿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深。据宁吉喆介绍，中国0岁－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15岁－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0岁－14岁、15岁－59岁、60岁及以上三个年龄段的人口比重分别上升1.35%、下降6.79%、上升5.44%。
但是，少儿人口的比重上升并不代表出生率上升。“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二是适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造成的相对上升；三是2011年前瞒报的‘二孩’，在全面放开‘二孩’、社会抚养费降低后申报户口。因此，以年龄别数据来判断更准确，例如8岁、6岁、4岁有多少人，这更能反映实际出生率。”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翼对《财经》记者表示。
多名学者向《财经》记者表示，尽管中国的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长，但出生率整体呈下降趋势。
一般而言，考察人口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是总和生育率，也就是育龄妇女的平均的生育子女数。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1）以上还是以下，成为考察人口的生育水平高低及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的重要标志。如果在2.1以上，人口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出现人口膨胀，反之则会出现人口萎缩。
“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宁吉喆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
据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介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8.8亿人，与2010年相比，16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一般而言，考察劳动力人口情况不仅看总量，还要看结构。劳动力人口总量还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劳动力比重下降将成为一个趋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财经》记者表示。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同时，老龄化在加深。七人普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总人口的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占比上升5.44%。与2000年即五人普相比，上升8.37%，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加快。
宁吉喆表示，2020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4.1亿人，与2010年相比，十年间增加7206万人，人口规模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
而往前推一个十年，也就是1990年到2000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7%。也就是说，当前的人口增长率，尚不及30年前的一半。
目前官方尚未公布中国的死亡率数据，结合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走势将更加直观。“尽管七人普数据未公布，但可以判断的是今后死亡率将上升，原因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那波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在老去。若以国家统计局声称的今后每年的出生人口可能将保持在1000万左右，如果死亡人口超过这个规模，就意味着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以前人们总以为维持零增长就是理想状态，实际上人口形势转变如此之快，零增长之后，负增长很快到来。”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顾宝昌向《财经》记者表示。
顾宝昌指出，从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来看，其实这一数据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何时全面放开生育？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十年的人口变化，其实是建立在生育控制政策已经松动的基础上。
早在2004年，由时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顾宝昌牵头，18名多年从事人口研究的学者和人口干部基于20年后人口将达到零增长的分析，联名建议调整生育政策。具体来说，从2005年开始实行“单独二孩”，并逐步过渡到“全面二孩”。该方案当时未能被采纳。
2009年，在对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山西翼城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后，顾宝昌等学者、干部再次建议调整生育政策，指出全面放开“二孩”不会造成人口失控，但这一次建议最后亦不了了之。
转折点出现于2012年。
这一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较前一年减少345万人，加上老龄化加深的趋势，2013年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当时有不少学者预计，一个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且会延续数年。然而，后来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出生人口1687万，仅较2013年增加47万，之后的2015年出生人口为1655万人，重回下降区间。
“我们一开始就不赞成‘单独二孩’政策，因为觉得时间已经浪费太多了，人口形势越来越紧迫。但是毕竟已经开始调整，原来只陷入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顾宝昌回忆道。
2015年，顾宝昌等人口学者、干部在复旦大学再次召开人口研讨会，此后形成了第三份建议书，再次建议全面放开“二孩”，并取消生育限制。“此前我们做调查时，很多人反馈政策放开后会生‘二孩’，但再次回访时，这些人大部分并没有生育第二个孩子。其实民众要的是生育‘二孩’的权利，这与他是否实际生育是两个概念。这一次批复很快，我们1月形成的建议，3月就获得高层批复。”顾宝昌说。
2015年，习近平在关于“十三五”规划的说明提出，中国的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明显弱化，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以来，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共1100多万对，截至2015年8月底，提出“二孩”生育申请的仅占比15.4%。
同年底，“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
但是“取消生育限制”的愿望并未实现。宁吉喆表示，2014年－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此后仍然高于40%。由“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全国十年间多出生“二孩”数量达到1000多万人。
然而，历年国家统计局年鉴显示，“全面二孩”后的头两年，也就是2016年和2017年，每年出生人口均出现了增长——两年都高于1700万。但从2018年开始，却再次进入逐年下降的通道——每年的出生人口不到1600万人。其中，2018年和2019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523万、1465万，2020年出生人口更是下降到了1200万。
七人普数据公布后，顾宝昌认为，中国人口增速越趋缓慢、生育率继续走低、老龄化加剧的趋势越来越清晰。那么短期内会否全面放开生育？
相关的说法耐人寻味。202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全国人大刚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释放生育政策潜力，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
然而宁吉喆也强调，人口保持一定水平的惯性增长，中国人口基数大，目前还有3亿多育龄妇女，每年能够保持1000多万的出生人口规模，生育政策调整取得积极成效。
“应该认识到人口的长期趋势，人口问题的不确定性比较低，当下出生的人口少，意味着20多年后育龄妇女减少，劳动力减少，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已属于较低水平，而且育龄妇女也在减少。1.3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人口负增长的日本。”顾宝昌分析。
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警戒线”，一旦降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生育率难以回升。
七人普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表示，跌入“低生育率陷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二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中国总和生育率首次低于1.5，是否会持续低于1.5还需要进一步观察。“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对于总和生育率1.3的水平会否持续，官方尚需观察。但继“全面二孩”之后，生育政策将再次放松并无悬念。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放松？又如何放松，是通过“全面三孩”过渡？还是直接“全面放开”？这些问题暂时都还没有答案。
老龄少子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20年中，第一个十年仍在实施计划生育，第二个十年分步松动生育政策，显示出中国对人口问题的谨慎态度，也说明了各方并未达成一致。
“对未来的人口形势很焦虑，国家要尽快实施以鼓励为主的生育政策”“环境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哪个是人口下降会造成的？为什么要鼓励生育，而不是控制人口，优生优育？”现有对于人口的不同认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此前争论的一种沿续。
在顾宝昌看来，“人口多是负担”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国家发展缓慢，人均GDP不高是人口众多造成的，而且人口越多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也越大。”顾宝昌认为，单纯去争论人口是多还是少意义并不大，甚至模糊了问题的焦点。“问题是少了哪部分人口，实际上少的是小孩、劳动力和纳税人。那国家怎么维持？有的人可能表示会有机械自动化，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在淡化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表示，认为人口众多是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是典型的马尔萨斯人口悲观论的观点，我们一代一代均被这种价值观训练，按照这种认识惯性，生育政策宁可紧一点也不要放松。然而，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是，人口实际上是一个滞后、周期较长的变量，现在出现的生育率降低，是可以追溯到过去的计划生育的”。
一边是持续走低的出生人口，另一边老龄人口的比重却越来越大。此外，七人普公报显示，个别地区的老龄化情况已尤为突出。
除了西藏，其他30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7%，其中，12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重庆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最高，达到17.08%。
若按照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4%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深度老龄化。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认为，中国很快还需应对一个更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期。
七人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为2.64亿人，已占到总人口的18.7％。七人普期间比六人普期间老龄化速度加快。“后一个十年明显超过前一个十年，这主要与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所形成的人口队列相继进入老年期紧密相关。在‘十四五’时期，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出生高峰所形成的更大规模人口队列则会相继跨入老年期，使得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从最近几年短暂的相对缓速的演进状态扭转至增长的‘快车道’，老年人口年净增量几乎是由21世纪的最低值（2021年出现）直接冲上最高值（2023年出现）。”翟振武撰文指出。
“中国的老龄化情况与发达国家相比，比如G7或者G8，我们还比它们低。但问题是，在2050年时，我们便将超过它们，在8个最发达的国家当中，我们将超过美国、英国、加拿大和西班牙。”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向《财经》记者表示。
此外，七人普数据还显示，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现象更突出。据宁吉喆介绍，全国31个省份中，有16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500万人，其中，有6个省份的老年人口超过了1000万人。从城乡角度看，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更严峻。农村青年劳动力有的转移到城市后，老年人口没有跟随转移，农村青年人付出的劳动实际上并没有直接支持到农村的老人。”李建新表示。
老年人比重增加，养老金承压，早已讨论多时的延迟退休政策似乎也将落地。3月12日，延迟退休实施原则公布。“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将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此前，由于实施阻力较大，尽管“十三五”规划便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所着墨，但最终并没有付诸实施。如今，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具体原则再次明确，延迟退休已板上钉钉。
“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人口形势，其中有两大特点：一是生育率继续走低，而我们对低生育率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才刚刚开始；二是老龄化不断加剧，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性在于速度快、数量大，还有所谓的‘未富先老’，其他发达国家是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实现而迎来了人口老龄化，而中国的老龄化挑战是超前于国家的现代化而到来的。”顾宝昌表示。
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老龄化带来的只有“危”而没有“机”吗？
翟振武认为，通过在劳动供给、财富储备、科技创新及产品服务供给等多方面持续发力，人口老龄化给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压力有望得到化解，甚至于向动力转换。
还有人口红利吗？
一般来说，人口红利以总抚养比小于50%作为判定界限，通俗来说，也就是超过两个成年人负担一个老年人或者一个小孩，就存在人口红利。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计算，2010年，中国人口抚养比（0周岁－14周岁与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总和与15周岁－64周岁人口数之比）为34.2%。七人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抚养比为45.9%，相比2010年增长了11.7%。“当前我国仍然处于人口抚养比低于50%的人口红利期，但由此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少。”陈功表示。
4月14日，央行官网发布的工作论文中提到，预计2030年人口抚养比将超过50%，并指出目前的人口红利在一段时间后便会转变为巨大的养老负担。
但是现实中的变量似乎并不能只用一个固定的比例来衡量。
关于是否存在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关于农村转移人口的说法，这关系到学术界经常提及的“刘易斯拐点” 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具体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2011年六人普数据公开后，马建堂曾提到，“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两个标准：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不能往城市转移了，二是增长率下降。
根据七人普数据，中国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占人口总量比重下降6.79%，与2010年相比，16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的同时，劳动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翟振武撰文指出， 2020年，大陆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9％，相较于2010年“六人普”时的49.7％，上升了14.2个百分点。人口迁移流动是城镇化率从2010年“六人普”到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相继冲上50％和60％大关的主推进力。“十四五”时期更可突破65％的城镇化率。历史上千百年的“乡土中国”正日益发展为“城镇中国”，这可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
但在李建新看来，农村富余劳动力往城市转移根本不算是人口红利。“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相当于从这个口袋装到那个口袋，其实不是双赢的结果，所以才有农村的空心化，带来留守儿童和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还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如果非说是一种红利，那对城市人口是红利，对农村人口则是一种损失。”他表示。
官方近年来提及较多的是“人才红利”。
宁吉喆在就七人普数据答记者问时便提到，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据七人普数据，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16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9.67年提高至10.75年，文盲率从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人口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
七人普六号公报显示了更详细的数据。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人口中，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上升为15088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8788人下降为34507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26779人下降为24767人。
31个省份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上的省份有13个，在9年至10年之间的省份有14个，在9年以下的省份有4个。
翟振武也表示，“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中收获更多‘人口质量红利’。”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其实是一种边际替代效应，从家庭单元来看，孩子教育提升获得的效用弥补了少生育的效用；从国家来看，高素质人才提供的效益弥补了人口数量减少的损失。
但这种替代是否可行？
有学者指出，如果生育选择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和限制，例如普及率较低的托儿机构、对女性不友好的职场环境、高昂的房价等，那么人口的替代效应可能下降。由此造成的结果，从家庭层面来看是“孩子生得少，独苗没养好”，从整个社会来看，就是人口数量快速下降，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但是人口质量没有提升，技术竞争力不足，经济增长缓慢。
“劳动力总量还会再下降，这个变化我们没法逆转。人才红利是由数量结构转向人口素质。这个方向当然是没问题的，但需要获得效果还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李建新表示。
如何化危为机？
在近期召开的2021金融四十人年会上，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预测，在2025年前后，中国将会到达人口峰值。
蔡昉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呈下降趋势，比较优势下降导致出口冲击，投资意愿也越来越弱，增长减速也会减缓收入增长，造成消费不振。
此外，老龄化将通过三个效应产生抑制消费的影响。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人口就意味着消费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快，消费就会增长快，人口负增长，消费也许就会负增长。二是收入分配效应。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如果收入两极分化，总消费倾向就低了，就会发生过度储蓄。三是年龄结构效应。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将会直接导致抑制消费的自然倾向。
蔡昉提及的数据表明，青少年时期的消费最高，而老龄化通过所有年龄段即全生命周期影响消费增长。首先，出生人口不断降低意味着孩子的消费不足以支撑消费增长。“老龄化趋势意味着孩子的稀缺，这时候稀缺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不仅使父母、祖父母乐于为孩子花钱，也引导市场和社会把孩子的养育和教育成本大幅提高。但是，孩子的人数却不断减少，不足以支撑消费增长。”蔡昉表示。
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低、边际消费倾向低，因此他们的消费自然不高。而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因为需要缴纳养老保险，同时需要做预防性储蓄，还要为孩子花钱，所以这一阶段的真正消费不高。对于正在工作的中年人，一方面，因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是现收现付，相当于向现阶段的退休人员直接支付；另一方面，因为知道人口抚养比正在发生变化，目前的中年人将来退休时养老保险可能不再是相同模式，因此他们还需做预防性储蓄，进一步影响消费。
央行最新发布的《2020年金融统计报告》显示出目前中国的高储蓄率，截至2020年12月底，中国存款总额已达2.18万亿元，约33万亿美元。
蔡昉撰文表示，应依靠深化改革化危为机。首先，落实好中央关于“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的相关部署，推动实现自主生育，努力促进生育率适度回升，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其次，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城镇落户，增加和稳定劳动力供给，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再次，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双管齐下改善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最后，从破除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促进市场主体的进入和退出、加强社会政策托底入手，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以前每年会有2000多万个孩子出生，那时候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发展落后，于是就倡议少生孩子，减轻国家的发展负担。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老龄少子的现状，经济上还面临产能过剩，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生育孩子往往便能刺激消费，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理由限制生育，少生育或不生育的家庭和多生育的家庭在总体上能形成相互弥补，推进自主生育是有积极意义的。”顾宝昌对《财经》记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