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改革开放前40年是“允许一部分人或地区先富起来”的历史，那么2021年可能是中国开始探索“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新起点之年。浙江荷担大任。
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公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依据这份文件赋予的20项措施，今后的浙江将成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试验田。
按照《意见》给出的时间表，到2025年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到2035年，浙江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财经》记者奔赴浙江，在走访中了解到，浙江探索发展“一村一业”已经造就财富的扩散效应。位于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的东埭村就是台州“一村一业”的代表之一。睡衣加工是东埭村的主导产业，全村4600多人、1400户，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睡衣生意，这里驻扎着数百家睡衣类公司，还有很多小作坊做睡衣订单加工，自己当“小老板”。记者沿着东埭村街道往前，路边林立着大大小小的睡衣工厂、作坊和销售店，走进工厂可以看到花花绿绿堆积如山的各式睡衣。
“别看这些小作坊规模不大，但是每年的产值却很高。即便是个体户年销售额最低也在几十万到百万元，假如两夫妻肯吃苦，一年盈利二十几万元没有问题。”东埭村村委会副主任洪鹏告诉《财经》记者。东埭村的睡衣产业经过近30年的发展，从面料、配饰到物流，具有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村民也创立了很多睡衣品牌。通过产业链连接，致富的涟漪在各个村镇扩散。
然而，“共同富裕”的内涵远不止于收入增长。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教授李实向《财经》记者介绍，共同富裕的关键词是“富裕”与“共享”。站在个人福利的角度来看，共同富裕是指家庭和个人的收入、家庭和个人的财产，以及家庭和个人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等福祉的提升。此外，收入和财富差距要明显缩小，要基本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富裕，也不等于财富均等。”李实说。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业界的共识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同时富裕，而是一个有先有后、逐步实现的过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差距悬殊。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只有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形成示范效应，并通过先富者带动和帮助后富者，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实际上，改革开放初期，曾有过一轮“先富与共富”的争议。
1978年起，邓小平在多个场合提出“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强调发挥先富者的示范作用，这在当时对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桎梏、激励中国实现长达40年的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今，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的GDP达到100万亿元，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这意味着探索共同富裕的历史时机已经到来。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经历40年先富的探索，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18上涨至0.468，越过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近年来官方已经不再公布这一数据。
一些学者因此忧虑，中国要防止步入“拉丁美洲陷阱”，导致政治不稳、社会动荡、民粹主义盛行、财富被少数人垄断。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公造成经济循环的断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宋晓梧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贫富差距过大，一方面导致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不足，居民消费缺乏动力，拖了经济发展“三驾马车”的后腿；另一方面也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致使一些低收入群体不满。此时重申共同富裕，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符合老百姓的愿望，符合以人民为本的发展理念，也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现在，破题将从浙江开始。
浙江为什么是共同富裕示范区
中国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何花落浙江？
实际上，按GDP总量排名，2020年浙江排在广东、江苏、山东之后，并不占优，人均GDP排名第六，但排在前面的是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直辖市，人口覆盖较少，而省域范例则浙江最合适。
浙江的城乡发展相对协调，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较好。2020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699元和31930元，分别连续第20年和第3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2020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1.96，其中嘉兴的比值最小为1.61，均远低于2.56的全国平均数值。即使是浙江经济相对落后的衢州、丽水人均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收入水平。这些年由于浙江城乡差距小，在萧山等地出现了“赘婿”现象。
多位专家向《财经》记者分析，浙江类似一个微缩版的中国。此处“七山一水二分田”，城市、农村兼有，农村人口占一半；此外，浙江下辖的城市，从第一梯队的杭州，中等规模的温州、绍兴、嘉兴、台州，再到县级的义乌、诸暨、龙港，镇级的横店、店口、乌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层级结构。浙江省内东中西部的探索，将有利于经验在中国的推广复制。
还有一些答案，藏在浙江的重商文化与浙江人的性格里。
无论是浙商，还是温商，最大的商业精神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利益一起分，因此股份制发达，遇到困难大家一起扛。浙商发现市场机会会拉着亲戚朋友，一个村一个村地扩展，比较容易实现共同富裕，浙江人勤劳吃苦，年轻人有梦想，很少有“躺平”青年。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金雪军向《财经》记者分析，浙江在历史上国有资本的大项目相对比较少，因而市场化色彩比较浓、民营中小企业多、创业创新的氛围强。小老板们习惯于在市场上拼搏，通过自由竞争获取生存空间，更多企业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推动共同富裕打下了良好的基底。
椒江达尔美绣衣厂是台州市东埭村的一家小型企业，厂长张国生告诉《财经》记者，最早的时候，他带着弟弟妹妹加工睡衣，现在家族企业生产的睡衣年销售额在1000万元左右。而村里的睡衣产业不仅带动了本村就业，也对邻村就业起到很大的带动作用。
这种提携同乡、合作共享的习俗在浙江金华市的武义县也是如此。
上夫山村最初建造于最贫穷的牛头山上。2003年，村民得益于扶贫政策搬迁下山后，住进了桐琴工业园区旁的楼房里。远远看去，白墙灰瓦的一排排三层小楼坐落在绿树花丛中，看上去和城市的别墅区没有两样。
浙江金华市武义县桐琴工业园区里有不少生产五金机械、电动工具等产品的企业。《财经》记者看到，在与武义县桐琴镇上夫山村相隔两条马路的地方，坐落着桐琴工业园区，生产保温杯的浙江洪帆工贸有限公司是入驻园区的第一批企业。董事长胡洪泽告诉《财经》记者，他在20世纪90年代从隔壁县级市永康来到武义建厂。吸引他过来的不仅是相对便宜的用地，还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政府派专人负责公司注册、税务登记等事项，还打通交通枢纽，修建了七条武义直通永康的公路。
在园区入口处，有一座五层职工公寓。胡洪泽刚来武义建厂时，招聘的员工几乎都是当地人，随着附近工厂越来越多，这里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工人工资也从4000元到1万元不等。
建厂初期，胡洪泽只是给当地保温杯企业做杯盖、手柄等配套零件，这些年积累了经验，已经可以生产全套的保温杯。如今，洪帆生产的保温杯已经销往世界各地，并与星巴克、雀巢等国际知名品牌合作。“这离不开创业初期前辈们在资金、技术上的支持。生产保温杯的企业老板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经验，我们的配套质量不断提升，对他们的产品品质也有所提升。”现在，胡洪泽也在帮助初创企业解决技术难题，“虽然目标客户可能重叠，但杯子行业市场大，生意是做不完的”。
在胡洪泽这样一批“共享创业”的老板带领下，武义县工业园区逐渐形成了产业集聚区，产业链条长而完善。在桐琴工业园区，像洪帆这样的保温杯厂家有近20家，算上永康，这类企业有500多家，两地出口保温杯的数量占据中国保温杯出口总量的85％以上。
原武义县扶贫办主任董春法介绍，除了在园区打工，当初从牛头山下山的村民中，还有一部分前往昆山，将小买卖发展为小有规模的超市。那些做小本生意先富起来的村民，将开店技巧、营销经验等告知同乡，大家四面开花地纷纷到昆山、杭州、苏州、常州、无锡等地开超市，形成了牛头山村民独有的“超市经济”现象。
曾有专家分析浙江1990年－2006年的经济增长数据发现，绝大多数县市和相邻县市都存在双向的正向溢出效应，关键的原因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义乌的小商品、慈溪的小家电、永康的五金、绍兴的轻纺、浦江的水晶……民营经济遍地开花，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发达，也保障了当地民众的就业机会和基本收入。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就业门槛，能够实现自由就业，尤其是鼓励支持小微企业，人人都有就业机会，就容易实现共同富裕。”李实说，相较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大国企对就业者的高要求，民营经济在招聘时相对较少考虑户口、学历等身份因素，因而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在浙江，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愿意在家里开个小作坊、做点小生意。记者在台州的工厂里刚好遇到一位正在工作的82岁老人。对方表示，一个月收入近2000元，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浙江人一直有勤劳致富的观念，除了实在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尽可能找事情干，尽可能地创造各种赚钱机会。”李实介绍，浙江做慈善、做公益的氛围也相对浓厚，很多人经商赚钱后，积极回馈社会，参与各种慈善事业、做各种公益活动，温州等地区的慈善事业发展在全国也较好。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的城乡建设的探索步伐较快。2001年起，浙江相继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8年，浙江开始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涵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健康服务、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多个领域。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在对《意见》作解读时也表示，浙江创造了“最多跑一次”等改革经验，以及“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各地普遍具有比较强烈的改革和创新意识。这也是浙江被选中的原因之一。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发展概念，更是一场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为标志的社会变革。下一步，浙江将加快缩小收入差距，探索稳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新机制，高度关注“平均数以下”问题，推动低收入群体持续较快增收，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普遍性经验。
浙江探路共富的空间有多大
浙江对共同富裕的探索，远早于此次《意见》出台。
《财经》记者来到以盛产蜜橘闻名的台州涌泉镇。镇上到处是橘园，街道边分布着许多与蜜橘产业配套的包装、物流、农药等商店。临海市欢子水果专业合作社有64位村民社员，其负责人褚孔贵告诉《财经》记者，涌泉镇大部分村民以种植柑橘为生，每当蜜橘收获的季节，整个涌泉镇会涌入大量的人流，运输车排着长队停在马路边，这些人流也带动了涌泉镇餐饮、住宿、物流等发展。
褚孔贵此前多年在北京做小生意，看到家乡柑橘产业的商机以及村民在农产品品牌打造、电商营销方面的薄弱，决定回家乡创业，带领当地村民共同致富。
褚孔贵告诉《财经》记者，涌泉镇柑橘销路不畅，专业的合作社在销售、运营、品牌打造等方面有着较先进的经验，可以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目前合作社从社员手中收购柑橘，并对社员进行绿色产品认证、电商运营、平台对接、直播带货等各方面指导。
据了解，涌泉镇有数百家类似的柑橘合作社，对当地经济发展以及带动农民增收发挥了显著作用。一位正在橘园劳作的社员告诉《财经》记者，自家种了近20亩柑橘，一年收入近20万元，虽然经营果园不轻松，但总比外出打工要好很多，毕竟在家还可以做些别的生意。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是台州经济的重要特点。”台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2021年一季度，台州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很小为1.92，这与台州乡村产业的兴旺有重要关系。而放眼浙江，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顾益康指出，乡村产业正是浙江农民收入领先全国的重要原因。
未来，在已有的基础上，浙江还可以怎样深入探索共同富裕之路呢？
南开大学教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陈宗胜向《财经》记者指出，城乡差别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半原因。现在中国主要用收入水平来衡量城乡差距，但是收入水平差三倍，公共服务产品的差距可能达到十几倍。只有城市跟农村都一样了，才能叫共同富裕。而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之一，便是继续缩小城乡差别。
陈宗胜认为，要继续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将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产品均等化落到实处。“道路、医院、学校、幼儿园这些基础设施，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教育、医疗、养老这些资源，农村是不是跟得上？”
此次《意见》也提出，畅通城乡区域经济循环，破除制约城乡区域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城乡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要推动实现城乡交通、供水、电网、通信、燃气等基础设施同规同网。探索建立人地钱挂钩、以人定地、钱随人走制度，逐步实现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等举措。
实际上，与城乡问题相连的，还有区域问题。《意见》将浙江定位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提出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健全城乡一体、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率先探索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
在这方面，浙江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
《财经》记者在武义看到七条直通永康市的公路，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专为吸引永康企业落地项目而修建。而今，在武义的几个工业园区里，随处可见永康老板的身影。武义县组织部副部长傅俊介绍，武义东北部紧靠金华、义乌、永康等“经济高地”，又处于浙中交通网的密集区，因此武义将东北部规划为经济开发区，在不到30％的区域内，集聚了九成以上的工业企业。
在武义中南部，则主要是农耕区和山区，乡镇人口持续流出。2000年，武义将18个乡镇中的1个街道、3个镇、7个乡进行统筹，组建熟溪、柳城、王宅、桃溪4个区域发展联盟，对联盟内土地、资金、干部等资源要素进行整合，抽调105名南部乡镇干部支援北部发展。联盟内串联起文旅发展项目20个，带动农民增收8000多万元，中南部粮食生产和生态旅游功能区也得到更有效保护。
现在，武义县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浙江八个贫困县之一，变为中等发达城市，年财政收入50亿元、增长了120倍。而在台州，记者了解到，南部的路桥、玉环、温岭三县，分别与北部的天台、仙居、三门结对，黄岩、临海主要针对各自西部山区，椒江主要针对大陈岛开展对接合作，推进南北县际之间发展鸿沟逐渐缩小。
金雪军介绍，浙江此前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的探索，主要有山海联动、省域统筹等思路。即将发达地区（沿海）的资金、技术、项目等资源注入相对欠发达地区（内陆），抓住各地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增长。
而今，浙江的区域发展正从东西间的分化，逐步转变为以杭州、宁波、温州和金义四大都市圈为中心的发展格局。《意见》则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支持浙江发挥好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强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
目前，温州正在掀起“干大交通”热潮，提速建设杭温高铁，谋划推进温福高铁、温武吉铁路；发挥交通、医疗、高教、旅游等优势，加强与宁德、台州、丽水等地的区域协作，辐射和服务浙南闽东北赣东3000多万人口。金雪军分析，浙江将以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和义乌等城市作为龙头，带动周围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形成以县为载体的网状发展格局，同时容纳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小镇发展。
后发区域的发展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近日，浙江省多部门相继出台多个文件，从产业发展和生态环保等维度，促进占全省面积45％的山区26县发展，举措包括降低26县省重大产业项目准入门槛、支持26县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飞地，审慎稳妥推进26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意见》并未列出具体的考核指标，既无约束性指标，也无指导性指标。专家分析，这可能需要在具体落实的时候进一步加以研究。陈宗胜指出，共同富裕不是一个短期问题，诸如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是三五年能够解决的。城市还在高速发展，还应以更大力度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小城镇发展。
“中国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已经进入到追求共同富裕的阶段；从政治上看，共产党的初心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为全体人民，不是一部分人、也不是一个人。”陈宗胜说。
从先富到共富的历史演进
实际上，“共同富裕”的表述，最早可追溯至1978年12月1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
在会上，邓小平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计划经济体制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念并没有很快被接受，民营经济的发展十分不稳定且空间非常有限，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仍然是社会主流。“共同富裕”理念的冲撞、波折在浙江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初期，国企生产能力不足、电器产品在市面上供不应求。温州柳市镇的一些农民因而将自家住所改造成“前店后厂”，拆卸从外面带回来的电器样品，仿制生产一些粗糙的小产品，率先修建厂房、雇佣员工，成了一批富起来的人。彼时姓“资”姓“社”的争论尚无定论，冒尖的“五金大王”“目录大王”等人很快在1982年因“投机倒把罪”被逮捕，这就是有名的“温州八大王”事件。
“温州八大王”入狱的同年，柳市的工业总产值下跌57％，当地经济立马由盛转衰。随后，温州市领导发言肯定家庭工业、个体经济的重点户、专业户是社会生产力的先进代表，并在两年后为“温州八大王”平反。此后，中央领导人多次发言，强调以合法劳动换取劳动报酬的正当性，并认识到平均而同步的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1983年1月，邓小平同当时的国家计委等单位负责人谈话时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1986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是吃过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1984年6月，邓小平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
邓小平同时也预见到两极分化的问题。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最终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提出了经典的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认识上的转变与完善，打破了思想桎梏，中国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开始提速，最终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伴随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的分配制度也逐渐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新的所有制与分配制度刺激了个体创造财富、拥有财富的欲望，中国经济由此在改革开放前40年获得了充足的发展动力。2017年，中国GDP按不变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GDP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较1978年大约提高15个百分点，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个体层面，家家户户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974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8倍。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预期寿命、享有的社会公共服务等非物质性的获益不断改善。
不可忽视的是，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中国统计年鉴2019》显示，5.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为极低收入层；6.9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至5000元之间，为低收入层；1.2亿人的月收入在5000元到10万元间，为中等收入层；月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仅有3110万人。陈宗胜介绍，2015年左右，中国的低收入阶层约占全社会人口的47％，中等收入阶层占36％到40％，高收入阶层约占17％。
陈宗胜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较为平均，呈现为扁平的飞碟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较高收入者越来越多，收入差距格局逐步变为金字塔型；2010年以后，收入差距格局的葫芦型分配特征逐步显现，葫芦底座就是农民，上面则是城市居民。而今，中国距离发展为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超过60％以上的橄榄型社会仍有很长一段距离。
“80年代基本上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02年的十六大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似乎有点平等对待公平、效率的意思。2007年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十八大、十九大，逐渐强调公平，实际上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陈宗胜说。
去年10月举行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延续了这一思路。会上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建议明确，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是“共同富裕”首次出现在远景目标规划文件中。也正是这份文件，提出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群众对这方面不满，中央对这个问题有了准确的认识，比如‘新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内容。‘共享发展’放在最后压轴，可以说是出发点和落脚点。”宋晓梧分析说。
共同富裕不会是劫富济贫
在宋晓梧看来，此次出台的《意见》是一份以收入分配为主攻方向、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以民为本、以共享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文件。
“原来我们研究共同富裕主要从收入分配着手，但这一次的文件就不是了。收入分配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但它变成了新发展理念的综合示范区，把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全融在里边了。”宋晓梧举例，文件还提出建设数字化经济、增加财富总量等等。
这些内容在《意见》中表述为“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举措包括：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做优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精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和都市农业，发展智慧农业。同时，深化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探索消除数字鸿沟的有效路径。
为何中央会作此考虑？多位专家向《财经》记者分析，共同富裕的大前提仍然是发展。李实指出，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浙江的经济水平虽然相较中国其他省市高，但在未来15年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经济水平仍然面临很大挑战，这也即是“不充分”问题，依然要靠发展来解决短板。
金雪军表示，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从家家办厂、村村冒烟走过来，从面向国内市场到走向国际市场，发展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发展才是硬道理，而不是大家都停下来。只有实现发展后，才能有足够空间处理好分配问题，更好地做统筹协调文章。
做大蛋糕，才能更好地分蛋糕。李实指出，不平衡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可通过城乡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人群就业机会平等、土地制度改革等举措进行改善。针对缩小收入差距，政府最能够制定出针对性政策措施进行发力，这也是浙江最受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从整个中国看，1992年至2020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3.78％，而政府、企业收入占比呈正增长。2018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1.1％，仍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宋晓梧、李实等专家认为，应当适当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而此次《意见》也提出，优化政府、企业、居民之间分配格局，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及其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支持浙江加快探索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
然而，政府如何插手以工资收入为代表的一次分配？
宋晓梧强调，尽管一次分配主要由市场调节，但政府应当肩负起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责任。比如城乡的行政分割、行政性垄断行业的分割，集体谈判机制不健全，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直接压低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工资收入，都是政府应当改善的领域。此外，政府还可提高最低工资指导线。
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方面，政府也能有所作为。《意见》提出，创造公平就业环境，率先消除户籍、地域、身份、性别等影响就业的制度障碍。宋晓梧表示，可以优化个体从业者的就业环境，尽量为他们就业创造条件，而不是以市容优先的原则，一刀切地把他们作为“低端人口”从一线城市挤出。
针对二次分配，宋晓梧建议可在浙江探索提高直接税比重，发挥税收平抑贫富差距的作用。他介绍，国内的一些研究显示，中国税收不但没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因此，“十四五”时期不宜再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而应该探索开征房产税、研究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征收。“社保税收这些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研究，不能脱离全国经济发展，但是否可能在浙江试点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还提出，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探索各类新型捐赠方式，鼓励设立慈善信托。落实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完善慈善褒奖制度。这一取向是否意味着共同富裕要“劫富济贫”？
对此，多位专家澄清，浙江的改革思路仍然延续了过去的“调低、扩中、限高、打击非法收入”精神。共同富裕的精神是共建共享，每个人都要通过劳动参与到经济建设中，而今只是更加强调关注低收入人群增收、增强其发展能力。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富人就不交税，而是以税收、公益等法治手段改善社会收入结构，更加激发出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高素质农民等人群的活力。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说，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个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会，虽然得不到平等，但会比其他任何存在过的体制都更能接近于平等。对于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多位专家强调，一定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共同富裕不只是单纯的再分配，而是发展过程中加大再分配的调解力度，否则共同富裕无法实现。
在李实看来，实现共同富裕，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当吸取历史教训，切忌出现急于求成、不符合实际的做法。此次《意见》也提出，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吊高胃口、不搞“过头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只要经济能够实现稳定的发展增长，过了5年、10年、15年，大家的生活水平肯定要比现在更好一些，低收入群体可能会获得比现在更多的机会，不管什么人群都会更好。”李实说。
6月17日，国家发改委表示，加强对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统筹指导。在政策保障上，各部门会积极推动优先考虑将本领域改革试点、探索示范任务赋予浙江，根据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需要，在科技创新、数字化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给予改革授权，允许浙江先行先试。
更多人提醒，实现共同富裕应看作一个百年目标、百年历程。浙江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只是探索的开启，很多实践有待千淘万漉，才能吹尽狂沙始见金。
（实习记者张一雪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