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市场的动荡与分化从未停歇，地缘政治冲突、货币政策转向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交织，迫使国际投资者不断调整资产配置策略。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国债逐渐进入全球视野，成为多元化投资组合中的新兴选项。然而，中国国债的外资持有比例仍显不足。这一矛盾现象的背后，既有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韧性支撑，也暗含结构性挑战的制约。

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具备一定韧性，支撑着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主权信用的信心，因此中国国债对国际投资者具备一定吸引力。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349084亿元，比2023年增长5.0%，显著高于全球3.2%的平均增速；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2% ，物价总体保持稳定；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5%，拉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明显高于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25.2%的贡献率，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IMF在报告中强调，中国“以内需驱动为主的复苏模式，降低了对外部波动的依赖”，增强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主权信用的信心。

与此同时，尽管国债收益率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经历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相对较高的收益率优势在全球低利率环境中具备一定吸引力。2024年初，中国国债收益率还处在比较高的水平。例如2024年3月的时候，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接近2.6%，虽低于美国4.1%的收益率，但高于德国的2.3%和日本的0.7%。若考虑汇率对冲成本，中国国债对欧元区投资者的实际收益仍具竞争力。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央行通过降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手段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避免债市受到过度冲击。这种“以我为主”的政策框架，为外资提供了稳定的收益预期，成为吸引长期资金的核心因素之一。

政策层面的持续开放则为外资参与中国债市扫除了制度障碍。2017年、2021年“债券通”北、南向通先后启动，此外中国国债先后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BBGA）、富时罗素世界国债指数（WGBI）等主流国际指数，权重提升至5%-10%，直接带动超千亿美元被动资金流入。2019年9月，中国取消QFII/RQFII额度限制，此后逐步简化跨境资金结算流程；2024年初，财政部进一步优化国债发行透明度，降低外资交易成本。这些举措不仅加速了中国债市与国际规则的接轨，更释放出深化开放的明确信号。

汇率风险的可控性亦是外资持有中国国债的重要考量。202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化波动率为4.5%，低于新兴市场货币6.8%的平均水平。离岸市场风险管理工具的完善，如香港推出扩大CNH利率互换和外汇期权等人民币衍生工具，为投资者提供了更灵活的对冲手段。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显示，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已升至7.0%，稳居第五大交易货币。这一趋势表明，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与避险属性同步增强，为外资持有中国国债提供了“安全垫”。

以上因素构成了外资持有中国国债的支撑力量。然而，尽管优势显著，中国国债的外资占比仍远低于美债、日债。2024年，外资持有美债总额约为8.51万亿美元，持有日债总额约1.38万亿美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各年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截至2022年末，境外机构持有国债2.3万亿元；截至2023年末，外资持有中国国债2.3万亿元人民币，与2022年持平；截至2024年末，境外机构持有中国国债2.06万亿元，相比2023年下降10.4%，更加反映出中国国债对外资投资的深层次的结构性挑战。

首先，境外投资者需通过QFII、RQFII或“债券通”渠道参与市场，资金汇出已简化但仍需备案，衍生品交易受限。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23年的报告，中国的利率期权、信用违约互换（CDS）等工具尚未向外资全面开放。

货币地位差异同样制约中国国债避险属性的认可度。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达58.22%，而人民币约为2.1%-2.5%。此外，地缘政治风险溢价进一步抑制了外资对中国国债长期配置的意愿。最后，政策透明度不足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中国国债的吸引力源于经济增长韧性、收益优势与政策开放红利，但外资配置比例偏低暴露了结构性短板。中国需在资本账户开放、衍生品创新及政策沟通机制上实现突破，方能在全球债市格局中占据更核心地位。对政策制定者，需将短期开放措施转化为长期制度竞争力——唯有平衡风险与机遇，方能在国际资本博弈中赢得主动。（来源：安邦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