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冈本（Geoffrey Okamoto）于2020年3月12日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当天全球股市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而创下自1987年黑色星期一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冈本7月28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疫情已经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此时冈本开始呼吁各国将政策从经济援助转向改革，以提振复苏前景。
冈本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人，加入IMF之前曾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与发展的代理助理部长。他相信最早的加州人在19世纪初离开舒适稳定的生活涌入这里寻找黄金，这种精神以某种形式留存在加州，并催生了为加州经济提供动力的硅谷。在金融科技大爆炸时代，在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时代，硅谷是全球金融科技的一个支点。冈本是全球能高屋建瓴地谈金融科技的少数决策者之一。
在冈本看来，我们对技术的依赖减轻了疫情带来的影响。从网上点餐、签署抵押贷款协议到举行虚拟会议，这不仅要归功于技术创新，而且还要归功于随之而来的社会采用。种种迹象表明，这种趋势将以光速继续下去。他说，我们都需要做好准备。所有国家都应竭尽全力利用这一技术超级周期来推动急需的增长顺风，从而提高生活水平并应对长期挑战。
金融行业正在进入业务模式变革和竞争格局变化的关键阶段。在美国，银行部门在产品和服务方面越来越依赖外部供应商和金融科技公司，这使得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U.S., 简称FDIC）、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和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日前表示，正在就拟议的指导方针征求意见。该指导方针为第三方关系提供了一个风险管理框架。这些机构说，文件中提到的第三方包括供应商、金融科技公司、关联公司和银行机构的控股公司。这三家机构表示，这份93页的指导文件考虑了风险水平、复杂性、银行机构的规模以及第三方关系的性质，旨在帮助促进合规，包括与消费者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冈本指出，疫情加速了人们文化上的转变，当这种文化上的转变发生时，它会激励更多的人更多的投资来改进技术。疫情后的世界将受益于文化转变所带来的投资，受益于我们更加广泛地使用技术。所有的创新都是风险伴随着机遇。对政府部门来说，重要的是要鼓励创新，从而获得良性收益，促进增长，而非过度监管。当然注意风险也很重要，找寻二者的微妙平衡应该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焦点。
技术超级周期中的风险投资机会
《财经》：最近在关于“构建更好的数字经济”（Building a Better Digital Economy）的演讲中，你提到一个概念叫“技术超级周期”（the technological super cycle），如何定义技术超级周期？
冈本：很好的问题。鉴于现有技术不断提高我们发现新技术的能力，创新的步伐得以继续加快。 创新步伐的加速，叠加数字化连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的世界，公司和企业就有机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拓市场，低利率世界又使后者吸引大量资本成为可能。创新的加速、数字连接，以及大量寻求开拓新市场的风险投资这三方面结合在一起，正在形成一个技术超级周期。
《财经》：确实，我们看到投资机构对于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规模变得非常大，金融科技领域的“独角兽”数量不断增加，问题是，它是可持续的吗？
冈本：时间会证明，在技术领域中是否存在对某些类型的科技过度投资。但很明显，投资者有意愿为新技术提供资金，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风险偏好在发挥作用，不过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只在当下历史上存在的、非常独特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包括创新在加快步伐、市场在扩容，以及数字连接主导的世界。
很多国家正在努力解决当下的数字鸿沟，随着它们提出更多的解决方案，更多的人建立起数字联系，这些风险投资的机会变得更大。
《财经》：新技术持续推进、创新模式不断涌现，创新的步伐不断加快，所有这些和疫情的关联度有多大？
冈本：我认为它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如果仅考虑创新，一些创新是在前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比如人工智能或量子计算，它反之又会提高我们发现未来新技术的能力。这类似于微处理器的不断更新换代，它提高了我们现在技术更新的能力，这一趋势持续了几十年。在微处理器领域这被称之为“摩尔定律”，即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呈指数增长。把这一定律应用到现实世界时，可见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也说明已有的计算能力可以让我们越来越快地发现新的技术，技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
《财经》：在你看来，我们对技术的依赖减轻了疫情带来的影响，这种趋势将以光速继续下去，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另外，你选择了“光速”这个词，似乎颇有深意？
冈本：我个人对太空很感兴趣，所以我用了“光速”这个词。
谈到疫情本身，自其肆虐之始，它并未带来真正的新发明或技术。在疫情之前我们就有即时通讯软件Skype、有微软公司发布的办公协作工具Microsoft Teams、视频通话软件FaceTime等等，疫情带来的不同是文化的转变。许多人之前并没有习惯使用这些软件，这些软件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办公室文化甚至家庭文化都没有关系。比如我以前从来没有在Zoom（多人手机云视频会议软件）上吃过家庭晚餐，但现在就会云晚餐。
疫情确实加速了文化的转变。我们今天使用起这些技术来比一年半之前更为自然，因为我们现在使用它们变得习以为常，而且这个习惯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这是好事。当这种文化上的转变发生时，它会激励更多的人更多的投资来改进这些技术，它使得现有的工具也获得巨大的改进，新技术正在获得资金的流入以改善协作和团队合作，带来对Zoom、Microsoft Teams和其他新技术的持续更新。疫情后的世界将受益于文化转变所带来的投资，受益于我们更加广泛地使用这些技术。
不能对金融科技企业照搬反垄断框架
《财经》：如你所说，目前的核心技术已在金融领域实践应用了相当长的时间，现在的新金融科技与过去相比，是否截然不同呢？
冈本：我认为金融科技的演进非常迅速。金融科技的最终规模将取决于已实现数字连接的人的数量，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来继续确保全球实现适当的数字连接。
如果真是这样，如果金融科技真的能以这种规模不断增长，那么在某些市场中它已展示了帮助解决经济分化的能力——因为它降低了成本，进而提高了金融科技的可及性，加强了某些类型的储蓄、信贷和保险产品市场渗透率，是对最初作为支付领域创新的补充。许多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人们银行存款不足、无法获得信贷的问题，金融科技正在帮助人们为简单的日常需求借款或开办小企业。确实，金融科技有希望在这一领域做更多的事。
《财经》：听起来金融科技的生态很不错。
冈本：我作为一个永远的乐观主义者自然喜欢关注积极的方面，因为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进步通常是一种向好的力量。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发展不会产生某些负面影响。
创新引发了有关数据安全和隐私的问题，值得深入地辩论和讨论。它牵扯到竞争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们发现过去的反垄断政策框架不是总能照搬到金融科技企业上，只是这些挑战都相对容易解决。政府的工作是要确保有公平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以便这些公司建立规则，为它们及其投资者提供可预测性及确定性，以便它们能够吸引投资并提供好的服务，不断发展市场，既满足其商业目的，也满足公共政策的目的。这需要政府和私营部门间有良好的协调，但从长远来看，这是获得更多金融科技优势的方式。
《财经》：欧洲议会认为，在金融科技方面，在线平台、访问客户数据、标准化和互操作性可能导致反竞争行为。除了监管之外，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还有哪些？
冈本：所有的创新都是风险伴随着机遇。由于金融所扮演的独特角色，金融科技有巨大的潜在成本和收益，对政府部门来说，重要的是要鼓励创新，从而获得良性收益，促进增长，而非过度监管。当然注意风险也很重要，找寻二者的微妙平衡应该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焦点。
理想的状态是，主要依靠私营部门来提供投资资本，企业之间互相竞争，进而在长远的方向上进行创新、控制消费者的成本。但政府确实在基本的数字化基础设施领域要发挥作用，需要确保有明确而稳定的法律框架，包括公正的司法系统——这些是私营部门需要的服务，它们需要有明确和透明的机制来保障它们的权利，在出现问题时受到公允的裁决。
同样重要的是，规则的制定不应该使行业中体量更大的参与者受益，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往往会抑制创新并增加成本。我这里说的大体量参与者既可能是大型私营企业，也可能是已经成为垄断企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只有出现适当的竞争，我们才能看到改善的结果，不但有利于消费者，也有利于政策目标。
《财经》：传统银行和金融科技之间的竞争和整合是热门话题。很多文章在探讨传统银行能否弯道超车，或者金融科技是否要置传统银行于死地。
冈本：从长远来看，传统银行和金融科技在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中都有空间。如果考虑传统银行的发展方向，它们中有很多其实都在投资金融科技的产品和服务，或者说，如果它们没有从内部有机地开发这些产品和服务，它们会选择收购金融科技公司以试图一争高下。但我认为，作为决策者需要关注的是，我们不会不公平地偏袒一方、打击一方。
《财经》：人工智能最好的应用领域之一被认为是金融领域，因为金融领域是唯一纯数字领域。金融科技是否在人工智能领域扮演持续引领者的角色？
冈本：人工智能带来了大量新的机会和可能性，金融业之所以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是它们有资金来尝试。归根结底，我不认为人工智能会偏爱或不偏爱某一特定行业。金融部门，无论传统银行和证券还是金融科技，未来都可能会更多地利用人工智能，但我不认为这是金融服务行业所独有的。
构建数字连接打通经济鸿沟
《财经》：你近来在呼吁各国从挽救经济免于崩溃，转向恢复增长为导向的政策改革。金融科技在后疫情时代的数字分化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冈本：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数字鸿沟的存在。我们必须首先解决数字鸿沟，然后才能真正从金融科技中获益。
造就数字鸿沟的因素在疫情前就有，但疫情让它发展成为经济鸿沟。要确保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经济分裂会播下社会分裂的种子，这会与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适得其反。
我们讨论了一些关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如何合作以确保更多人建立起互联互通。在解决数字鸿沟上，金融科技公司可能会接触到更多的用户，这将激发投资者和私营部门改善其产品服务以进入这些市场的动力。换一种方式思考，因为金融科技和其他相关的技术有如此多的可能性，所以适当地对其投资对解决数字鸿沟是有意义的。但我仍然认为，必须首先解决数字连接的问题。
《财经》：受资本和技术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数字鸿沟早已存在，数字经济还催生了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分化，疫情后分化是否会持续并加重？
冈本：若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你描画的图景绝对是有可能的。但同样我是乐观主义者，给你这个图景的另一面：天量的投资在尝试把人们连接起来。这也包括私营部门，如私人运营商在提供低成本的卫星网络连接和低成本的蜂窝网络连接，使得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不断大幅降低。
由于疫情，政府部门学会了优先考虑基本的数字基础设施，发现它的经济回报率确实不错。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经历了疫情冲击后，对很多国家来说，在考量如何重建经济时，数字连接在它们的优先事项列表中位列前茅。
希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私营企业投资于低成本的服务和产品，国家则优先考虑其公共基础设施支出，这两者结合将对互联互通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扩展为经济的长期增长。
《财经》：这些都是很乐观的想法，什么让你感到忧虑呢？
冈本：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看到社会分裂，这使政府更难以进行深度改革，而改革带来的增长加速将是建立经济的长期成功所必需的。改革并不容易，改革之所以难是因为要取得进步，就要同很多根深蒂固的不同力量进行对抗。
但疫情后人们理应获得高增长的经济环境，理应看到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理应让自己和家人日子过得滋润。这些仅靠公共支出是无法实现的。最终，各国政府要做出艰难的选择，怎样改革才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这包括要确保环境对实现数字连接非常友好，但还要更宽泛，无论是进行司法改革还是进行监管改革都非常困难，同样有难度的是确保有公正的法官和好的知识产权框架。这些对政府而言都很棘手，但做好这些意味着经济部门能够蓬勃发展，人们能看到有益于自身的利益，而这正是人们理应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