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詹积富:医改下一步

来源:《财经》杂志 2021-11-30 15:44:50

2018年5月31日,国家医保局挂牌。当年底,“4+7”带量采购震动全行业以及资本市场。

伴随着带量采购制度化、常态化,这一携2万亿元医保基金入场的超级买方,将药品耗材的虚高水分渐次挤出,业界终于彻底认识到这一副部级新机构的威力。

国家医保局和带量采购,脱胎于三明医改。组织部门曾有动议,调主导三明医改的詹积富进京,担任国家医保局副局长。

但是,詹积富的思路,是“三医”联动全局,而非只谋一域。在仅仅担任了三个月的福建省医保局局长之后,他主动申请调回三明。2019年1月,57岁半的他获选为三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三明医改仍在路上。詹积富目光所及,是中国医改未竟之局。多部门“九龙治水”,权责不清。有些不该混在一起的权力,被置于一个部门,裁判员运动员角色不分;有些本该是上游部门应扎紧口子的监管,却流于放任,以致下游洪灾不断。三明医改九年间,詹积富边干边学,一直没有停止对医改体制的思考,这亦是三明医改能否全国复制的关键。

5月中旬,詹积富接受了《财经》记者的独家专访。

上游筑坝

《财经》:国家医保局成立三年来,进行了多轮药品耗材带量采购,成效显著。但是,我们在采访国家医保局时任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钟东波时,他说,每一轮集采,工作量都巨大。

詹积富:国家医保局在下游,面对滔天洪水,筑起千尺高墙阻拦,工作量小得了吗?

药价虚高,就是滔天洪水。它不是几十年一遇,而是每天都在掏患者的腰包。

如果长江流域频繁洪涝,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在上游修一座三峡大坝?药监局本该担负这一角色。

《财经》:上世纪末,“三级站”(各级医药管理局和医药公司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体系瓦解,医药公司和后来成立的药监局政企分开,药品和耗材价格已经完全市场化,药监局并无价格监管职能,即使有,恐怕也管不了。

詹积富:过去,是计委(发改委)管药价,这当然管不住。头几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好几位司长处长被抓,已经证明了这一方法失灵。

但是,能不能让虚高的价格在上游就回归到真实价格呢?药监局有这个本事。

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文号注册证,以及医药流通公司许可证,都归药监局发。如果药品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违规,比如给医生医院回扣、行贿,药监局就可以把证书扣下,你没了呼吸,五分钟就死了。

药监局不是要直接管价格,而是要管住药企的违规行为,违令者斩。但目前的药监局,更多是在药品质量监管上下功夫,而对药企违规行为的处罚失之以宽。

我做了十年药监局长,曾经开玩笑说,我们名字叫药品监督管理局,但实际上只是药品质量监督管理局。

药监局必须担负起全方位的药事责任。

《财经》:去年底,国家医保局下发了两份关于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文件,给医生医院回扣、虚开增值税发票等行为,都被列入失信范畴。严重失信者,从今年6月1日起,已中标或挂网的医药产品,如有其他企业保障供应或有替代品满足临床需要的,应予撤网,处罚可谓严厉。国家医保局还要求企业提交守信承诺书,但是,很多药企并没交,似乎在赌法不责众。

詹积富:2016年,三明曾经对江苏朗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做下架处理。这家公司恶意中标,然后以各种理由要求提高价格,否则就断供。我们就把这家企业赶出三明市场,今后也不再采购。

你可以看到,国家药品耗材招采平台,包括各省的分平台,已经建立起来了,监管路线图也已经画好。但是,医保局是下游部门,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医保局。

如果上游筑起了坝,下游洪水少了,行贿受贿也就不是普遍行为了,那么,自然不存在法不责众的问题。这种不让你上架的处罚,自然也不会很多。

如何监管医生

《财经》:药企行贿,药监局和医保局处罚它;但医生受贿,你怎么办?卫健委如果吊销行医资格,未免打击过重,因为以药养医是体制问题,板子不能全拍在医生乃至医药代表身上。

詹积富:医生的从医资格,以及医疗质量的监管,掌握在卫健委手中。纸面上的文件,从来都很严格;板子拍下来的时候,往往就变轻了。

还是那句话,如果上游筑坝,踩红线的医生就会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有医生敢踩红线,板子就会变重。

《财经》:在部分法律法规较为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医生就算没有失去行医资格,医保部门大概率也会处罚他,而医保是医生的饭碗。

詹积富:三明就是这样。举个例子,如果一名医生有骗保行为,或者收受医药代表回扣,一旦被查出来,你开出的处方将不被医保报销。

但你一转身,又跑到深圳开诊所去了。医保定点平台全国没有一盘棋,你就可以钻空子;如果全国一盘棋,你就没法在国内混了,只好跑到国外去。在国外没有行医资格,就只好刷盘子。

医生违规,会毁了自己,医生就会格外珍惜自己的羽毛。

分与合

《财经》:3.0版三明医改中,县总医院负责人拥有了人财物的支配权,业界俗称其为“第二卫生局”,也就是说,总医院分了卫健委的权,三明市和各县区卫健委不再把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集于一身。

詹积富:管医和办医要分开,卫健委管医,总医院办医。卫生健康大系统内,医政是裁判员,医管是运动员,因此,卫生健康系统的医政医管局应该分开。

一个家庭里,管钱的只能是一个人。如果大家都插一手,吵来吵去,医院嗓门大,说不够吃,吃饭的标准就会抬高,最终会导致医保穿底的后果,家庭因此破产。

医疗体系一直存在一个问题:点菜的人不买单,买单的人不点菜。三明医保基金有30多亿元,全国2万亿元,是医保局负责埋单。那么,点菜权理应回归医保局。

医保局把医保基金按人头打包给总医院,粮食就这么多,结余归己,医院的行为才会从根儿上转变。

医保局当下有两大核心职能,一是基金监督,二是招标采购,但还缺一项核心职能,那就是医院管理权。也就是说,医管职能应整体划归医保局,国家医保局的编制也应从成立之初的80个,扩充至130个。

《财经》:这是否会导致医保局的权力过大?最近几年的集采,业界的行话是:代理大品种的人,从卫生局的小舅子变成了医保局的小舅子。

詹积富:医保局扩权的前提,是回归;卫健委交出办医权的前提,也是医保局回归。

我认为,应组建国家健康委员会,统管与国民健康相关的一切事务,副总理兼任国家健康委主任,另设一名正部级的常务副主任。

国家健康委旗下,包括现在的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新成立的国家疾控局,以及需要纳入的国家医保局。四个国家局全部为副部级架构。

医保部门隶属于卫生健康部门,是国际通例。

现在各部门平行,遇到问题时总是推来推去,结果经常是谁也不管了。设一个大家长,所有健康的问题,都向他问责,他自然就会理顺麾下各国家局的职能,以权责对称。

《财经》:1998年医保(社保)体系搭建之初,其职能放到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即后来的人社部)里面。最主要的考量是,部委分权有利于制衡。

你的方案,与三明医改集权的做法相似。但这对医改部门(国家健康委)一把手的品格,是巨大的考验。

詹积富:请你相信,全国上下,有大批廉洁奉公的公务员,其中很多人,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

杨中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