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拉里·哈瑟维（Larry Hatheway）

亚里克斯·弗里德曼（Alex Friedman）

编辑/ 郭力群

大型集装箱船“长赐号”（Ever Given）在苏伊士运河的搁浅不仅仅是一个航运难题，也是当下这个时代的一个隐喻，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揭示了已经出现的问题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开阔的水域上，“长赐号”蔚为大观，满载着堆积如山、色彩斑斓的集装箱，驶向世界各地，如船名的字面意义所言，它就像是全球化经济的一个象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我们手指所触碰到的东西，无论是手机、电脑键盘，还是服装、家具，或是汽车方向盘、运动鞋，这些东西在从工厂到进入消费者家门前都会经历在集装箱中的一段时间。

“长赐号”从船头到船尾彻底堵住了苏伊士运河——后者既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壮举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水道。因此，“长赐号”的搁浅也成了全球化进程遇阻的一种表现。虽然“长赐号”已经脱困，但对于全球供应链而言，要消除此次事件带来的影响却需要更长时间，也不会很快被人们遗忘。

这一事件充满了讽刺的意味。关闭苏伊士运河这件事连埃及前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都没做到，一艘搁浅的船舶却做到了。妨碍无国界贸易这件事连本土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其他任何反全球化的人都做不到，而经济全球化的一项杰出工程却做到了。

或许有人因“长赐号”的搁浅而暗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人就没有看到这一事件背后的重点。人们可以从这次危机中吸取重要的教训，但没有理由为此叫好。为全球化的停滞而感到幸灾乐祸这一现象，体现出了一些人对全球化给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带来的好处的无知。之所以这么说是出于至少四个原因。

首先，集装箱以及运送集装箱的船只、卡车和火车都是我们物质需求的一种视觉化表现。如果出于道德、伦理或环境方面的原因需要我们减少对物质的需求，那么目前应该改变的是自己的偏好，而不是实现物质需求的运输机制。

其次，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所受到的污蔑是错误的。实际上，二者的结合是已知的自人类诞生以来消除贫困和剥削最好的工具。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一样，不能平等地服务所有人，甚至不能使所有人都受益。然而，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系能如此有效地服务于如此多的人，也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系能以接近自由市场的效率分配资源。

第三，全球资本主义的存在源于相互选择和共同获益。它既不是强制的，也不是零和（zero sum）的。无论自由贸易是发生在民族国家境内社区里相近的个体之间，还是发生在不同国家的个体之间，它都是正和（positive sum）的。

第四，全球化把人类凝聚到了一起。虽然全球化或许无法保证我们物种的生存，但是历史已然不由分说地表明：与自给自足、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相比，全球化提供了一条更好地通往和平与生存的途径。

同时，“长赐号”的搁浅也提醒了人们现代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脆弱性。

在此次事件的余波中，苏伊士运河的堵塞和大量船只进退两难的景象都在提醒我们对长供应链和即时库存的依赖。当运转良好时，它们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以尽可能低的价格精准地运来货物。但一旦运转失灵，我们就很容易受到严重短缺和价格上涨的影响。埃及当局称，这次停运可能是人为失误造成的。但是，下次停运就可能是精心策划的恐怖袭击或军事袭击造成的。不受约束的市场应该精于高效，而不是冗余。

所以，如果我们要依赖市场的话，也需要政府来确保保障措施的到位，即便再次出现这类事件，商业活动也能保持畅通。历史表明，全球化进程需要有大国参与，来确保海洋和运河的开放。当大国对这一角色失去兴趣时，宝贵的公共商品就萎缩了，就像最近所发生的。一个不愿有所担当的美国或许并不需要为这次“长赐号”的搁浅负责，但这艘船的命运和它所造成的混乱却提醒人们：货物安全地从生产地运输到市场所需要地，不仅仅是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强大的物流手段。

这次苏伊士运河的堵塞也是贸易争端和疫情仍然有可能突然复燃、进而导致全球商业活动瘫痪的一个隐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和20世纪70年代供应短缺一样严重的后果，各国央行将被迫面临恢复充分就业和对抗通胀飙升的权衡取舍。而且这一次民主与公民社会还面临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威胁。

虽然“长赐号”已经成功脱险，但对全球经济而言，消除对逆全球化、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幻想将会是更加艰巨而持久的任务。“长赐号”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失误而搁浅，但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却面临被虚假承诺引向危险浅滩的风险，这样的搁浅将给人类带来比一艘船搁浅更大的苦难。

（翻译：赖浩林；本文作者是私营研究机构Jackson Hole Economics的联合创始人，二人曾分别担任瑞银（UBS）首席经济学家和首席投资官；《巴伦周刊》英文版2021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