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重新平衡的过渡阶段。在力量层面，中国崛起造成的两国力量对比变化、国际秩序变化需要平衡；在双边关系层面，原本互利共赢的方面也要重新调整；中国前所未有地积极主动塑造地区秩序，而美国更多在焦急应对。中美之间，竞争性因素第一次排在了合作性前面。两国关系向何处去，是牵动世界的大问题。放眼未来30年，中美需要共同谋求“竞争性共存”之道，建立一种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韩、日、俄等国必须停止争论谁应该“做得更多”，通过沟通、协商与合作，真正承担起解决朝核危机的“共同责任”。
在竞争性共存的状态下，迫切需要中美双方保持战略克制，更准确地界定国家利益和优先任务，更诚实地面对自身局限和困难，更有力地推动国内变革，更明智地选择彼此相处之道。
“普惠金融”还是“高利贷”？争议声中，现金贷业务令网贷机构赚得盆满钵满。然而随着宽容期的结束，监管之剑已然悬起，年利率、资金来源……限制性方案的出台已在预期之中。
发审委员换届、监管纪律整肃、审核效率提升等因素综合作用造成了这一结果。在新股发行常态化的背景下，监管方面如何平衡发行速度和审核质量成为业界瞩目的话题。
只有在一个智力资源充沛、便利交流、国际化风险资本云集、法律完备且对创新友好的软环境中，企业才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创造者思维，创造出更多的软价值和新财富。
分析相关制度利弊，以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和活力开放的债券市场环境，更好防范风险、服务实体经济和提升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实为必要。
发展4.0关心的不是钱，而是如何幸福、和平、繁荣地与他人、自然和谐共处，并且继续享受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发展。
十九大报告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的论断，标志着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心由速度到质量的转变。高质量的增长是新发展理念的反映，也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如果世界各国只能做到差强人意，不出三四年，全球也许就得面临利空情景。教训很明显：要么政治领袖和决策者拿出确保更好中期前景所需要的领导力，要么下行风险不久后就将成为现实。
改善民众的储蓄行为可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这决定我们是否能实现生活中的成就与满足。泰勒的研究表明，该如何更加果断地将经济调查集中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
市场看不见的手并不总是能让个体的自利动因转化为集体渴望的结果，利他主义和顾及他人必须起到作用。
尽管将马兜铃酸判定为致肝癌原凶有待补充证据，但含马兜铃酸的药物，风险高，必须证明其临床效果大于不良反应，才有继续存在的理由。
三明市政府突破省级招标目录和价格改革，以虚高药价为突破口，挤掉了药价水分，使药品费用占比下降20个百分点。
从单一业务向多元化扩张，用高难度的经营复杂度防御对手，美团为全球互联网业提供了一个特殊样本。
华为当年讳莫如深的公有云业务如今要做成继电信设备、手机、企业业务之后的第四大业务，它是如何一步步从只有徐直军力挺的边缘业务变成华为战略重点的？其成败对华为又意味着什么？
阅文的基础市值更多基于其互联网特性而非文化公司特性，未来能否支撑起目前的市值，取决于其IP开发和变现能力。
资本的涌入改变了民宿业原有的节奏，得到资本加持的品牌开始快速扩张。这个追求 “小而美”的行业如何在标准化、连锁化的改造中生存？
市场规模增长缓慢，进口产品来势汹汹，长城葡萄酒被上市公司剥离的背后，是国产葡萄酒行业的举步维艰。
获得行业主导地位的携程，正在遭遇一系列危机。在盈利压力、舆论压力和竞争压力之下，18岁的携程如何转危为机？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后，亚马逊这样的科技公司迅速引领了音箱市场，十几年来在这个市场扮演先锋角色的Sonos成了传统企业。
乘客能在飞机玩上王者荣耀，航空公司可以实时接收飞机各项数据，要实现这一切仍需3年－5年。
三位长江商学院教授陆续加入顶尖互联网公司，凸显了这些公司对系统性战略思考的渴求。学者与企业家正以一种更紧密的方式合作，探索科技和商业变革。
资金、技术、团队是创业成功的三要素。在共享单车的风口上，卡拉单车像是“三无”产品，失败是最终归宿。
官、学、商三种身份集于一身，涂瑶生曾以此为优势，带领企业走出新路；但他也受三重身份所累，败于三者交叉的模糊地带。
国有资产应当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股权管理转向，其中包括员工持股——这是国资委今年着重推出的重头戏，表明了这种行为是符合经济政策、国有资产管理的应然方向，刑事案件中需要考虑这些文件规则。
数据时代需要清晰的法律制度框架。在框架中，个人信息应受到严密保护，但数据产业的发展也应拥有一个界面友好型的法律制度环境。二者如何协调和均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及多方主体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的形成。
2017年以来，北京全城进行“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近千个出租大院被清理拆除，原居住于此的外来人口将落脚何处?
对学校和学科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何更好利用既有的评价体系，同时开发新的体系值得关注。
建设法治中国的主要途径是全面有效地实施宪法，但宪法能否有效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存在行之有效的合宪性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