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的市场建设在开放条件下，惟有选择“制度自强”：政府发力的重点始终要放在以制度、规则、手段的合理化封堵可能的漏洞和缝隙之上

金融法制不能简单采取传统的刑事程序和行政程序来应对。过度的罪刑法定主义态度虽然符合刑法原则，过度严厉的刑事惩罚虽然可以收到霹雳之效，但却无法切实防止扭曲金融市场的行为，也很难长期持续，甚至在某些方面会给市场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深刻的伤害

当年国企改革最主要的原因、动力并非如今天人们所说是“效率问题”，其实主要是“公正问题”。正是这种对“全民所有制”的分析、解构、去魅，成为中国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前提

我们需要对照政府、企业家阶层和其他社会各界的“人的形象”和行为来评判企业家的“人的形象”和行为，从而既避免盲目高视企业家，又防范片面贬抑企业家

哲学的使命不是要对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作出解释，而是对其进行如其所是的描述。这也适用于经济学的理论化活动。好的经济学理论的终极归宿也是消解自身，就如同好的医生会使自己的工作成为多余一样。这也是好的经济学理论和坏的经济学理论的实质性区别

富人因所得较少来自薪资而会提高心灵财的消费，一般薪资所得者则相对地减少心灵财的消费，尤其是较低所得的薪资所得者。当心灵财的消费减少后，社会较容易出现烦躁不安与暴戾之气，这些现象可称为“心灵危机”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就要认真研究当前的人口形势及其发展趋向，研究着眼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我国人口应该保持在什么样的生育水平

很多大学生专业课不愿多上，早早就出去实习，根本不重视通识课程。这是我们全社会趋向功利主义导致的问题。高中阶段不应该分文理，大学本科应该实行“通识教育”

通过改革，将教育权重新还给社会、还权于民，使教育重新成为社会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就有可能出现更多教育家，出现崭新的教育局面，重新焕发文明古国的教育之光

随着互联网教育个性化服务、定制服务能力的不断增强，必然要求更灵活、更多样、更可选择的教育制度

一个新的教育世界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只要我们拥抱这种改变，积极推进教育的创新，就能够克服各种难题，创造教育的未来，赢得中国的未来

用简单的政府岁入来衡量国有企业非常狭隘，漠视了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多元化特性。尤其是现代政府设立国有企业，其设立国有企业的最初动机，恰恰更多地是出于对资本的扬弃，而不是相反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后，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僵尸企业”，即很多应该退出市场的主体没有退出市场，构成了对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威胁

在进入“现代”以前，中国这个“天下”是世界“唯一文明”的同义词。中国进入“现代”之后，被迫由“天下”转化为“国家”。但是，“天下主义”的后遗症仍然严重，因此一股“锁国”的暗流始终存在

目前经济处于本轮调整隧道最深部位，政策应对“等不得、急不得”。需保持定力与积极调整信心。预计“十三五”期间经济走势会“先低后高”，经济增速在6％上下筑底完成周期转换，并在下一轮景气周期阶段冲刺高收入经济水平

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引导预期，2016年将更加注重对市场的政策引导，改善市场对货币财政政策、人民币汇率波动，甚至股市方向的预期，稳住市场。明年政策大环境应该进一步宽松

不良贷款的最大风险，在于有效信贷下降导致的增长停滞。应将不良贷款处置作为盘存量、调结构、稳增长的危中之机

降准、而非短期流动性管理工具更有助于降低银行间市场利率，推动收益率曲线整体下移

制造业集团拥有的巨额金融资产和金融业务会在金融危机中面临巨大风险，从而波及整个集团。通用放弃金融业务，宣布回归制造业也说明金融与科技合营存在巨大的风险

改革初期，对于“休克疗法”和“渐进式改革”是有争议的，决策层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改革蓝图，中央鼓励地方先行先试，通过“试错法”来发现改革的领域和模式。另一方面，不同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因地制宜的改革方案才是可取的，把权力下放给地方也是唯一的选择了

必须真正改变既有的增长模式，必须真正触动既定的利益集团格局，必须真正将相当一部分政府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社会，必须真正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实现包容性

东欧各国的制度转型意味着一种历史的回顾，即重新诉求自由。剧变不过是实现了人民几十年来的思考

用经济学解释儒家，首先可以总结为“儒家的主张，对新古典的突破”。现在新古典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它对人的基本假设，就是以个人为单位、理性的经济人。如果我们用新古典经济学去看待儒家的话，会觉得有很多方面不合逻辑

此三者，乃是人类千年万载的实践证明可堪安身立命的普适价值，它们不会随着文化的风流云散而贬值，而其普遍有效性也无分古今中外

“中国式众筹”的核心不是“筹资”而是“筹人”。即将众筹项目未来发展所需的资源提前锁定为股东，变外部交易为内部合作，以资源匹配、激活和置换实现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