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创新简史》一书梳理了美国创新的重要历史，并非是要夸耀美国创新，而是试图总结创新的经验教训，对未来的发展提出对策。

本书由美国人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约翰逊合著。乔纳森·格鲁伯著有公共财政领域主流的教科书《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作为奥巴马医疗法案的策划师，他与美国政府和国会合作，协助起草了《医疗改革法案》，还出版过生动介绍《平价医疗法案》的科普读本。在2020年他荣获了古根海姆学者奖。西蒙·约翰逊系麻省理工学院的库尔茨创业学教授，曾被授予斯隆商学院教学大奖——杰米森奖，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因何崛起

本书认为，美国的崛起源于一个叫范内瓦·布什的科学家。美国一开始并非是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独立时，美国主要依赖农业，不仅仅在1776年，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其在工程能力方面也落后于英国。

1940年，德国攻陷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纳粹的胜利让人触目惊心。凭借军事上的新技术和新战略，德国演示了一种新的战争形式：闪电战、重武器和空中优势。美国在迟疑地等待。海军能力虽强，规模却太小，空军装备远远落后于潜在的敌人。1940年6月，麻省理工学院前副校长范内瓦·布什到白宫游说罗斯福总统，建议创建国防研究委员会，罗斯福在15分钟之内就批准了建议。30年后布什回顾道：“有些人抗议，建立国防研究委员会是走进死胡同，脱离了常规渠道，由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主导，掌控了新武器研发的权威和经费。事实上，那正是国防研究委员会的使命所在。”国防研究委员会当时建立起庞大的业务体系。在项目巅峰，布什领导着3万人，其中包括6000名科学家。美国三分之二的物理学家可能都受聘于这个项目。1938年，联邦和各州政府用于科研的经费合计为美国国民收入的0.076%，到1944年，美国政府几乎把国民收入的0.5%用于科研。二战后，范内瓦·布什提议美国政府应连续地提供大量经费，来维系大学和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制造战后的创新机器。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大范围资助基础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中，布什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到了落实。1940年-196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资金增长了20倍。

此外，美国《贝赫—多尔法案》明确了由政府支持的研究将来产生的经济利益由谁获得的问题，答案是发明人和承担科研任务的机构。这个法案激发了科学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也造就了一大批所谓的“知本家”——通过发明创造发财致富的人。

本书表示，其他国家也会做出反应，即为自己的科学项目投资，实际上就是试图模仿美国的技术创新，推出自己的版本。

美国在创新领域的现状

那么，当下的美国在创新问题上现状如何呢？

本书认为，公共研发投入的下降导致美国在创新上一步步没落。书中分析道：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对科学成为脱缰野马，造成环境污染，触碰伦理底线的担忧，再加上短视的预算法，让政府削减了对科研的投资。70年代遭遇经济困难，紧接着又有“里根革命”和反税收运动，进一步促使联邦资金从科研项目中撤出。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进一步挤压了对未来科学的投入。1964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达到峰值，将近占经济总产出的2%。而在接下来的50年里，这一比值下落到仅0.7%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用23年就翻了一倍的美国家庭收入中值，在接下来的45年里仅增长了20%。

然而，其他国家研究经费总额的增长速度却比美国快了许多。书中提到，尤其是中国，不断增加的投资在计算机等领域得到了回报，渐渐地，在美国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医学研究等领域亦是如此。

本书总结道：美国科学研究、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历史给了我们三条重要经验。首先，由政府资助的项目，例如曼哈顿计划、原子能委员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阿波罗计划，承担了私营企业不愿解决或不能解决的任务。其次，这些项目创新了技术，促进了增长，并为数百万美国人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过去半个世纪或更长时间，美国获得的几乎所有重大技术突破，包括计算机、医疗保健或交通领域，都源于这些公共投资。最后，公共研发的戏剧化和高影响力的激增，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持续的。这些计划的经济基础是令人信服的，但政治支持会迅速减少。科学经费一再被视为过高并主要偏向于相对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私营企业研发的局限

除了政府出资的公共研发，企业的资助研发也是创新的一大渠道。不过，本书对私营企业的研发颇多微词。

本书表示，私营研发投资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其投资规模太小。这也是系统固有的特征。私营公司不愿意手捧研发的溢出效应，努力惠及其他公司。因此老牌公司的私企高管对研发的投资不足。风投资本为一些初创企业提供了支持，但是，它们专注于快速见效的行业，如信息技术，而不是对一般的清洁能源、新细胞或基因疗法等长期的和资本密集型的项目的投资。

“在1945年之后的一段时期，美国主要的成功经验是，只有当政府强有力地支持基础和应用科学，并为由此产生的创新转为量产提供保障时，现代私营企业效率才会更高。”简单地讲就是，本书认为，私营企业的钱太少，并且，它们搞研究还往往以利为先，目光短浅。虽说亦有所建树，但是，终究体量过小。“如果最富有的美国人立即将大部分财富投入科学，那在几年内是会产生一些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几乎还是不能挪动指针。”

硅谷投资人吴军并不完全认同本书的说法，吴军在本书推荐序中写道：“由于作者非常相信政府的力量，所以他们会在书中强调政府的作用，淡化私营企业和资本的作用。美国在冷战后科技发展速度放缓，作者将原因归结为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其实，美国私营机构，包括私营企业，以及由私人捐助支持的大学实验室，在美国的创新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像微软、苹果、亚马逊和谷歌的创新，几乎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完全是私营企业内部出于竞争和生存的目的自我激励完成的。再比如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大量的由私人支持的实验室，在美国的基础研究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公共研发才是正途

本书研究的结论是，公共研发才是创新的主渠道。“公共资助的研发投资可能是唯一能让我们回到技术导向型增长的途径，能让所有的船只都浮起来，并且航行起来。”

书中用诺基亚的故事阐述技术领先促进经济增长的道理。现代无线通信行业始于1991年芬兰推出的2G标准。这种新系统允许把数字加密，以及从SMS消息开始使用数据服务。芬兰是如何在新兴技术中发展这种领导力的？这是由于公共部门的研发领先导致的。芬兰国家技术发展中心以竞争方式为研发项目提供补贴，事实上，许多人将发展归功于芬兰国家技术发展中心，该机构于1983年一经成立，立即开始支持半导体和IT公司的发展。这些公司的产品有助于电信行业的进步。提供的资金有助于芬兰电信公司实现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转变。其领先方向是与诺基亚的合作。

诺基亚始建于1865年，最初是一家造纸厂，最终也扩展到橡胶和电缆领域。它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电信业，到80年代末，芬兰电信业的大部分已经并入诺基亚。芬兰国家技术发展中心大约三分之一的资金投向了信息和通信行业公司。在80年代早期，国家技术发展中心为诺基亚的研发总支出提供了15%的资金。在1990年经济衰退期间，对诺基亚研发中心的资助仍在继续，使其即使在经济低迷时期，也能继续进行研究。芬兰经济研究所估计，1998年-2007年，诺基亚为芬兰经济增长贡献了25%，芬兰财政部长称之为“经济奇迹”。在2000年，诺基亚的出口额占芬兰总出口额的21%。

本书作者特别看重创新的溢出效应，认为，只有公共研发才有真正的溢出效应。企业对创新的兴趣只限于改善经营业绩，而非造福他人。公共研发创新产生的溢出效应能丰富基础科学的知识，催生更多实用的想法，可以推动进一步的创新，并且在各种经济的角落创造就业机会。

本书提出的主要建议是，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参与，扩大科技投资，鼓励地方创新，并帮助普通的美国人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以确保资金被明智地使用，利益在美国各地共享，重获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并最终使美国落后地区受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看别国的经验教训总结，对我们自己的发展是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虽说本书亦不乏偏见，但总的来说，还是用数字分析与史实对照生动呈现出美国创新的辉煌时代的原委。

（作者为书评人；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