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海珊

编辑/康娟

最近几个月，富达国际在上海的办公室扩张了一倍，各个部门人员进行了大规模扩张；范达也从一个只有几个人的代表处，大幅增员……

这两家公司都在排队等待中国监管对其申请的公募牌照的审批，扩张动作正是为了进入中国公募市场做准备。

一年前，中国监管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现全面开放。自那时起，外资资管巨头加快在华扩张步伐。有的从零开始，直接申请公募牌照；也有的外资开始增资合资公司，实现100%持股。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资管市场。麦肯锡预计，2025年，中国资产管理规模有望达到196万亿元。从外资巨头的表态来看，它们都把中国视作一个“战略”市场。

后资管新规时代，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期货、互联网等各路豪强群起争雄。外资资管巨头面向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出击，将给资管江湖带来什么样的“鲶鱼效应”？

资管“大时代”

“我们认为，在未来5年－10年，在零售财富管理市场持续增长、市场机构化程度提升、养老金顶层改革提速、资本市场改革深入、资管新规进一步落地、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加速等这些大趋势的驱动下，中国资管行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黄金期。”瑞银资管亚太区主管殷雷对《巴伦周刊》中文版表示。

2018年4月27日，央行等多部委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正式出台，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迎来统一监管标准。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基协）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四季度末，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58.99万亿元。其中，公募基金所占比例最高，约为20%，2020年全年，公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同比增长了35%，达到19.89万亿元。2021年2月底，公募基金规模达到21.78万亿元。

另一方面，2020年末，银行理财产品存续规模达25.86万亿元，同比增长6.9%，增幅大幅低于公募基金。

但是中金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这一情况一部分原因是在权益市场持续走牛背景下，权益型基金（股票+混合型）规模翻倍。而银行理财市场仍然处于资管新规出台后的整顿期，短期的重心仍然放在净值化转型上，客户流失一定程度不可避免。但是随着银行理财子公司能力建设提升和产品体系搭建完善，经营客户能力加强有望加快理财产品规模增速。

随着新规颁布，银行理财子公司成为资产管理行业新的参与主体，在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3月初举行的银保监会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主席郭树清表示，已经批准了25家理财子公司。随着上市银行年报的陆续披露，包括招银理财、兴银理财、中邮理财、农银理财、中银理财、建信理财等都实现了盈利，其中招银理财、兴银理财和中邮理财3家实现了10亿元以上净利润。

虽然资管新规过渡期尚未结束，但统一监管下的中国资管“大时代”已然来临。根据麦肯锡的一项调研，2019年－2025年，中国年均管理资产増速将达到9%，到2025年有望达到196万亿元的资产管理规模。

外资“狼来了”

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早已被经验丰富的外资看中。中国公募市场对外资全面开放之后，外资巨头在华扩张加速，或增资合资基金或开始申请公募牌照。

2020年8月底，贝莱德的公募牌照申请已经获批，成为首家拿到中国公募基金牌照的外商独资私募。最近消息显示，贝莱德正在注销其中国私募牌照，市场将此举解读为贝莱德在为开展公募业务做准备。

贝莱德旗下的贝莱德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9月20日，在2017年12月完成私募备案登记后，曾相继发行了三只私募基金产品，在2021年3月23日注销私募管理人资格之前，公司管理规模在1亿－10亿元。此前，贝莱德投资已注销多只私募产品。

排在贝莱德后面等待审批的外资资管公司除了富达和范达之外，还有路博迈、联博香港、施罗德等。

此前在排队的还有全球最大公募巨头先锋领航。但3月16日，先锋领航表示，将暂缓在中国申请公募牌照，理由是将把重心置于与蚂蚁金服合资的投顾公司的业务上，为投资者提供线上基金投顾服务。

先锋领航于2017年5月25日在上海成立外商独资企业先锋领航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并在2019年6月5日与蚂蚁金服合资成立先锋领航投顾（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先锋领航投顾”），2020年4月，二者合作的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帮你投”上线支付宝。它也是首批在中国展开基金投资顾问试点的机构。

摩根资管于2020年4月宣布，与上海国际信托初步达成商业共识，拟收购上投摩根基金股权至100%。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当年8月发布信息,上海国际信托拟转让上投摩根49%股权,转让价格是70亿元。

银行理财子公司也在引入外资。

3月19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称，摩根大通将战略增资入股招银理财，现金增资26.67亿元，持股比例10%。

在此之前，2021年2月，交通银行发布公告称，全资子公司交银理财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筹建施罗德交银理财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同意施罗德投资管理、交银理财合资在上海市筹建施罗德交银理财有限公司，其中施罗德持股51%，交银理财持股49%。2005年施罗德就曾与交通银行合作设立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

2020年8月，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透露，贝莱德与建信理财、新加坡淡马锡旗下富登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合资筹建由外资控股的贝莱德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更早的是2019年12月，银保监会批准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和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合资设立汇华理财有限公司，东方汇理出资55%，中银理财出资45%，成为首家在华设立的外资控股理财公司。2020年9月，汇华理财已经正式开业。

外资的独立公募之路

相对于合资银行理财子公司，100%外资控股公募基金显然走得更远。

中国公募的开放也经历了数年。在最早的合资基金中，中国监管的规定是外资在基金管理公司的持股比例累计（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不能超过33%，之后这一比例提高至49%。2018年6月，发改委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将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放宽至51%，并宣布到2021年取消51%的外资股比限制；2019年7月，金稳委宣布将原定2021年的限期提前至2020年，之后因疫情再次推迟至2021年；2019年10月，证监会明确提出自2020年4月1日起取消基金管理公司全部外资股比限制。

私募基金方面，中国监管方2016年放开外商独资和合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登记，因此在2017年诞生了一批外商独资私募基金管理人（PFM WFOE），比如富达；2019年8月，中基协表示欢迎PFM WFOE进入公募基金管理业务。

此轮全面开放前，外资巨头主要通过合资公司或私募管理人的形式参与中国资管市场。中金的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底外资参股的基金公司（仅公募业务）及外商独资私募管理人合计管理规模约7.2万亿元，在中国资管市场占比约10%，其中外资持股达49%的基金管理公司（15家，规模1.8万亿元）及外商独资私募（15家，管理规模42亿元）合计规模近2万亿元，占比约3%。

在这两个开放政策的影响下，外资资管在中国设立纯外资公募的方式到目前为止主要是两类。

第一类就是通过增资或股权收购获得合资基金公司的控股权，比如上述摩根资产收购上海国际信托持有的上投摩根49%的股权。

其他16家（截至2020年9月）外资持股比例达到49%的合资公募基金也被认为是有可能实现100%持股的。比如瑞银是首家持有中国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国投瑞银基金49%上限股权的外资金融机构。2017年，瑞银资产管理又成为首家获得中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牌照、并拥有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资格额度的国际资产管理机构。目前还没有消息称瑞银有收购股份的意向。

殷雷在接受《巴伦周刊》中文版专访时表示，“我们将继续投资中国市场，以巩固我们的领先地位。中国市场发展迅速，我们可适时进一步调整企业及业务发展战略，以应对市场情况的变化。”在第三方机构泽奔咨询发布的多份中国表现最佳外资资管公司排名中，瑞银资管一直名列前茅，2018年－2019年排名第一，2020年排名第二。

另一类方式就是“私转公”，由私募牌照过渡至公募牌照，即通过先设立外商独资私募公司入局，在此基础上申请公募牌照。除了已经拿到公募牌照的贝莱德，富达、路博迈走的也是这一路径。

这些巨头们都对中国市场抱有厚望，贝莱德强调“中国市场是贝莱德未来最大的机遇之一”；瑞银称“中国是瑞银全球业务未来战略布局的重点”；富达表示“我们坚定地看好中国会是财务上的重要力量”；范达称“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长期坚定看好”；先锋将中国市场视为美国本土以外最重要的市场。

外资的狼性

但是对于外资的进入，中资资管公司表现的并没有那么从容。

一位国内资管公司高管对《巴伦周刊》中文版表示，外资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可以忍受赔钱很多年，用自己多年的业绩累积来说服投资者，这样公司短期业绩可能不太好，但长期一定是好的资产管理机构。

正在进入公募领域的外资公司，有许多都是已经在华布局十多年了，比如瑞银和富达。

若从设立合资公募基金算起，瑞银已经入华16年。更早的时候，瑞银资管的中国股票投资团队是通过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来投资中国股票市场的。2003年，瑞银投下QFII第一单，买入4只A股。之后瑞银资管也是最早一批参与债券通和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的外资机构。过去几年，瑞银资管在中国陆续落地了股票、固收、对冲基金FOF（母基金）和多资产混合等投资策略。

富达2004年就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2008年在北京有了第二个办事处。早在2007年，富达就在大连设置了一个中后台（IT Center）,现在员工数量已经达到了1200人。据富达中国的董事长何慧芬说，这个团队经过14年的培养后已经非常成熟，可以支持包括韩国、日本在内的整个亚洲的中后台发展；自2011年富达开始在上海筹备投研团队，目前达到了30人；除此之外还做了一些投资者教育工作。

如今，为了准备公募业务，富达的投研团队已经大幅扩张到了100人，他们的销售团队也已经开始跟未来的客户进行沟通了。

富达成立于1969年，是一家由创始人家族、管理层和高级员工共同持股的私人公司。不一样的是，富达在这17年在中国没有展开任何公募业务。该公司多年来一直通过QFII投资中国，申请了外商独资私募牌照后，发行了一些私募产品。

何慧芬说，富达等待中国市场开放十几年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是很坚定的。富达的这种极具耐心的狩猎精神，存在于公司的任何角落，比如富达的基金经理在公司的平均服务时间达到12年，平均从业年数为16.3年。她说，富达在1969年也是以全外资的角色进入了日本市场，目前是日本最大的外资资产管理公司，“如果你看日本的故事，再看中国的故事，就会觉得我们的布局非常长远”。

这种长期坚持的精神也可以称为“狼性”。

上述国内资管公司高管说，外资的思路可能是100年、200年。

范达大中华区CEO唐华对《巴伦周刊》中文版表示，相比成本，他们更关注如何把投资能力、产品设计、风险控制等范达的创新特色带到中国。

市场预测，外资的进入，可能会引发中国资管市场的“鲶鱼效应”，短期内引发竞争，但是长期仍会走向相对集中。

中金预计未来十年外资全资/控股的资管机构规模占比有望达到10%-15%。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外资资管机构数量占比为50%、管理规模占比为25%，韩国外资资管机构数量及规模占比为10%；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管理规模前十大公司中均以本地机构为主，但外资机构亦占有2席－3席之地。

相比较而言，外资在投研能力、跨境投资、技术运用、产品/策略研发、激励机制等方面具备竞争优势，但在本土市场的渠道建设、投资/运营人才储备、市场环境适应等方面不具备先发优势。

何慧芬说，富达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中国的资管市场发展得太快了，目前大概有8000只基金产品，竞争很激烈，而且富达刚刚进入中国市场，还有很多本土化的工作需要去做，包括人才的培养、建立团队等。

投资者教育很重要

多家外资资管机构都对《巴伦周刊》中文版提到了中国市场投资者教育的问题。

事实上，过去多年了，中国投资者注重短期效应、持仓时间短，“拿基金当股票炒”的倾向早已成为市场共识。不过，过去几年，中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0日，中基协发布2019年全国公募基金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大概能说明这些变化。

根据调查结果，2019年近四成（37%）个人投资者的金融资产规模超过50万元，该比例较2018年的20%提升了17个百分点，这表示中国居民资产配置向金融资产倾斜的大趋势可能正在加速。同时，个人投资者持有的金融产品品类进一步丰富。2019年调查显示，近八成个人投资者投资三类以上的金融产品，2018年这一比例为33%；同时在基金投资中，基民的基金产品分散度也有所抬升，2019年持有五家不同基金公司产品的投资者比重从2018年的22%提升到33%。收益率和风险程度仍然是投资者投资过程中最为关注的因素，但是选择“最为关注收益率”的投资者比例从2018年的55%大幅下降至2019年的32%。而选择“最为关注投资期限”的投资者比重从2018年的4%明显提升到2019年的18%。

不过他们投资基金时的交易操作仍较为频繁。2019年，45%的投资者持有单只基金的时间不超过一年，仍然偏高。同时，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有明显提高，基民对于基金的信赖程度也显著提高。

另一个重要的数据是，77%的投资者以手机终端作为主要交易方式。

中国投资者的变化也被外资机构看在眼里。殷雷表示，面对中国个人投资者，瑞银的传统类产品——包括股票和固定收益类产品，会更着重做一些绝对收益类产品，更看重策略在控制回撤方面的表现，力求提供给客户更稳健的产品和服务。

何慧芬表示，中国投资者跟外国投资者的一个区别就是投资者对智能手机的利用，“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利用手机阅读资讯、买卖产品等等。中国在这方面的App做的非常好，中国国内的投资者接受新投资工具和新思想的速度特别快。”

同时，她还看到中国投资者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的比例过去一两年在不断下降，投资者开始将资金投放到多资产类型，开始意识到将资金投放到收益不高的产品里面，其实不能很好地帮助他们对抗通胀，更不能满足更长远的投资需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尤其是在疫情暴发的时候。当然这也跟去年股市收益较高有关，但是这也说明投资者在慢慢了解产品的特点和带给他们的改变。”

但是在中国市场，投资者教育仍然是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因为投资者不可能突然就变成长线投资者。

养老是突破口

中金在对外资资管机构的分析中表示，零售客户对渠道存在较高依赖度，外资机构较难自建零售直销渠道，需要积累足够的优异历史业绩方能取得强势渠道的深度合作，但是机构客户对资管机构的投研能力、合规风控等方面具备更高的要求，外资资管机构有望据此破局。若外资能在以养老金委外为代表的机构资金领域拿到管理资格，其AUM（资产管理规模）就能迅速增长。

2018年中国养老金合计10万亿元、占GDP比例仅为11%，其中市场化投资运作的委外管理部分达到3.2万亿元、整体委托比例32%。养老金整体规模及委托比例提升空间仍较大。

当前国内社保/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这些养老金投资只向少数公募基金、保险资管和两家券商开放，准入机制比较严苛、追求稳健的绝对回报。

从跟外资的交流中也能看出，养老确实是外资的重点关注领域。

何慧芬对《巴伦周刊》中文版表示，“就目前阶段而言，除了公募业务，我们还有其他计划。比如在养老方面，我们也十分愿意参与这个市场。”

富达在养老领域已经开始做准备。富达和支付宝平台签订了五年的战略协议，通过支付宝去做中国投资者有关养老概念的调查，如今已经做了三年了；富达也在自己和其他很多平台上发布了很多关于投资者教育的材料；同时还开发了一些工具，比如2020年，富达发布了一个计算器帮助投资者计算养老所需资金，结果是在中国的市场里，如果想要比较安稳地退休，那么退休时账户里的养老金应该是年工资的九倍。如果年薪是100万元，那么养老金账户应该有900万元。

富达也曾在美国的养老领域有较多作为。目标日期基金TDF（Target Date Fund），就是美国的富达投资发明出来的，发明这个工具的基金经理郑任远已经退休了，他也经常来到中国与监管机构、同行分享他发明TDF的初衷。实际上，富达现在正在利用它跟华夏基金进行合作，作为他们目标日期基金的模型顾问。

殷雷则表示，推动美国资管行业黄金发展期的五大催化剂包括：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资本市场改革、养老金顶层设计改革、被动投资产品创新、买方投顾转型，这五大催化剂均有望在未来十年在中国逐步落地。

从贝莱德、黑石等国外资管巨头的发展历史中也可以看到，养老金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日本政府养老金（GPIF）在2016年推出资产管理人注册系统后，指定的外部委托管理机构即达37个，其中外资机构占据24家；在养老金规模管理排名前十的机构中，外资占据了四家。

可以预期，在拿到公募牌照后，养老或将成为外资的下一个发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