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任何一个学习经济学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其实都是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的“门徒”，因为他们学习时所用的教材，要么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或者是它的某种改编版。

说萨缪尔森是现代经济学之父，并不算太夸张。有人认为，是萨缪尔森给了经济学一次新的生命，因为他把经济学牢固地建立在了数理方法的基础上，消除了它内在的矛盾和错误。虽然经济学的数理化自有其悠久传统，但是将经济学真正送进数理科学圣殿的人，却非他莫属。他还是经济学的“综合者”：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干预主义理论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分析结合起来，并试图通过数理经济学和计量方法统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萨缪尔森自己也以经济学通才自称。在《金融理论回望》一文中，他这样写道：“也许我是经济学界‘最后的通才’——因为纯理论、文字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和概率论、对外贸易和管理经济学，全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

因此，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史和经济学教授罗杰·巴克豪斯将他的两卷本萨缪尔森传的标题定为《现代经济学奠基者的一生》，无疑是非常确当的。这本传记的第一卷《天才之路》，重现了萨缪尔森早年的思想演变的经历，同时也讲述了与萨缪尔森有交集的一系列经济学家的故事，“他们共同见证了经济学发生剧烈变化的一个时期”。

《天才之路》是中文版的标题，英文原版的标题“Becoming Samuelson”其实更加准确，因为天才也许有很多，而萨缪尔森却只有一个。“萨缪尔森如何成为萨缪尔森”，才是我们更关心的。巴克豪斯这本传记不仅告诉我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思想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正统’”，同时还警告我们，不可以将他日后的研究过多地代入早期的研究中进行解读。确实，萨缪尔森的早期经历，对他的学术成就的影响，可能要比后来人们所想的大得多。

经济学的“选择转向”

熊彼特曾经说过，所有重要经济学家都必须具备这样一个特点：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就对经济秩序有极高的洞察力，并且能够将这种洞察力带到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之间永无止尽的共促互长之中。萨缪尔森无疑是这样的经济学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后来也告诫年轻学者，“永远不要低估在职业生涯早期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萨缪尔森出生于1915年，很早就被称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名“神童”。他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本科时，就已经声名鹊起。他也认为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经历非常重要，甚至将进入芝加哥大学称为一次“重生”。虽然后来美国经济学界出现了所谓的“咸水学派”和“淡水学派”之争，而且萨缪尔森被视为“咸水学派”的精神领袖，但是芝加哥大学的学术传统对他的影响，一直未曾消失。

萨缪尔森虽然曾称自己天生就是一个经济学家，并且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自己很快就摆脱了弗兰克·奈特当年灌输给他的“演绎一定比归纳更加重要”的“错误观念”，并且批评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倡导的先验的经济学推理方法。但是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明确意识到，他做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奈特和罗宾斯设定的框架下的选择。

经济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一直是围绕着真实世界中面临的紧迫问题或重大问题来建构理论框架的，因而经济学研究往往通过所涉及的主题来组织，如关于财富起源的研究，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等等。但是从奥地利学派开始，中间经马歇尔，再到罗宾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逐渐变得不再围绕具体主题来展开了（尽管不同的经济学家的思想源流并不相同，立场也相异）。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把经济学定义为“从目的与用以满足目的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来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科学；而稀缺手段本身是有多种可选用途的”。也就是说，经济学是对人类选择行为的研究。罗宾斯强调，经济学要研究的选择的抽象逻辑，可以从关于纯粹事实的形式演绎过程中辨识出来。这可以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学的“选择转向”。

经济学“神童”的选择

奈特是萨缪尔森本科求学期间芝加哥大学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不过与罗宾斯不同，奈特一辈子都陷入在一种深刻的分裂中不可自拔。奈特有极深厚的哲学、神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背景。他身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二元性：一方面，他认为经济学理论要反映的是纯粹的选择规律，其主旨是从一系列特定的先验判断中引出偏好和对行动的选择，这与现实世界、历史意义或规范性价值无关；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经济行为是受习惯、制度以及法律体系的影响和制约的，经济学研究要总结历史和事实。换言之，奈特想要演绎推理和归纳综合兼而得之，这两种倾向在他那里从来没有真正调和起来，不过在事实上支配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是第一种倾向。

我们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萨缪尔森这个经济学“神童”的选择。他采用了一种比罗宾斯更“松散”的实证主义立场，来调和奈特面临的冲突，以得到一种折衷意义的经济学“真理”。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美国实用主义影响下，实证主义的基本观念变得更发散、更开放。萨缪尔森虽然批评罗宾斯的实证主义，但是他本人也属于不严格的、而且不断变得越来越松散的实证主义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方法论，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在理论建构中对作为最高目标的公理化系统的绝对服从；第二，从公理中推导出可度量的实证结果以确保理论随时可接受检验。因此，萨缪尔森其实是一个没有明确实证主义立场的实证主义者。

例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的开篇语就是：“各种经济学理论的核心特点之间的相似性，意味着存在着一种普遍理论，它是各种特殊理论的基础，而且根据那些核心特点可以将它们统一起来。”这就是他建构理论的目标。萨缪尔森认为，其实有很多经济学家（他说的这些经济学家中应该包括奈特）早就意识到用来描述生产、消费者行为、国际贸易、公共财政、经济周期和收入的各种方程当中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形式上的相似性”，而他自己的新见解只不过是断言“这些领域中都存在着形式上相同的有意义的定理，而且每个定理都是用本质上类似的方法推导出来的”。当然，他所说的“有意义的”，就是指“可操作的、经验上可验证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的目标就是要阐明这种方法，并且在逻辑上统一这些定理。后来，萨缪尔森的实证主义立场进一步弱化了，他认为理论的作用就是把事实组织成有用且有意义的形式，组织成不如数据本身那么繁杂、又能为这些数据提供经济学描述的式样，同时这种描述可以允许进行足够精确的外推与插补。

当经济学的上述“选择”转向逐渐成熟时，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也基本完善并开始向社会科学渗透。当时看到这个趋势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萨缪尔森可能是最年轻、准备最充分、行动最坚决的一个，当然，他的“转换”成本可能也是最低的。作为对比，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时的老师熊彼特虽然早就在大力倡导经济学研究数理化，但是却仍然一直在纠结：如果必须在精通数学和统计学还是精通经济史之间做出选择，他将不得不选择精通经济史。

现在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那个时代，前一个时期“多元化”的经济学研究已经种下了许多果树，拥有极佳的经济学洞察力的萨缪尔森，在熟练掌握了微积分这门“上帝的语言”之后，如同拿机关枪打桃子一样，在各个经济学领域攻城略地，无不得心应手。

将经济学引入“窄门”之后

萨缪尔森之后的经济学研究，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应该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萨缪尔森将经济学引入了一扇“窄门”。也许正因为如此，巴克豪斯认为萨缪尔森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多元化的经济学与二战后出现的更狭隘的、更加理论化和数学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过渡性人物”。

这样说并不是在贬低萨缪尔森。对于数学和模型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争论颇多，我们不必多加讨论，但是至少有一点应该是确信无疑的：数学在经济学的大量应用，提高了研究经济学的门槛，同时也吸引了大量高智商人才加入。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璀璨的明珠”，经济学家作为一个职业的地位的确立，都与此有关。因此，萨缪尔森将经济学引入了“窄门”，更为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天堂”。

萨缪尔森一生以“折衷”和“走中间道路”自豪。这种折衷的好处是，可以在价值中立的面纱下，对“最左”和“最右”的观点加以合理化，这样一来，也就为经济学研究打开了很大的新空间，例如，他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处理，就是如此。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