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指导，《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财经》年会2025：预测与战略暨2024全球财富管理论坛”12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在论坛上表示，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要追求标本兼治，它的基本路线或基本逻辑关系是由稳预期入手来扩需求，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以此来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态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 高培勇

他指出，要兼容稳预期和扩需求双重目标来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今年以来，连续围绕着经济工作召开的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都特别提出预期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越来越向稳预期和扩需求双重目标去延伸和靠拢。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系列提法是，加强预期管理；提高政策的整体效能；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稳定楼市稳定股市等等，实际上也提醒我们，2025年要实施的“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在目标上是兼容的，那就是要兼容稳预期和扩需求两个方面的目标。

对于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高培勇表示，一定是政策和改革两个手段同时兼施。要实现的目标不仅仅是扩需求还有稳预期，并且，要从稳预期入手来扩需求，那么，在宏观政策层面的调节之外，必须同时辅之以改革行动。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高培勇：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想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我们可以期待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要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我想大家已经注意到，围绕2025年经济工作的部署，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创造性地做了一个新的表述，那就是“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此为基础，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两天，社会各界围绕着这些全新的表述一直在热议，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及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当中，围绕着能做什么，事实上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清单，比如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列出了六条：第一条是提高财政赤字率；第二条是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加强重点领域保障；第三条是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第四条是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第五条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最后一条是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把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2025年的行动路线，就目前所能谋划的而言，大致做出了一个勾画。

我们可以循着这样的基本轨迹去进行分析，进行探索。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涉及一个关键点和要害处，那就是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和以往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究竟有无不同？

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不同，那么，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可以理解为仅仅是量的增加。因为，它可以在复制原有的宏观经济政策运行机理和内在逻辑的基础上简单地做一些“添油加柴”的工作。我曾经当过工人，刚进工厂的时候就面临着工种的选择，一个工种是技术工种，一个工种是操作工种。如果运行机理和内在逻辑可以简单复制原有的样板，在新增的行动路线上便只是一个操作工种，就是添油加柴。在原有的操作路线的基础之上，瞄准我们的既定目标，力度不够适当的加油、适当的添柴。

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能没有变化，不可能简单复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是在经历了世纪疫情的冲击之后，在百年变局的背景下来实施宏观调控、布局宏观经济政策。这期间，各个方面的因素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不仅如此，新发展理念的实施、高质量发展的提出，如此等等，我不一一举例。只想说一件事，那就是，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运行机理和内在逻辑肯定是要发生变化的。这就意味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不仅仅有量的增加的问题，而且还有质的提升的问题。也就是说，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不仅要加量，而且要提质，要在加量与提质的穿行中实现2025年的经济发展目标。

从量和质相结合的角度，我觉得，讨论2025年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观察点。

第一个观察点是，奔着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去？

宏观政策总是问题导向的，找准问题、找出问题是关键。以往的宏观政策，特别是在2025年之前，也就是循着2024、2023一直往前追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几乎是单一的，那就是有效需求不足。但是，在当下，我们可以看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交融在一起、相互叠加形成了制约发展的束缚因素。

2021年，也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创造性的表述当中，让我们找到了发现问题、找准问题的一个新的思想路线。当时是这样讲的，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从此，就有了一个关于三重压力的这样一个说法和表述。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把这三重压力当作问题和困难清单而理解的。事实上，如果跳出问题和困难清单而换一个思维，你会发现，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时代新阶段从事宏观经济分析维度的清单。它提醒我们，做宏观经济分析，在当前的中国，不能只从需求角度，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需求和供给平衡的角度，还要跳出需求和供给而深入到预期层面。那就是说，至少要从事三个维度的分析，从三个维度分析的结合上找准问题、找出问题，进而完成宏观经济政策的配置。

事实上，在2021年之后的这几年当中，我们很多人的分析不由自主地是循着这样的思想路线展开的。很多人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从社会总供求平衡的角度，而且加上了预期角度。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三个方面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平行关系，不是说需求、供给、预期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事实上，它们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这个逻辑关系是什么呢？预期的转弱是病根，需求的收缩和供给的冲击是病灶。新时代新阶段或者说疫情之后，我们面对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病灶和病根相分离了。随着病灶和病根相分离，我们该做什么？那就是，解决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不能只满足于治标，与此同时还要着眼于治本。从具体角度讲，不能只是聚焦于需求和供给，而且要关注预期。如果认识到稳定预期是病根，那就要实行标本兼治。否则的话，就如同按下葫芦浮起瓢，解决问题只能限于一时和短期，而不能着眼于长远。

大家可以循着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来重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其中特别突出的一点，我想指出，在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成绩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讲的——“特别是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最终目标是“经济明显回升”，它的具体操作办法是“一揽子增量政策”，中间目标是“社会信心有效提振”。这实际上提醒我们一件事，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是要追求标本兼治的。它的基本路线或基本逻辑关系，是由稳预期入手来扩需求，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以此来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态势。

第二点，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以往我们的目标也是相对单一的，那就是扩需求。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当指出面临或需解决的问题并不限于需求和供给平衡的时候，而且，更重要的是预期转弱的时候，我们要实现的宏观政策目标自然应当是双重的，一方面要扩需求，另一方面也要稳预期。也就是说，要兼容稳预期和扩需求双重目标来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去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就是一年之前，在论证2024年重点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提法叫作“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注意到此前我们也有类似三稳的表述，只不过和“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这样的表述有所不同，为“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对比“老三稳”和“新三稳”之间的关系，会发现有两个突出的变化：第一，稳预期替代了稳物价进入了三稳序列；第二，稳预期替代稳物价之后并没有停留于三稳之尾，而是先后超越稳就业稳增长而跃居三稳之首，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再看今年以来四个多月的时间内，连续围绕着经济工作召开的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每次会议都特别提出预期问题。7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信心。特别是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布局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时候，增量政策相对存量政策所发生的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呢？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存量政策的力度不够，在此基础上又添增了一部分政策措施。如果注意到一揽子增量政策是聚焦于稳定房市和股市而展开的，而房市和股市所涉及的最主要的问题不是需求问题，不是供求的平衡问题，而是预期问题、信心问题，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越来越向稳预期和扩需求双重目标去延伸和靠拢。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系列提法是，加强预期管理，提高政策的整体效能；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稳定楼市稳定股市，如此等等。实际上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2025年要实施的“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一定在目标上是兼容的。那就是，要兼容稳预期和扩需求两个方面的目标。

最后一个方面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手段去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说到这里的时候，可能还会发现和前两个问题相类似的一个事情。以往我们说的手段往往指的是政策手段或者叫作单一的宏观政策手段，我们经常把宏观经济政策解释为逆周期调节或跨周期调节。

但是，在当前的形势下，考虑到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双重的——预期和需求问题，考虑到要实现的目标是兼容的——既要扩需求又要稳预期，我们不能不回答由此提出的一个问题，单纯使用宏观政策能不能同时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显然不行。

宏观调控就如同医生用药治病，对症是关键。当你发现你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供求平衡问题，而且还有预期和信心问题的时候，当你要实现的目标不仅仅是扩需求，而且还有稳预期的时候，并且稳预期的作用又远远高于扩需求的作用，特别是要从稳预期入手来扩需求，那么，单纯的宏观政策层面的调节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而必须同时辅之以改革举措。事实上，很多方面的事情如果单纯地从政策层面去调整，肯定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甚至还可能会留下后遗症、有副作用。怎么办？就必须同时辅之以改革。

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在一揽子增量政策当中最突出的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化债方案。最大规模的化债方案无疑是必要的，显然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但是，如果深一步分析，仅仅满足于政策层面的化债而不同时推动和化债密切相关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不需要做多么深入的论证分析，仅仅凭经验就能知道，它只能解决一时和短期的问题，很可能会出现化债之后的再化债。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是，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一定是政策和改革两个手段同时兼施的。

把上面的话做一个简单的归结，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既有加量的问题，也有提质的问题。既要增加力度，又要提升质量，要在加量和提质的穿行中来实现整体的宏观政策目标。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