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指导，《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财经》年会2025：预测与战略暨2024全球财富管理论坛”12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12月14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在论坛上表示，保持经济增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改善民生的基础。为此，应发挥政策和改革的双重功能，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向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刘尚希

对于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刘尚希认为，这需要依靠改革来拓展发展空间，具体改革举措包括推动宏观政策与全面深化改革有机结合，形成合力，同时优化央地财政结构，构建中期宏观政策框架，增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等。

“改革的作用是让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更高，让我们的发展空间更大，按照新质生产力的定义，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刘尚希指出，“现在更强调在发展中化解风险，这是一个政策思路的重大调整。因此，在防范化解地方债务的时候，不再过分强调减少存量债务，而是进一步优化存量债务结构。”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刘尚希：各位嘉宾，大家中午好！我的发言题目是《要发挥政策和改革的双重功能，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向好》。

可能大家要问，政策与改革具有双重功能，我们应当怎么样才能锚定目标？

从改革的角度来看，有制度创新的目标，比如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政策的角度看，当今的宏观政策也有自己的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稳增长、稳就业。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背后锚定的逻辑具体化。推动经济持续向好，那好到什么程度？表现在什么地方？泛泛地说，容易发散，不易聚焦。作为研究人员，要深刻领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在此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追求高质量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增速。重新认识经济增速和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一定的经济增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改善民生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预期都会发生改变，这就会产生系统性、全方位连锁反应和影响。

我们现在考虑政策也好，改革也好，不仅仅是针对明年怎么办，也不仅仅是针对十五五期间怎么办，要考虑更远一点，未来十年应当怎么办，到2035之后怎么办？在经济增速上，应当怎么样考虑？经济增速既是一个最基础性的指标，也是一个最综合性的指标，一切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增速基础之上。

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实际增速达到潜在增长率就可以。更需要去考虑如何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这就需要改革来提供推动力。因此，当前来看，我们要让名义增速适当高于实际增速，现实增速接近目标增速，让实际增速接近于潜在的增速，实现这些需要当前的宏观政策发力，即超常规调节、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也要依靠改革。改革的作用是让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更高，让我们的发展空间更大，按照新质生产力的定义，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防范化解风险的政策思路上，现在更强调在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这是一个政策思路的重大调整。因此，在防范化解地方债务的时候，不再过于强调减少存量债务，而是优化存量的债务结构，把地方的隐债变成显性债，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优化债务结构，拉长还本的时间，降低利息成本。

9·26会议就开始对化债思路有了转折性变化。12·9会议又进一步做了明确，中央经济工作会则进行了更全面的阐述。加起来就是三个关键词：超常规调节、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要实现未来更长时间内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目标，至少在四个方面发力：

第一，宏观政策与全面深化改革有机结合，形成合力。宏观政策和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两张皮、两股道，而是应当相互嵌入。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良好的体制，一些改革方案要嵌入到宏观政策的实施当中，宏观政策的传导效率和实施效果，都依赖于这个体制基础。如果这个体制不完善，政策实施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来说，改革可以提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更好发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带动效应，改革和当前的宏观政策是相互支撑的。同时，改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拓展未来发展的空间，提高潜在增长率。

第二，优化央地的财政结构。财税体制改革是标志性改革之一，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提高中央支出比例。为什么特别强调提高中央支出比例的重要性呢？因为，现在中央支出比例太低，只有14%，而地方的支出比例太高，占86%。这意味着我们的宏观调控主要靠地方，如果地方发力，宏观政策就有效果；如果地方的支出强度达不到预期，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就会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中央支出的比例意味着可以提高宏观调控的效果，同时改变宏观调控地方化的模式。

第三，财政货币政策必须一体化操作，而不是简单的A和B协调的问题。我们若是陷入A和B的协调或者协同中，这不是一体化的操作，导致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也难以形成合力。财政政策有很强的货币效应，资本市场尤其是投融资结构依赖于央地财政结构。货币金融政策的传导离不开财政。

第四，构建中期宏观政策框架。我们的宏观政策不能年度化，今年明确明年，明年明确后年，这样的话，政策的延续性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应该明确2030年之前的宏观政策框架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基本的目标是在高质量的前提下，经济增速站稳在5%这个台阶上，而且要实现经济增速回归正常状态。宏观政策，中长期的政策，改革的一系列安排，都应当服从于这个有质量的增长目标，都要瞄准这个分向，这样的话，政策也好，改革也好，就有一个锚定的目标，非常清晰，避免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保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

谢谢，我就讲这么多。

王延春：今天刘院长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合力，宏观政策和改革的协同以及要建立未来中长期的宏观框架，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宏观政策路径。有非常关键的几个点，但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展开，我想借这个机会问一个问题，希望能够简短地给在座的各位解答。

现在市场上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央也意识到了，提出来要打好政策的组合拳，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怎么协同发力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避免出现各自为政或者是合成谬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尚希：这个问题简单回答就是一句话，更新认知和观念。有新的认知就有新的政策空间，就有新的政策合作框架。

那怎么更新观念？财政上，要抓住“两个不等于”：一个是债务不等于债务风险，一个是财政收支平衡不等于财政可持续。过去对这些是画等号的。一旦转变认知，那就可以大大拓展财政政策空间。财政政策拓展以后，和货币政策就可以关联起来，财政货币政策就可以一体化操作。只有更新观念，突破部门的视角，才能实现政策的组合拳，使各个部门的政策形成更大的合力。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