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教授的路径依赖理论，是破解“中国改革之谜”的一把钥匙

艰难的改革历程印证了诺斯教授路径依赖的洞见，它警示我们在改革进程中戒慎戒惧，选择正确的改革路径

诺斯先生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还在走向他所理解的“开放进入社会秩序”的半路上。尤其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中国还正在探索自己未来的现代化道路

唯有深化制度改革和变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增长和转型两难，而转型发展和深化改革需要同时兼顾发展和治理两大逻辑，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

新公益模式正在欧美国家兴起，它将慈善的理念从授之以鱼、授之以渔转向改变渔业生态，其雄心壮志是要改造资本主义，代表了美国乃至一些其他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精英的觉醒

尽管有不少曲折，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清晰的：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革除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弊端，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

如果说30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开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里程碑，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则标志着中国的第二次转型，即从政府主导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体制

中国正处于“旧力减弱、新力将生”的交替期。传统产业多数产能过剩，效率下降，对经济的推动力不足，必须通过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力”

美国现在的绝对实力仍然强大，但是相对地位已经下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应对全球事务呢？我认为目前美国需要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

短期内，中美关系还会不断出现负面互动的局面，从长远的角度看，随着中国身份和利益的转变，中美两国合作的利益基础将会更加牢固

中国对RCEP的热烈响应，标志着中国已经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坚持十年之久的“10+3”模式，转而同意“10+6”模式。在此之前，中国一直坚持在“10+3”模式取得实质成果后再考虑其他模式。不仅是RCEP，中国也开始郑重地拾起此前敬而远之的FTAAP概念

“习马会”的政治约束与引导作用将是长期的、持续的，对其政治效果的评价也应该是站在历史高点向远处眺望，而不拘泥于短期的政治效应。“习马会”为两岸政治交往模式树立了新的历史标竿，向两岸人民与全世界释放出巨大的政治和解信号

国家自主贡献都是自愿提出的目标，因此我们急需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机制。每五年进行一次检查并提供加以改进和制定下一步措施的可能。在这方面，测量方法极其重要，因为我们必须针对“一吨二氧化碳代表的是什么”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世界当下颇为普遍的“出口净额”的思维方式。显而易见，它具有“小争”的意味，局限于个别的经济体，局限于一方的利益获取

向数字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须立即行动，逐渐打造数字化能力，尽快融入数字化时代

以公众环境健康为根本、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环境治理转型，面临着环境健康导向不足、体制机制不完善、市场激励作用不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不健全的挑战

经济学是一门时间序列的解释性学科，是“知”；城镇化规划是重大项目和各种要素在空间上行动的安排，是“行”。“知”和“行”脱节显然是土地城镇化的病根所在

对待延迟退休这个话题，从政府、社会到公众，都需要理性和客观，也需要结合每一个家庭和个人实际情况进行抉择

姑且不论麦考莱是否像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采取的是春秋笔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因此在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等著名历史学家看来，堪称“从古至今最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在确定辉格派史学观点的最终胜利的同时，永久地改变了英国此后的政治进程