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6500余种产品的全球贸易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疫情以来的出口增长并非简单的“订单回流”，中国在173种产品上形成了成规模的新产能。新流入产能改变了区域发展格局，南北差距初步收敛，中西部“过早去工业化”有所遏制，东部产业在转移中升级。新流入产能不仅对增长、就业和市场主体产生即期效应，还推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在重组中裂变。主要经济体生产复苏对中国出口带来的“需求效应”大于“竞争效应”，应在全球竞合中将“抗疫红利”内化、强化和固化，巩固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势。

一、“订单回流”带动了多少“产能流入”？

短期“抗疫红利”提升中国工业体系的长期发展能级。按美元计价，2020年中国货物出口全球份额升至16.5%，较2019年提高2.3个百分点，实现出口规模和全球份额“双升”。而美国、墨西哥、东盟出口呈“双降”，日韩德法四国出口份额提升但出口规模下降。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国际供应链断裂的极端压力测试下，中国出口“双升”并非只得益于需求端暂时的订单“回流”，供给端核心技术国产化加速和国内产业链完整性提升是主因。今年以来，出口仍是中国经济最大亮点，以美元计价的前九个月货物出口同比增长32.8%，三季度出口较二季度环比增长9.2%，比2016年-2019年同期季度环比增速高4.3个百分点。尽管主要经济体产能出现结构性复苏，但目前中国出口全球份额仍处于15%左右的历史高位。

中国在173种产品上形成了成规模的新产能。对于联合国公布的6554种贸易品，我们将中国“在全球份额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且出口额增加1亿美元以上”的出口产品，视为新流入中国的产能。在定义新流入产能时，我们对出口规模和全球份额设置了门槛，因为成规模新产能是由可观的新固定资产投资、新市场主体和新增就业岗位支撑的，而不只是原有产能利用率的提高。根据对全球贸易数据的分析，中国在173种出口产品上形成了成规模的新产能，2020年新流入产能的出口规模为1716亿美元，增速为30.1%，为中国出口增长贡献了31.9%。其中，出口额增长5亿美元以上且全球份额提升5个百分点以上的重点产品有36种，新流入产能1059亿美元，增速高达43.9%。

新流入产能既有“回流”更有“分流”。在173种产品中，对“2017年-2019年出口份额下降但2020年明显上升”的产品，定义为逆转此前全球份额下降趋势的产能“回流”；对“2017年-2019年出口份额上升且2020年继续明显上升”的产品，定义为延续全球份额上升趋势的产能“分流”。从来源地来看，中国从发达国家承接的产能（127种产品，994亿美元），明显大于从发展中国家承接的产能（46种产品，722亿美元）。

由此，我们将新流入产能分为四类：一是从发达国家回流产能（72种，686亿美元），包括通讯设备、电子元器件等；二是从发展中国家回流产能（21种，585亿美元），包括纺织服装、家用电器、摩托车等；三是从发达国家分流产能（55种，308亿美元），包括电脑零部件、医疗器具、高级座椅等；四是从发展中国家分流产能（25种，136亿美元），包括厨房用具、卫浴设备、电冰箱等。

新流入产能并非集中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今年前三季度，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速达到23%，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比增速仅为9.8%，后者比整体出口增速低了近13个百分点。从贸易方式来看，在2020年新流入的产能中，近六成（59.3%）为一般贸易，来料、进料和出料加工贸易仅新增166.4亿元。从产品种类看，新流入产能中的消费品有81种，新增出口规模为1324亿美元；资本品和中间品分别有25种、67种，两者新增出口规模392亿美元，资本品的增速比消费品高出3.7个百分点。优势资本品和中间品出口的快速增长，表明中国正从“世界工厂”逐渐升级为制造业的“全球供应商”，中国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

二、新流入产能如何改变区域发展格局？

新流入产能并非均质流向国内各区域，而是加快了产业在国内空间的集聚，改变了各区域产业链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进程，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出新动向。

南北出口差距初步收敛。2021年1月-8月，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新疆、辽宁、内蒙古、黑龙江、吉林、青海、宁夏、甘肃等15个省份）出口总额4372亿美元，占全国比重由19.3%上升到20.9%，扭转了2018年以来南北出口差距拉大的趋势。从新流入产能来看，北方地区173种产品的全球份额从2019年的5.4%提升到2020年的7.8%，今年1月-8月较2019年同期仍保持97.2%的增速。其中，山东、河南与山西出口比重明显提升（见图1）。

山东充分发挥其县域产业集群和劳动力充裕的优势，出口占全国比重提高了1.3个百分点，在新流入产能中，有71种产品增长位列全国第一，有105种产品进入全国前三，分布在家电、机电、电器零部件、钢铁、家居等领域。与2019年相比，今年上半年北方企业单位数占全国的比重提高1.3个百分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占全国比重提高7.0个百分点。但辽宁、吉林等省今年前七个月出口比重同比下降，东北仅集装箱（辽宁）、呼吸机（辽宁）和赖氨酸（黑龙江、吉林）等三种产品出口增长居全国前三，尚未利用好回流窗口期。

中西部“过早去工业化”有所遏制。由于发达地区产业向境外迁移较快，中国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一度不畅，2011年-2019年中西部工业占比从41%下降到31%。近一年多，中西部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借新流入产能扭转“过早去工业化”趋势，承接从海外流入的劳动密集型产能（比如河南、四川、重庆的手机和电脑等），以及原本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产能（比如安徽的家电、汽车，湖南的工程机械等）。

2021年前八个月，中西部地区出口总额4027亿美元，占全国比重提高2.1个百分点，173种新流入产能全球份额从2019年的8.9%提升到2020年的13.1%。今年前八个月，中西部地区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占全国比重比2019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但西北地区和广西未能抓住全球生产网络重组的机遇，出口占全国比重有所下降，在173种新流入产能中也所占寥寥。

东部实现产业“在转移中升级”。虽然2021年1月-8月东部出口占全国比重较2019年同期下降1.7个百分点，但在承接全球新流入产能和区域产业转移中，东部仍承担着“总开关”的角色，为173种新流入产能贡献了65.9%。从产品结构看，广东、江苏和浙江的电子产品和家电出口占全国比重下降12.2个百分点，转移至更具成本优势的中西部；不过，这三省在高附加值消费品（如空气净化器、柜式冷冻箱）以及价值链中上游的零部件和机器设备（录音机及电视图像零部件、纺织机械）出口增长较快，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上升4.7个和1.3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还充分利用跨境电商渠道，在需求端开拓自主品牌和市场渠道，在供给端实现C2M的研发设计和柔性生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2020年中国出口跨境电商交易额比2019年增长40.1%，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四个省就占七成以上，带动四省新流入产能占全球的份额提高2.5个百分点。

三、近万亿新产能若再度“流出”，冲击几何？

随着全球范围内疫苗接种的推进，以及中国制造业出现原材料价格上涨、国际航运成本飙升、能源供给紧张等困难，新产能面临再度“流出”至国外的可能。由于新流入产能规模接近万亿元，应提前预判产能“潮涨潮落”之间可能造成的冲击。

产能再度“流出”将不利于保增长和稳就业。以各行业出口增加值率进行测算（各行业增加值率参考商务部2018年《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2020年新流入产能的增加值为9411亿元，对当年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1.9%。在2020年全国第一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员锐减2645万的背景下，新流入产能成为就业稳定的压舱石。我们用“新流入产能的增加值/劳均二产增加值”估算出，新流入产能在2020年创造了528万个就业岗位，占当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44.5%。值得一提的是，新流入中西部地区的产能承接了农民工返乡潮，支持了县域经济“分布式”就业新格局，有利于缓冲劳动力流动性因疫情防控而下降的影响。若不能稳定住新流入产能，完成今明两年保增长和稳就业的压力较大。

产能再度“流出”会恶化市场主体生存环境。新流入产能为制造业注入活力，从2020年7月到2021年8月末，新注册制造业企业66.3万户，比2018年-2019年同期多增8.3万户。同时，新流入产能改善了企业发展环境：每年6月-8月是企业注吊销集中时段，在今年多重压力下，2021年6月-8月制造业注吊销企业仍比2019年同期减少21.3%。在2020年下半年新注册的制造业企业中，截至2021年8月，新生制造业市场主体的存活率达95.2%，比2018年-2019年同时段高出1.6个百分点。产能若再度“流出”，将使已成规模的新产能出现过剩，那些“为新流入产能而生”的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将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

产能再度“流出”影响中国把握住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窗口期。偶发事件会打破全球固有分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2011年日本福岛大地震打断全球电子供应链，倒逼跨国公司尝试将中国企业作为“备胎”，才使本已具备高性价比的国内企业摆脱“低端锁定”的发展路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冲击全球供应链，中国大陆在苹果公司2021年前200家供应商中占据42席，比上年增加12家，实现对日本（33家）的超越（见图2）。新流入产能的形成并非“天上掉馅饼”，而是本土企业在全球供应链断裂的极端压力测试下，开展关键零部件本土化、技术创新产业化、产业协同数字化的艰难探索。在西方国家加速全球产业链大重组之际，如果将新流入产能回落视为必然，而不在数字化改造、供应链补短板、区域营商环境优化、通关效率提升等方面创设政策条件，就会放大原材料价格上涨、国际货运成本飙升等困难，弱化中国在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中争取到的主动权。

四、如何巩固新流入的优势产能？

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并非只产生短期效应。新冠肺炎疫情仍是世界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东盟和南亚疫情波动导致其开工率下降，欧美疫情累积滞后效应仍在生产和物流领域发酵。留住一批新流入的优势产能，并在全球价值链上持续创造新的具有优势的产能，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可行性。

各国开工率提升对新流入产能既有“竞争效应”，也产生“需求效应”。今年4月-8月，中国口罩、消毒剂、呼吸机等防疫品出口同比下降517亿美元，体现了各国恢复产能后的“竞争效应”；同期，在2020年新流入产能名单之外，由于各生产合作国开工率提升，2021年中国在存储器、锂离子蓄电池、集成电路等62种中间品和资本品形成新产能（我们将今年4月-8月单个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6亿美元的产品视为2021年的新增产能），出口同比增长927亿美元，“需求效应”大于“竞争效应”。因此，即使制造业出现成本、物流、能源等压力，新流入产能也不应一放了之，而要在全球竞合中将“抗疫红利”内化、强化和固化为优势产能。

加快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协同步伐。即使对于那些所谓的“低端产品”新流入产能，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智能制造，也能提高其生产效率和技术工艺，让其在中国重新具备比较优势。2020年中国产业数字化比重为31.2%，但与服务业40.7%的数字化程度相比，工业数字化比重仅有21%，数字化改造空间很大。建议将数字化改造支出计入企业研发投入给予税前抵扣，鼓励各行业龙头企业向上下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输出数字化能力，通过工业互联网的传感、遥感、机器学习等技术，实现产业分工的智能协同，提高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

以龙头企业为核心构建产业链共同体。中国不仅是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更是以中间品和资本品为标的超大规模生产者市场。要发挥各产业链龙头企业在国内生产者市场的统筹作用，以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导向，以供需对接、试用反馈和订单支持等形式，构建研发与制造联动的产业链共同体，带动本土核心技术和产品应用迭代。

提高通关效率以降低国际物流成本。完善贸易企业和物流、货代、报关等相关服务企业信用体系，推进“大数据+信用积分通关”建设，实施优质信用企业“先放行再核验”政策，以减少通关成本和手续。还应推出全新高效的多式联运中欧铁路运输替代方案，加密“中欧班列”和“中国—东盟多式联运国际班列”班次并提高运输效率，缓解海运压力。

以优化产业生态环境为抓手引导国内产业转移。近年来，东部地区产业向安徽、河南等中部地区以及重庆、四川等西南地区转移趋势明显，但东北和西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不足，出现东部地区一些本可在国内实现转移的产业直接外迁的现象。究其原因，还是与一些地区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不佳有关。要通过提高区域营商环境、产业配套能力和绿色能源供给能力，鼓励东部乃至中部地区的产业向东北和西北地区二次梯度转移，实现国内产业在动态转移中持续升级。

（作者卓贤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研究员，庄元为国研网助理研究员，汪婧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助理；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