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磊　编辑 | 许瑶  

科技创新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搞清楚其内在机制，是推动创新的前提条件。尤金·菲茨杰拉德等技术创新先驱和创新投资者的新作《创新的真相》，系统地分析了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内在机制、历史演变和兴衰起伏，指出了当下面临的巨大挑战，并对创新过程各个主要参与方给出了可行的建议。作者提出了创新三要素迭代模型，并结合具体创新实践案例进行分析，对于完善和优化国家创新体系有重要参考价值。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曾在20世纪上半叶大放异彩。本书总结了美国的创新体系如何支持或未能支持迭代创新过程、颠覆性创新和中等程度的创新，以及这一体系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重大作用，还分析了随着美国经济和社会变化，这个体系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变化，指出了相关问题。比如作者认为，企业研究实验室逐渐从美国企业里消失，导致了美国创新体系被削弱。

企业曾鼓励研究人员与大学等研究机构互动，这种企业创新过程、政府对创新的经费资助和大学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支撑了战后美国创新体系的高效发展。随着竞争形势的变化，美国企业被迫转向与竞争对手一样的效率，垂直整合的公司逐渐转变为专注于供应链上一个特定环节的专业公司。在这种向水平结构的演变过程中，大部分企业研究实验室不再进行基础研究，公司变成了开发、制造和分销产品的专业者。

这个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达到了顶峰，当时加强公司中每个层级和每个职能的专业化程度成了常态。企业研究实验室过去获得的创新成果无法在企业内部进行产业化，未来的颠覆性创新迭代也因为技术要素和相关实施要素知识的消失而不再可能在公司内出现。作为迭代创新过程中的关键驱动因素，跨学科人才和跨学科交流的空间越来越少。《创新的真相》这本书对于解决美国企业创新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给出了细致的分析和解决方案。

创新迭代过程的三要素

真正的创新源于创新者们头脑中各种因素的交汇。他们了解某些技术或可能存在的技术，也知道一些市场需求或可能存在的市场需求，还需要具备足够的实施经验和技能。这是一个交错纠缠的过程，作者认为不可能存在一条由科学、技术、应用的单向直线的创新过程。

作者提出只有通过技术要素、市场要素和实施要素的反复迭代，才有可能最终取得创新成果。科技史上很少有按照线性顺序取得创新成果的案例。而且，许多创新都巧妙地找到并采用有用的旧有技术，并识别和开发所需的新技术。对于许多创新来说，我们可能需要构建一个广泛的技术网络，包括可适用的旧技术，并创造潜在新技术。

市场要素定义为任何新用户或老用户需要或渴望创新。实施要素是指可被用于使创新变成现实的任何新的和旧的过程或知识。因此，产业结构、供应链、制造流程、市场交付渠道、产品定价策略、业务管理结构等都包含在实施要素之中。

这三方面的因素都非常重要，技术要素是颠覆性创新的本质和源泉，市场因素对于创新的方向起到重要的激发和引领作用，而创新的实现则非常依赖对实施要素的良好掌控。技术要素包括了基础科学研究，这是产生原始理论创新的基础，每一项颠覆性创新几乎都来自或者导致了基础科学的巨大进步。这三方面要素的主力分别是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政府在为主力充分发挥作用方面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仔细分析这三方面要素可以发现，无论是大学、科研机构还是企业，都不擅长完成整个创新过程，尤其是当创新非常具有颠覆性时。大学和科研机构更擅长随机的科学研究，通常没有特定的商业目的，不具备实施条件和手段。而颠覆性的创新研究很难与公司现有业务相融。渐进性改进要比颠覆性创新更受企业重视，直接聚焦公司现有业务的渐进式改进的研发工作可以获得更可靠的回报。

明显企业更具备市场要素和实施要素。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巧妙对接，让带有商业目的的企业乐意从一堆随机的研究中挑选出有用的成果，利用其丰富的实施要素启动关键的创新迭代过程，通过一个艰苦且非线性的过程开发成产品。企业面临的挑战是需要改变其经营机构管理方式，去适应创新迭代过程的要求。

大学在颠覆性创新中的角色和作用

大学里大多数研究活动接近于随机的研究，这类研究活动大部分由政府科研经费资助。大多数国家都有相似的政府资助大学研究计划。这种科学发现的研究，主要方法是试错，非常接近线性创新模式，而不是颠覆性创新所需的迭代创新过程。随机的科学研究需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有可能开始真正的创新迭代过程，因此大学里的颠覆性创新的产出率是不稳定的。大学与市场要素、实施要素之间的鸿沟巨大，在某种意义上，低效率反映了线性创新模式的低效性。

将大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初创企业并不是创新的主流模式。一些在美国联邦研究经费排名较高的大学，在技术商业化方面得分比较低。美国大学的研究在持续增长，但逐步离开可能导致实用创新的探索路线。大学里并没有多少准备就绪，等待释放到市场上的存放者的颠覆性创新，而企业也已经演变为高效运营的组织，已无法开展颠覆性创新迭代。

经济增长确实离不开大学，在有大学深度嵌入其中的具有高度互联的创新活动体系的地区，经济得到蓬勃发展。

作者提到，在创新成果密集的20世纪上半叶，美国企业里的高水平研究人员曾深度参与到科学期刊的同行评审和编辑工作，他们在科学会议上和大学校园中的持续参与，进一步向大学和政府传递了关于基础研究的领域方向，同时经常起到现实性检验的作用。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公司纷纷退出基础研究和长远的颠覆性创新研究，风险投资和初创公司登上了历史舞台。当时这些初创企业通常是通过吸收并继续开发原有大公司创新生产线中滞留下来的技术，或者是从大公司中的技术中衍生出来创新建立起来的。

政府在颠覆性创新过程中的角色

无论是大学、科研机构还是企业研究实验室，一个新领域的最初突破并不意味着所需的基础研究已经完成。大学和企业都不具备单独进行中长期创新过程的条件，同时也没有好的机制可以有效弥合两者间的差距，并使其共同进行迭代创新，两者都无法独自创建新的经济领域，也没有可以研发颠覆性创新和培育下一代创新者的良好的迭代环境。

政府应该将研究经费视为一种投资，不仅要量化它对社会的回报，也要找到有利于创新的最佳环境。国家在颠覆性创新早期迭代阶段的投资非常必要，因为其他的创新参与者因无法获得直接的投资收益，而不会独自进行前期投资。尽管如此，其他投资者仍不可或缺，正是他们通过自由市场承接了后期阶段的颠覆性创新，才能让国家最终实现其投资回报。

创新过程可能需要在自由市场中持续三年至八年的创新迭代，具体取决于创新的颠覆性程度。美国企业虽然有一定的市场要素和实施要素及知识，但在技术要素方面只会研发未来三年至五年内的短期技术。这是企业的共性问题。

因此，在颠覆性创新早期阶段的科研经费支持和私人资本愿意投资之间存在一个资金断层。通常在这个阶段由创新者决定是否继续推动创新。要想跨越这个鸿沟，需要创新者具备在降低创新潜在风险方面的才智，以及动用个人资金的行动。这是对创新的质量和创新者素质的有效过滤，没有经过早期适当的市场要素和实践要素迭代的技术，不太有前途的创新将无法跨越这个资金稀缺的鸿沟。

在美国，政府和风险投资都曾参与这个阶段的投资。比如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项目（SBIR）、美国国防部等政府部门，在创新者个人资金和投资机构的支持都不充足的情况下，在帮助颠覆性创新迭代跨越鸿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国防部成为创新的早期使用者，以未来购买创新产品订单为前提进行了长期战略性投资，可以帮助创新者跨越鸿沟。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政府提供的过多补贴可能会扭曲创新的市场要素。不管怎样，最有前途的创新和最好的创新者至少不会被埋没。

作者认为，政府在创新的早期阶段应该担任“客户”和“投资者”两种角色。美国政府作为客户，提供了政府市场需求，对颠覆性的创新研究的投资是最成功的。政府作为客户提供了市场要素和实施要素的背景，同时它也是迭代创新过程的推动力量，因为它想获得真正的成果。如果政府同时还是投资者，有能力对迭代创新中的行业进行持续投资，帮助创新者跨越资金短缺的鸿沟。通过采用有效的客户兼投资者模式，政府可以在商业市场和政府市场重叠的领域，提高其研究项目投资效率。

作者指出，如果创新确实有商业市场和政府市场的双重应用，那么政府可以在不扭曲创新结果的情况下进行投资，并充分利用作为客户兼投资者角色的效率。但是，政府应该认识到，这种依靠政策激励的产业不会产生净增长，除非因此获得成功的迭代创业因素能够影响到非补贴市场。

（作者为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